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著名作家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第9部分-吉米小说网

　　你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不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在还在这么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令人恐惧的。国家这么宣扬有国家的理由，军事家这么宣扬有军事家的理由，这个理由在于他们是国家或军事家，它的主张一定会建立在国家或军事家的战争观之上。但作家也站在国家战争观的立场上，在自己的文学中嗜血如花，丝毫没有警惕性和耻辱感，不讲道德和良知，连起码的真实也不讲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集体无意识现状了，而且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学写作的中国作家都在大肆宣扬国家战争观，当代唯中国如是，这种情况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杨：儒家提倡“温柔敦厚”，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柔性文化。您的作品为当代文坛注入了阳刚和血性、雄浑和大气，这是否和您体内流淌着蒙古族的血液有关？　。　想看书来

邓一光（8）
邓：儒家文化是统治阶层文化，是汉民族文化，但汉民族文化在不断融入游牧民族文化的过程中经过了无数次改良，甚至遭受过摧毁，其实已经不纯粹了。儒文化也不纯粹了，到南北朝之后，我们已看不到单纯的汉文化了。中国这个国家在强大的时候，在它拓展疆土的时候，在它分崩离析的时候，并非是“温柔敦厚”的，尚武精神是多个朝代的治国策略和主流精神，更是包括革命者文化在内的民间文化在寻找阶级或阶层出路时唯一可资利用的精神。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有阴柔和隐忍的一面，也有阳刚和血性的一面，有柳下低吟，也有迎风大歌。只是中国文化中有虚伪的一面，这一面不断强调“温柔敦厚”，借此掩盖始终存在的“铁血挞伐”。民族精神中本来很正常的东西，弄得像偷鸡摸狗似的，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中华民族不能像德意志民族，像犹太民族，像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正视自己固有的血性？对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生机渐衰的古老民族，对一个身陷全球竞争场而又不断受到睥睨遭人算计的民族，阴柔不是优点，用不着假装绅士，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也没有必要让人相信这个。
　　一说“血液”问题就弄得有点儿玄，好像不说到遗传基因上去就说不清楚，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无法回答你。我对蒙古族文化不了解，对蒙古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不了解，至今没有去过内蒙古，只是在想象中接近过它。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蒙古人和蒙古民族的小说，当然不是现实中的蒙古人和蒙古民族，而是我想象中的，这个想象并不建立在人们通常对蒙古民族的理解上，比如苍狼白鹿的祖上，比如萨满教鬼神崇拜，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是它的忧郁和伤感的一面。我说过这样的话，等我写完手中这部小说后我就去内蒙古看看，可能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年。
　　杨：接着上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您和莫言都是当代文坛开风气之先的作家，你们为20世纪*十年代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刚劲之风。就军旅题材小说而言，石钟山的《父亲进城》、都梁的《亮剑》等走的都是《父亲是个兵》和《我是太阳》的创作道路，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构思细节都可以在您那里找到源头。这两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受到热捧，而《我是太阳》和《父亲是个兵》虽然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但反响却没有《父亲进城》和《亮剑》那么热烈。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上述两部作品又作何评价？
　　邓：上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最早的《红孩子》发表在1989年第10期的《芳草》上，在《父亲是个兵》发表前，已经在《当代》、《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了《战将》、《三丑》、《院子》等一批中短篇小说。
　　你说的那两部小说我没读过。对战争的认识不同，我不读中国当代作家的战争题材小说，想来也不会有相同的世界观和表达方式。
　　应该没有人用同一种方法来阐释小说和影视。小说和影视是两个文化系统，不说精神向度问题，就连方法论都是迥异的。小说是个人面对世界，影视是世界面对众多的个人；小说是质疑前文化，影视是导向时尚；小说是拒绝现实，影视是开掘现实；小说是私人话语，影视是公众文化；小说是仰望星空，影视是俯瞰众生。反响热不热烈不是小说的评价标准，这个恐怕应该是共识。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邓一光（9）
杨：在战争文学中，女性和军人的家庭生活是作家刻意回避的一个话题。在您的作品中，这些都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也是您为当代战争文学开拓的新领域。您在创作之初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
　　邓：军人的战场生活构成他们身为军人的要素之一，而失去战场的日常生活则使军人陷入一种对自我力量狂热肯定和反抗外来强迫力量时所呈现出的精神品质和行动能力的缺失，一种不再建功立业的失落，一种混淆于市民阶层面目可疑的恐慌，一种身份丧失的危险。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人的社会职能的矛盾，但更是人在人性上抵达的可能性不再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揭示了军人的重要方面，一是军人作为军人的现实目的，这一目的指向是战争；一是军人作为军人的终极目的，这一目的指向是和平。而后者恰恰给小说提供了一种比前者更有意思的可能。
　　无论是女性还是家庭，既是军人进入现实战争并在战争中顽强活下去的重要理由，又是和平生活的重要意象，那些在历史大叙事中被掩盖了的细节，那些在集体生存背景下被遮蔽的个人生命体验，总是最多也最富质感地隐匿在女性和家庭生活之中。缺失了这一重要意象的战争文学无疑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你可能看到了，我的这一类小说从来不从战场上开笔，也从来不结束在战场上，我的作品中的战场生活篇幅远不如日常生活篇幅那么多。《走出西草地》是唯一的例外。
