了天良，把那位多子的妈妈扎了输卵管，其罪当然不可逭也。以廖王汤之意，不但不应给她扎输卵管，简直还应鼓励她继续不断猛生才对，她阁下目前才三十多岁，平均下来，一年零四个月生一个，再生十个八个，固如探囊取物，轻而易举。至于生下来后，卖的卖，病的病，死的死，残的残，而又没有钱供其受教育，乃属于“消长生谢，自趋平衡”，廖王汤大悦的范围。该副院长幸亏畏罪潜逃，而又隐姓埋名，否则汤如炎先生一马当先，捉而阉之，那才教报应不爽矣。他阁下如有亲友在台，千万写信劝他留在外国不要回来啦，回来恐怕有人会“宫”了他，危哉。
不过有一件事，柏杨先生得声明的，胡乃英女士的惨境，结结实实摆在面前，廖维藩先生曰：“无识之徒及侵略主义者，假借衣食问题，以推行节育运动。”说我们小民是无识之徒，恭受如仪，不敢抬杠；说我们小民是侵略主义者，也恭受如仪，也不敢抬杠（只心里有点疑惑）；但李桂林先生暨夫人的衣食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决不是假借的也。他们有名有姓，有详细住址，任何人都可前往参观参观，考察考察，看看是不是“马尔萨斯先生的流毒”？抑“起于神经系统之唯物主义思想”？是不是“一二不肖之徒，迅速推行亡国灭种之节育运动”？抑“一二丧失民族道德助桀为虐之徒，利令智昏”？不要说廖王汤捐十万元啦，就是他们三公能光临李府瞧瞧，然后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感谢不尽矣。王船山先生曰：“柔以丧节，险以斁偷，不自知也，不自媿也。窃其形似而自以为是，挟圣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阉然。以欺孤寡，戕骨肉而无忌。圣人之言，无忌惮之小人窃之以徼幸，岂非圣人之大憾哉。”廖王汤乃有名的仁人君子，当然不会像王船山先生所说的，但总不能不教小民愁肠百结。
有识之徒
廖王汤的高贵言论，中国人已一一领教。另外还有卢崇善先生，似乎也是一位英勇可敬的有识之徒，可惜手边没有他的质询全文，不能照抄共赏。但王梦云先生的质询中提到过他的见解，该见解曰：“乐普杀人于未生之前。”这种奇形怪状的观念，不知道在卢先生脑筋里怎么形成的？受孕之前是为精；受孕之后是谓胎；呱呱坠地，有了呼吸之后是为人；停止呼吸是为尸。呜呼，卢先生一时正义上冲，照柏杨先生尊肚上就是一刀，那叫杀人。但一旦柏杨先生晏了御驾，贵阁下觉得敝老头死有余辜，照捅一刀不误，那就不叫杀人，而叫毁尸矣。如果贵阁下再气得暴跳如雷，照柏杨夫人尊腹踢了一脚，而恰巧她身怀六甲，踢流了产，卢先生能甘心承认这是杀人哉？尤其是柏杨先生人老心不老，最喜欢学少年之人，关门自渎，卢公卢公，你怎好意思说我杀人千万，甚至谋杀儿女乎？
法律如此，生理更是如此，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直接呼吸空气，也就是他有生命，即令我们说胎儿也有生命，但节育并不是堕胎，而只是防止成胎也。如果一口咬定，硬说精子也有生命，则毛发又何尝没有生命？卢公这一辈子大概都不理发不刮胡子矣。夫一个人只有一个生命，臭男人身上有精子千万，我们不能说他就拥有千万生命也。一个人犯了死罪，只可以杀他一人，总不能连他们的子孙都杀个净光──这个文明法则，卢先生恐怕是同意的，纵像汤如炎先生之仁人圣心，也只是“宫”不肖之徒本身，而没有狠到连子孙都“宫”之也。如果按照卢先生逻辑，杀一死囚，岂不灭绝了他的子孙乎，他子孙何辜，竟遭此毒手？
王梦云先生认为装置“乐普”之后，天下一定大乱，盖“荡女淫男，尽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原来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男女间的道德规范，竟如此脆弱，全是靠着“怕怀孕”的一念而维持的。一旦不怕怀孕啦，道德便跟着没有啦，两性只要一见面，女的便上床，男的便脱裤。王先生有儿有女，请问一声，贵男公子和贵女公子洁身自爱，守身如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均一代完人，是出自内心的自律耶？抑不过只为了怕怀孕撒不了鸭子耶？我敢跟你赌一块钱，王夫人也好，王小姐也好，便是装置了乐普，也是雍容华贵，神圣不可侵犯。如果照王公这么一说，岂不是糟啦。
