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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最后我想请您谈谈您的小说观。
刘：从长篇小说来讲，它应该是有生命的。在小说当中，中短篇小说确实很依附于一个时代，如果它不和时代的某种东西引起共鸣，它很难兴旺下去。但长篇小说不一样，长篇小说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它可以不负载当下的任何环境而独立存在，可以依靠自身的完整体系来充实自身。比如这几年一些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马桥词典》、《尘埃落定》，它们和时代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们都有自身的丰富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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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1）
邓一光简介
原名邓渝光。
1956年生于重庆市。蒙古族。
在重庆市读完小学至高中后到农村插队落户，1978年进入重庆市特钢研究所当工人。
1980年后，先后调至湖北省汽车配件厂、武汉《青年人》报社工作。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后任《芳草》杂志编辑、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
《父亲是个兵》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
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
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
作家自述：我的读书简史
邓一光
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不长。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学校停课，师生们忙着写大字报、拖着“黑五类”上街*、去全国各地搞串联，我那时年龄小，没能像大哥大姐那样当上红卫兵，四处威风凛凛，胆子也小，不敢像二姐那样满世界去看大字报，追着抄家的队伍去看“旧社会”留下的金条和旗袍，基本上待在家里自己玩。初中和高中分别是两年学制，其中初中的一年用来“学工、学农、学军”，高中的一年用来“反击资产阶级教育体制”，正经上课的时间不过两年，加上小学的四年，算是在学校里读了六年书。
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候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准确地说，不是一个会读书的学生。读小学的时候成绩尚可，考试基本是双百分，偶尔考了98分，会委屈地哭一场鼻子，被父母说成是没出息。到了中学就成了差学生。也不知为什么，好像对那个动荡的时代很害怕，不能适应。
我在中学时学习成绩从来没有出色过，唯一露了一次脸，是高中时写作文，大概是老师让歌颂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我不知为什么，一时冲动写了一首诗交上去，当时挺得意，没想到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众嘲讽了一番。记不得是为了什么被嘲讽，就觉得当时挨了一耳光，又不敢还老师一耳光，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有阴影，一写作文我就紧张。
在学校读书的时间短，这个经历在我心里落下了后遗症，以后老想进学校读书。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在农村务农，当时我是知青标兵、青年突击队队长，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带人挖沼气池，到高考前一个星期匆匆看了几页书，上了考场，只考了一个地区的师范学校。我那个时候想读复旦新闻系，以后当新闻记者，没去招生办报到。第二年忙着办理回城的手续，以后再也没有参加高考。到我真当上新闻记者后，又想进学校读书，有一年武汉大学招插班生，我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四十岁了，那一年听说华中师范大学办了一个在职研究生班，专业是现当代文学，我头一个去报了名，交了八千元钱学费。以后一年多时间，每星期有两天天不亮就起床从汉口往武昌赶，赶到学校去听课。记得头一堂课是王又平教授讲当代文学史论，我认识王教授，也喜欢看他把胳膊架在讲桌上激情飞扬讲课的样子，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或者受了漂亮的阶梯教室的怂恿，课上完后，我从座位上起来，抱着书包去讲台上和王教授讨论问题。我说王老师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您说一体化政治扼杀自由，市场经济带来自由环境，我认为自由经济同样是一种霸权范式，照样从根本上剥夺人的自由，现代文明没有自由可言。我话没说完，班上的学生上来群起而攻，纷纷指责我不尊重老师，竟然敢不同意老师的观点。我看出这里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是挨板砖的地方，便和王教授告别离去。我走了以后班上的同学们还生气，说哪儿冒出来个戗家子，以为他是谁呀？王教授痞笑道，告诉你们他是谁，他是邓一光。同学们说，哦，原来是他，难怪。
邓一光（2）
