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默地过了一段时间，父母亲开始着急了，他们引诱我说话，哪怕是评价饭菜的好坏，上学路上的见闻，可我的态度还是那么消极，拒绝与他们交流。
我受了打击，又得到与安抚完全相反的待遇，实在没有心情去关心他们的感受，但父母却想得很多很多，每看到报纸上登载的一些小孩子被坏人拐骗，或者是出走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的消息，他们就会有意无意地当着我的面讨论。
父亲甚至为了我请教过一位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老师，他给成绩偏差的孩子下了结论，说我们的特征大致是：性格孤僻，脾气暴躁、好动、逆反心理强等等。他建议父亲正确引导我，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甚至举例说明：某城市的一名小学生因为成绩不好，心理压力大而跳楼自杀了。父亲听了他的话以后对号入座，焦灼不堪。我常在入睡前听见他们在自己的卧室里讨论我，为我计划了种种可能，居然还想到我也许会做出一些最最令父母提心吊胆的傻事。听到这些议论我心花怒放，躲在被子里偷偷地笑，原来父母亲这样在乎我这个坏孩子，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到幸福极了。
为了令父母亲继续重视我，我还是坚持沉默是金的原则，这样一来，我在家里的待遇逐渐得到了改善。一天傍晚，父亲居然叫我到主卧室里去看电视，而这在原来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走入父母的卧室，那里摆着家里惟一的奢侈品——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我们的厂区已经能收看到卫视中文台，而当时我看到的正是这个台转播的节目：一九八八年环宇小姐大赛决赛晚会。
我曾经作过很多次回忆，想记起这个日子的具体时间和日期，但遗憾的是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但就是在这一天，我拥有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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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小孩的故事（6）
我还记得那一届的环宇小姐冠军的模样，她是来自泰国的佳丽，头戴桂冠，手捧鲜花，挥动着手臂向观众致谢。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一头棕色的卷发，脸很大，不是上镜的瓜子脸，眼角有一点微微地下垂，她的下巴很长，皮肤呈健康的小麦色（那时，多数中国人无法欣赏这种肤色）。但她有修长的身段，亲切的笑容，温暖真诚的眼神，她的声音是那样地柔和，语言是那样地得体，血缘里带出的高贵使她看上去像一位公主，妩媚、大方，带着母性的光环行走在人世间。
她不是来自童话世界，她来自于现实生活中！那一刻我被莫名其妙地吸引住了，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种感觉！
节目结束后我找到正在洗脸的父亲：
“为什么没有中国小姐？”
“唔？”
“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参加比赛。”
“因为中国找不到高个儿女孩。”父亲胡乱找了个借口来搪塞我。
“隔壁的小芳姐姐就很高。”
“参加这种比赛，不能光凭个头、相貌，还需要综合素质！”父亲停止了刷牙的动作，转过身来回答我。
“什么是综合素质？”
父亲含了一口水，吐掉了嘴里的牙膏沫，用毛巾擦着脸说：“泰国小姐长相一般，但她气质超凡，笑容亲切，英文流利，主持人提问的时候，她回答得很到位。”
对于父亲的话，我当时不完全懂，但中国小姐这个概念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我，我实在想不通，拥有几十亿人口，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大中国，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中国小姐来参加这个比赛！
于是我仰着头对父亲说：“爸爸，等我长大了，要当站在舞台上的第一个中国小姐！”
父亲笑了：“等你长大了再说吧。”
我又说：“我还要当第一个拿到世界选美大赛王冠的中国人。”
父亲认真地看看我，用右手摇了摇我的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想当世界长跑冠军呢！”