仲肇湘先生在电视上特别介绍了一篇高级中学堂国文课本上归有光先生的大作《先妣事略》，归有光先生的妈妈深以子女太多为苦，有一个大愚若智型的女人，教她一方，她照方吃了几个田螺，好啦，虽然孕是避啦，而她也成了哑巴，再不能说话矣。
胡乃英女士和归有光先生的母亲，是古今两位子女过多的牺牲者。对一个女人来说，生育过多，实在是可怕的刑罚。有识之徒可以一面卧薪尝蛋，一面说风凉话，但做母亲的却不能不付出血汗青春和身体，孩子们不纯靠吃饭长大的，也不纯靠臭男人那几个钱养活大的，还要靠母亲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而这爱能榨干母亲的生命。如今再加上经济的迫害，呜呼，衣食不继明明摆在眼前，廖维藩先生却嚷“自趋平衡”，不知道那个“自”是谁？当归有光先生的母亲以子多为苦时，有识之徒却以子多为乐；当胡乃英女士卖儿卖女时，有识之徒却说天主会掉给他们面包。不但是瞎了眼，也昧了心。罗素先生对反对节育的朋友，下一个批语，曰：“那些倨傲自负的人们，对于幸福快乐绝不关心，尤其是别人的幸福快乐。”咦。
古之时也，人类数目不多，天下有无穷空旷土地，任其垦植。不幸的是，土地有限而人口增加无穷，终于大地被挤得满坑满谷。胡乃英女士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而不是有八个孩子，他们夫妇的生活恐怕要好得多，而健康也要好得多。廖王汤的男女公子，个个都受有良好教育，有的还在外洋，请问一声，如果各位均有周文王姬昌先生的造诣，都生有百子，恐怕天主掉不下来面包，而孩子们也受不了高等教育。不要说受教育啦，如果孩子们的衣食开支超过各位有识之徒的收入，则请指教指教，阁下将怎么使之自趋平衡哉？是也卖掉几个乎？抑趁人不备，使他们失脚淹死乎？或抑拼命兼差，以便多挣几文乎？如果找不到兼差，或兼差的收入仍不足喂饱孩子们的小肚皮，则阁下是否“假借”贫苦之名，贪赃卖法，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乎？或只好冒着被汤如炎先生割掉生殖器的危险也节育乎？
前曾言之，不过还得再说一遍：越是富有的家庭，孩子越少，而越是贫苦的家庭，孩子越多；据说是，贫苦朋友似乎只把颠鸾倒凤，当做惟一的娱乐。我们如果更进一步地观察，家庭环境较好的夫妇，多半有相当知识和相当教养，知道用种种妙法避孕，药房里“节育素”固多得很也。而家庭环境较差的夫妇，往往不知道孕是可以避的焉。《自立晚报》记者张震先生询问胡乃英女士为啥不避孕时，其茫然之情，令人心碎，她当然不是怕汤如炎先生把她丈夫阉掉，而是她根本不知道啥叫避孕，啥叫乐普。廖王汤三公和其尊贵的夫人努力敦伦时，是不是也有避孕措施，事关天地良心，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采取过，而其男女公子的数目竟恰巧没有超过他们的能力负担，我们没有话说，只好说他真是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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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再世
富有的朋友往往孩子们少，是教养、知识，和智能使之然。不在于其娱乐节目多也。事实上有钱家伙荒淫的生活，简直不能想像。英国国防部大臣在游泳池畔，光着屁股追逐裸体娼妓，该镜头比起穷朋友在被窝里不安分，似乎更为严重。可是高阶层都有避孕的措施，问题就显得少了矣。美国大学堂女生们，皮包里很多都带着保险套或避孕药（柏杨先生在台湾疗养院看尊肚，顺手拿一本《灯塔》杂志，是一位美国牧师在上面这样写的，非情急乱造谣也，中国大学堂女学生是不是也有如此装备，不敢乱讲），这可说明一点，富人家的孩子少，不一定是因为他清心寡欲，一个个都是圣崽，而是因为他的花样繁多。呜呼，君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越是贫民区，孩子们也越多，其父母们对节育避孕的知识，差不多都愚昧如猪。提倡节育似乎不单纯地限于节育，而是一场向愚昧攻击的苦战。盖有识之徒一手执“圣言”，一手执钢剪，在凉棚底下品着香茗，望着别人卖儿卖女，嫣然而笑，小民们想要脱离苦海，恐怕不太容易。