　　战争所导致的视角无数，国家和民族的兴亡，文明的倒退或进步，人性的扭曲或抗争，这些都构成战争文学的关注点。就个体生命而言，女性和孩子绝对是战争伤口上最新鲜的那道伤痕。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公元5世纪，蒙古军队的铁骑踏上多瑙河流域，每当作战前，指挥官都要向帐下军士们下达警戒令，警戒令大意如下：我们将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出发，我们将驱使我们心爱的马匹，并且像兄弟般的信赖它们，把那些肮脏的叛徒统统杀死，攻击他们的村庄，*他们的女人，掠夺他们的孩子，烧掉他们的村舍，神庇护的勇士们，带上你们的长矛和弓箭，穿上铠甲。这个警戒令被我用进刚完成的一部小说里，不过它没有保留下来，被出版社给删掉了。你可以从这个警戒令里看到，不管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妇女和孩子一定是最无辜的受施者，只要战争存在一天，妇女和孩子就是人类肌体上永远不会愈合的那道创伤。人类若不重视自己的创伤，就无法将自己的生命联系起来，联系成生命史。对创伤的重视同样需要联系的方式，即不光在写作中重视包括战争主宰者和参与者在内的个体生命所受到的伤害，同时更应该重视战争的受施者这些他者生命所受到的巨大伤害，这种伤害来自于演变的时代、伤害的个人，以及个体之间互相的伤害。
　　杨：您给人的印象是一条硬汉，粗犷豪放，充满阳刚之气。但有评论者称您是女权主义的同盟者。您也曾多次言称中国没有真正的女权主义。您对女权主义是如何理解的？《想起草原》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文本？《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呢？
　　邓：“君不见岩下井，百尺不及泉。君不见云中月，暂盈还复缺。”人性和人格的构成是复合的，印象这种东西，它的基本功能就是让人上当，靠不住。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邓一光（10）
我对女权主义没有研究，谈不上理解，不是什么同盟者。我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缘于我对西方女权主义的阅读。中国既没有女权主义生成的文化背景，也没有建立在本土文化上的女权主义主张，当然不在真正之列。
　　我是一个男性作家，不可能写出女权主义文本。我已经说过，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如果有主张，那个主张一定是人物的，不是我的。《想起草原》肯定不是任何一个主义的文本，它是一个人物叙事的文本。本来我想讲述一个自然人如何成为社会人的故事，那是一个具有深度可能性的尝试。我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已经被人物感动了。我的文字充满了明亮的色彩和伤感的颤抖。但故事在写作过程中没有按照我的预料推进，它被写成了一个自然人如何不肯成为社会人的故事。我没有做到，做不到，而我对自己的没有做到自豪。
　　《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是另一次写作预谋。作为个体生命，我们有自我生长的诉求；作为社会生命，我们的个人诉求被集体道德和伦理律剥夺了，个人诉求被要求必须从属于社会需求，而那个社会需求是反人性的。我的疑问是，自然权是一切生命的初始权利，它凭什么被剥夺，而且是反复被剥夺？我们是怎样适应这一被剥夺，并且成为剥夺行为的帮凶的？适应剥夺和成为帮凶后的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
　　杨：您对“战争”的定义似乎并不拘泥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没有战火的生活也是一种战斗。如《狼行成双》是写人与狼之战，《亲爱的敌人》是写亲人之间的战争，《梦见森林》是写一个人的战争……生活处处充满着“战争”。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您对“战争”是如何看待的？
　　邓：有形的战争或战斗伴随生命而来，这个生命不仅指人类，也包括动物和植物，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具有自身物种的武装，在为自身利益进行着生物链中侵犯、掠夺和反侵犯、反掠夺的残酷斗争，而任何自身利益的主张都具有政治性——草履虫也有草履虫的政治——只要这种斗争推进到物种自身安全的威胁境地，无一不是战争。
　　战争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只发生在武装斗争上，不仅事涉领土、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和民族的利益之争，还在于战争情结和与生俱来的战斗本能是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的。战争或战斗的基本形态是利益原则和暴力冲突下的对峙、对抗和征服，人类在我们所说的战争和战斗之外的其他生活形态中何尝不是这样？何曾摆脱过它们？生老病死是一场场战争，个体的成长史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战争关系的构成别无二样，自我内心冲突和文化的演进更是无休止的战争。我们的确产生和生活在有形和无形的战争中，就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其仪式化也和战争的仪式化异曲同工。
　　杨：和平时代的军事文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硝烟和鲜血已成为陈迹，过去的战争历经文学的大浪淘沙，在现实主义的有限空间里已很难推陈出新了，故事不断翻新但面貌基本相似的军事文学已无法打动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一些作家试图从军事演习、抗洪救灾等角度切入军营生活，勾勒现代军营内的生存状态，但沙场征战才是军人的理想价值所在，缺乏了战争文学，尤其是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军事文学这一领域是很难支撑起来的。可以说，当下的军事题材小说如果不拓展新的艺术空间，将会陷入相当尴尬的窘境。您能不能谈谈对军事文学现状的理解？军事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邓一光（11）
邓：我不同意你在这个问题表达的一个意思，即题材的陈旧现象。文学不是材料学，题材不受衰减期影响，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写作是陈旧的，甚至是腐朽的，这样的写作当然没有出路。中国的军事文学在古典作品中不乏令人叹为观止之作，到近现代这样的作品越来越稀少，到了当代可以说基本是平庸的，原因不是题材陈旧了，是题材被陈旧的观念以陈旧的方式反复表达着。
　　在一部作品成为一部作品之前，作家其实什么也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他想知道，他才借助想象推动这部作品由虚拟成为文本的实现。所以，作家不大可能对一种理论上的文学现状感兴趣，也无法指出任何出路。作家恰恰是在内心冲突没有出路，既不能上天堂又不能下地狱的扭曲时期开始他的写作，这种写作是一次拒绝现实仰望星空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是没有结果的。文学的延续性正在于没有结果，你不能打通你和外部世界的这堵墙，你不能打通你和“你”之间的这堵墙，你需要写作来继续这个拒绝，否则你就妥协�

《对话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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