父亲的质疑是有原因的，从小，我被亲戚揪着鼻子叫：“小塌鼻梁”，被邻居拧着脸蛋“亲热”地喊“小胖子”！就连一度对我抱有希望的母亲，也不得不叫我“黄毛丫头”。小学三年级，因为头发的质量问题我被母亲剃了光头。而基于我一惯的表现，同学和老师一致认同我是个“假小子”！
我的身边一直不乏公主的存在，楼上的西西被所有的人称赞：这孩子皮肤太好了，眼睛太有神采了，小嘴唇怎么就这么红，头发怎么就这么黑。我的妹妹被幼儿园阿姨所喜爱：“真会挑父母的优点长，小可爱。”被这些公主包围着，我被比得没了影，中国小姐的梦想对于这样一个丑姑娘来说，可能过于伟大了一些。
父亲却没想到，我这个在他的眼中如同玩笑般的梦想从那时起便在我的心中扎了根，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不知不觉中，我迎来了十八岁的生日，又过了半年，我中专毕业了。
为理想而出走（1）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我从济南商业中专学校回到四川资阳，回家后第三天我便与父母大人吵了一架。
父母亲的愤怒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拒绝服从学校的分配：到商场去做一名营业员。
父母开始苦口婆心地给我做工作，我全当耳旁风，就是不同意回济南上班。最后父亲忍无可忍，又一次打了我。但这时我已经不再能忍受他的巴掌了，在他们上班的时候，我偷了父母亲的三百元钱不辞而别。
我想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孩子，但我的出走是有理由的。
毕业前的四个月，我被分配到一家商场里实习，负责“带”我的，是一名年近三十的女营业员老师，她叫赵熙，在商场四楼体育用品柜台工作。
赵老师皮肤白皙，五官清秀，为人和善，但有洁癖。
她每天都穿一双白色的旅游鞋来上班，清洗它便成了每日的“必修功课”。
赵老师清早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去洗手间，打一盆清水，然后仔细清洗一块口罩，倒洗洁精在她脚上的旅游鞋上，用口罩精心地擦拭那双鞋，换清水，洗口罩，再擦拭那双鞋……
赵老师每天下班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洗手间，重复上班前的一切，就这样，周而复始，从未间断。
一个星期后，我与她“混”熟了，才知道这双鞋是她丈夫送她的，有点理解她的心情，但很快她便不分时间地点地和我聊天，内容是她的丈夫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她能存多少钱，这一周吃了几次鱼或者是鸡，有时聊着聊着柜台主任便会过来检查，她立即闭嘴不言，认真地对着单子点商品的数量，或者是训斥我把小数点写错了，我疑惑地看着她收放自如的表情，心替她感到惋惜：她应该一块当演员的好材料啊！几分钟后柜台主任远远地离开了，她又接上了刚才的话题：“日子是过出来的。”她说，“今天晚上我买了棵白菜，和昨天剩下的豆腐一起煨汤喝，再放点荤油。菜里没有油水不管饱，男人吃不饱饭没有力气干活！”
“我老公是跑运输的，运输司机你懂吧，跑一趟挣不少呢！”她得意地笑着，油光水滑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这半个月他跑了四趟，四趟！”她伸出四个手指头来给我看，差点戳到我的脸上。于是我沉默着，四处寻找着柜台主任的身影。
我当时才十七岁，体会不了什么是平凡的幸福，我本能地排斥这一切，我害怕长久地待在这种环境里——中国小姐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雄心壮志也好，好高骛远也罢，我孤身一人闯到了深圳，口袋里装了三百元钱。
我来到深圳，梦想着能改变自己的生活，靠双手打造一个理想家园，却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囊中羞涩，我只能住在私人开的招待所里，八个人一间，一天十元钱。
我开始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工作，又一次次地被人拒之门外。一个礼拜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不管我如何节衣缩食也制止不了口袋里那点钱的减少速度，我曾经为了节省四块钱的车费而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路回招待所，也曾经饿着肚子躺在床上祈祷睡眠的尽快来临；我曾经因为找不着工作而苦恼地站在街头流泪，也曾经筋疲力尽地躺在四处都是喧闹人群的公园长凳上呼呼大睡。