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节育论，均是对全世界而发，不是专对中国而发。从前日本人占领东北，成立了满洲帝国，曾发明了一种学问，说日本人的体质最适宜吃稻米，满洲帝国臣民的体质，则最适宜吃高粱米──没有吃过高粱米的朋友有福矣，高粱米涩而散，难以下咽。但日本人既有如此科学发明，有啥办法哉。后来抗战胜利，满洲帝国臣民根据科学研究，也发明了一种学问，那就是满洲帝国臣民乃天生吃稻米的，而日本人的肚子却最适宜消化高粱米，于是俘虏营里的金枝玉叶，一天三餐都吃高粱米，有时候还配一点树叶之类的菜肴，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种科学是假科学，不但是侵略的，侮辱的，而且也是他妈的。马尔萨斯先生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人口论固非是专为中国而设，认为中国必须减少人口，洋大人却可拼命猛生。世界上越是文明的国家，生育率也越低；越是落后地区，生育率也越高；这只是愚昧问题，不是侵略问题也。美国是一个普遍节育的国家，难道是柏杨先生在打歪主意，洒毒汁，要他们断子绝孙哉？
从前越王姒勾践先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节育岂不是破坏生聚乎？姒勾践先生“生聚”的详细计划和实施情形，史书上囫囵吞枣，难以知其内容。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越王国生下的孩子，一定都受到适当的看顾，不但有衣有食，而且会使之长得结结实实，受到必须的教育。如果他们生下孩子，父母养活不起，八个中就得卖掉两个，剩下的又在死亡线上挣扎，那种“生聚”，有啥意义？恐怕就是二千年生聚，一个个目不识丁，未老先衰，营养不良，排骨嶙峋，一步一喘息，三步一咳嗽，风一吹就感冒，太阳一晒就头昏，哪能打胜仗欤？
马尔萨斯先生人口论是悲观的，认为人口增加不可避免，所以痛苦也不可避免，像胡乃英女士一连生了八个孩子，除了奄奄待毙一途，别无他法。自从曼彻斯特派经济学落伍之后，大家都以为马尔萨斯先生也落伍啦，他当然是落伍啦，但落伍的是他的悲观论，痛苦不可避免论，和多子多女父母天生倒霉论。新马尔萨斯学派则是乐观论者，认为痛苦可以避免，父母们有办法可以不倒霉。
廖王汤三公加上卢崇善先生，努力反对节育，一位读者老爷来信问曰：“他们跟中华民族有啥大仇大恨，忍心下此毒手？”话似乎不能这么说，如果这么说，便和廖王汤一个模子矣。不过人与猪是有分别的，猪父母生了孩子就是单纯的生啦，而人父母还有无穷的责任。有责任养之育之，使之温饱，使之免于饥饿残废，使之有高尚的品格，使之受到教育。如果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而只一味猛生，任其自趋平衡，或靠着天主掉面包，便是猪的办法，不是人的办法也。
最后，我们介绍一段罗素先生的评论：
“反对节育的人们，假如懂得一点数学的话，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主张人类永远需要不必要的死亡。在过去，大多数小孩出生后未长成即死去，现在较穷苦的地区仍有这种情形。牵连在这种早死中的一切浪费、悲伤和苦痛，都是不必要的。坚持这种学说的人们，对其因独断论而产生的一切痛苦，自不能不负责任。在制造人以外的任何东西时，谁也不会支持这种浪费的理论，假设制造面包的方法，在不知多少年间，使其所做的面包有一半不能吃。又假如有人发明了新方法，依新方法做出的面包，几乎全部都可以吃，而仍主张新方法是坏的，认为浪费也有好处，那能算是贤明吗？坏面包自然没有痛苦，但被浪费的儿童，却不得不在受苦多年后慢慢死去。凡目睹饿毙惨状（柏杨先生再加上一项：“凡目睹卖儿卖女惨状”），而不觉应该设法防止者，他就未免心肠太硬了。假如他不是硬心肠时，他就不会发表那种残忍的言论。”
（罗同先生来信介绍四月号中文《读者文摘》上《人潮泛滥和危机》一文，我想大家都一定看到过，不再抄录矣。）
节育问题，讨论到今天为止，因为有识之徒都自以为爱国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