在来到深圳的第十天，我孤独地坐在招待所门外的楼梯上感到无奈和寂寞。我后悔了，后悔来到这个毫无人情味可言的城市，后悔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工作。我想家，想妈妈，想父亲，想妹妹、同学、老师，甚至，我想念所有曾经与我有过矛盾和争执的人。我真想回家啊！
我手里握着一张磁卡，在电话亭附近徘徊了很久，最终放弃了给父母去电话的打算。
我不能回家！
我承认，孤身一人南下的豪情壮志已经被我这段时间的经历给消磨得一干二净，但我曾对父亲说过的话犹在耳边：“你等着！我不混出个样儿来就不回来见你！”
在我到深圳的第十二天，已经到了一天靠一包方便面维持生活的状态。
但奇迹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第十五天，我终于得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并且出奇顺利地通过了。
1996年的9月8日，我在深圳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四海贸易公司财务部文员，月薪：680元，另外，我被允许搬入公司的员工宿舍，我终于有了落脚之处！
说起来很可笑，如果我服从分配留在济南的商场，工资加奖金每月也能有四五百元的进账。而六百八十元的月薪在一九九六年的深圳是最低标准，就这样，为了摆脱平凡我来到深圳，为了糊口大计我接受平凡，而且接受得是这样心安理得，兴高采烈。
我开始工作。清早，我要把财务部里的所有暖瓶灌满开水，要把所有的办公桌擦干净，要扫地、倒垃圾，还要把经理爱喝的茶水准备好。总而言之，我这个财务部文员就是一个部门的勤杂工。但经历了四处找工作的那段日子后，我变得格外知足和踏实，我任劳任怨，没有任何不满情绪。
过了半年，财务部长李阿姨接受了我，她开始给我布置打扫卫生以外的工作，还利用下班时间教我如何汇总报表。我心情愉快地完成她交给我的任务，谦虚而认真地向她请教着。
一九九六年的深圳消费高得惊人，一碗米粉的价格在十元左右，二荤一素的盒饭价格也要###块一份。除基本生活费用外，我每月底还需要交付公司一部份的水、电费，公司的宿舍里没有浴室，只有一间公共厕所，我们几个打工妹找了几块木板，隔出了一块小地方，算作冲凉房（广东人称洗澡为冲凉）。没有热水器，我们另想办法，用“热得快”烧满满一桶热水，然后拎到厕所，用一个塑料勺子舀出热水，和着凉水一勺一勺地浇到身上，因为热水有限，有时用尽了热水身上的肥皂泡沫还没洗干净，就只能享受凉水浴了。夏天倒还罢了，到了秋冬季节，那种滋味无法形容！需要边洗边给自己打气！这样洗澡除了增强体质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半年下来我的臂力长了不少。后来到其他公司工作时，我可以独自一人将一桶矿泉水从一楼拎到四楼，凭借的就是这段时间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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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而出走（2）
艰苦的生活往往能激发人们最大的潜能去寻找快乐。我的快乐，是每月领到工资时，去公司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叫一份正宗的回锅肉，配一碗萝卜牛腩汤。这样一份丰富的饭食，要花去我１８元钱，所以我不敢经常光顾。纵然如此，每次我出现在小店里时，原籍四川的老板娘仍然会对我展开令人快乐的笑脸，用乡音问我：“还来一份回锅肉？”她的笑容和悦耳的音调是很有感染力的，使我感到积极又温暖。
我的快乐当然不止吃一份“回锅肉”，我想象在台上模仿着苏芮，唱《牵手》，伙伴们在台下为我呐喊，助威，欢呼，鼓掌。这时我眼前出现了幻觉，我仿佛听见了千万人在呼喊，看见了鲜花铺成的大道，环宇小姐的桂冠戴在我的头上。此时，我完全属于舞台，舞台也完全属于我。
但一旦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不得不暂时放下那个似乎是天方夜谭的梦想，我被生活中的琐事包围着。不知为什么水电费越来越高，涨工资的消息成了遥遥无期的盼望，某某被炒鱿鱼也引起我无谓的恐慌，食堂自从换了新阿姨，伙食越来越差！有一个月底，我去找一个朋友借了５０元钱，却没想到事情开了头便成了习惯，在以后，几乎每个月底我都得去找人借钱。
第二年的中秋节，我给父母亲邮去了５００元钱，收到钱后父亲给我来了一个电话。父亲说，他们都有工资，生活得很好，让我不要再寄钱回家了。挂线前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梅梅，要注意学习文化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