我个儿高，上课时坐最后一排。我很喜欢坐最后一排的感觉，特别是教授们在课堂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老想，他们会不会走到我面前来和我讨论问题？要是这样，最好他先叫下课，让其他的同学出去抽烟或抄笔记，咱俩单独讨论，别让人说不把师道尊严放在眼里。那一年多，听了王先霈、黄曼君、孙文宪、王又平等一批教授的课，还在学校的学生食堂里和王又平教授喝酒聊天。都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要两个菜、一瓶酒。王教授不喝酒时冷眼看人，人都看成类人猿，一喝酒就神采飞扬，上下五千年任由驰骋。我也属于驰骋类，且绝不在四千九百九十年的时候被他丢下。但我只驰骋到一点五十分，一到一点五十分准勒住缰绳买单走人，把王教授丢在那里自己对付酒杯。有一次王教授不高兴，说你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礼貌嘛。我说您是老师，您课上完了可以不去，我是学生，我得去听课。王教授说你可以不去，我就不明白你来听什么课，人家交一篇作业你还交两篇，显摆你能写字呀。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说过以后王教授再也没有生过气。我说我得去听智者说话。
我读完了那个班所有的课程。老实说，那一年多时间对我的知识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教授们也没有改变我的写作观，但那一年多的时间，人特别安静，小说也不想写了，还老爱叹气。我想我在学校受教育的历史真的可以结束了，没必要老惦记着往学校里钻了。课程结束后，班上的同学张罗着办毕业证结业证，老给我打电话，班主任也给我打电话，我没去办，从此再也没去过学校。
我的读书经历更多的属于自觉阅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读到了第一本课外书——小人书除外。父母给的零花钱，我大多花在看小人书上。小学我读的是寄宿学校，星期六回家，我和二姐常常省下乘公交车的八分钱，去书摊上看小人书，然后怀着对小人书的思念，走很远的路回家——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小说《红岩》。那时我家在重庆，小说写的是在重庆发生的事情，讲一群隐匿了真实身份的革命者的故事，符合一个九岁孩子的阅读心态。以后读了《青年近卫军》、《铁木尔和他的伙伴》、《牛虻》等俄苏小说。“*”开始后，有一次，当红卫兵的大哥从外面拖回一大箱子小说，里面有《红字》、《十日谈》、《一千零一夜》、《白静草原》、《人间喜剧》、《叶尔绍夫兄弟》、《罪与罚》、《罗亭》，是红卫兵从图书馆里搜出来准备烧掉的。那时重庆的武斗打得正厉害，为了避流弹，家里人都躲进防空洞里，我独自躲在桌子下，一本一本读那些书。如果遇上停电，夜里我就点着矿石灯读，头发因此烧了不少回。那些小说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光是我身处的世界，还有我没看见或者看不见的世界，它们给了我最初的美好诱惑。小说中的主人公还给了我一种怂恿，我从他们的命运中逐渐意识到，人的内心可以比他的身体自由，也可以比他的身体强大。
除了大哥拖回来的那些书，我还在组织上发给父亲的“内部读物”中读到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静静的顿河》。这些书是供批判使用的，父亲担心我学坏，不让我读，我就偷偷地读，有时候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有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读，我以为那样做很隐蔽，像神出鬼没的地下游击队，可父亲是正规军，他不会被游击队蒙蔽，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尊重游击队，我常常被他从被窝里或卫生间拖出来扇耳光——军人家庭，一般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尤其不喜欢书读到迷迷瞪瞪的孩子，这是我长大以后才明白的道理。
邓一光（3）
我的成长期处于变革和动荡之中。我在少年时代几乎没有看到过安静的微笑，身边的人总是忧心忡忡，互相攻讦，包裹在厚厚的面具里，让人无法接近和信任。书本给我带来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故事是虚拟的，小说旨在想象，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知道人有幻想的要求和能力，那些幻想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书中世界的丰富和暖意对冷漠的现实世界的间离效果是起到了。从此我相信了一件事——看到的一切不是一切，还有另一个一切、若干的一切在不知道的地方，它们可以从书本中找到，可以在放下书本之后靠着想象找到。
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当了知青。那个年代，书本已经遭到过浩大的清扫，几乎已经无书可读。我从城里带到乡下的书，除了一本没头没尾的《牛虻》和几本《星火燎原》，就是知青办发的一套马列经典著作。那本《牛虻》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名气，不断有知青来借，甚至有不认识我的知青，只知道我是“那本《牛虻》”的主人，大老远地跑来借，借去了也都准时还回来了。因为书没头没尾，我自己给书做了封面，有两三次，书还回来时换了新的封面，还给画上了人物肖像画。那段时间我开始生吞活剥地读马列著作，《资本论》和《反杜林论》我读了好几遍，根本没有读懂，能背一些文字激烈的段落，每逢和人辩论时就拿出来用，常常很管用，一招置对手于死地。
有一次，我发现大队榨面房里收了一些农民家里的旧书，用来包挂面，我就拿马列著作换回旧书，等“马列”换完了，就拿麦子换。我下乡的地方是山区，土地稀缺，粮食匮乏，吃不饱饭，一年分六七十斤麦子、一二十斤谷子，剩下的就是红薯土豆了。拿麦子换旧书时很心疼，还委屈，肚子里咕噜噜地叫。那段时间最恨的就是挂面，觉得要没它们书就没人要了，我能白得。
有一次，一个农民告诉我，生产队付会计家中有“古书”，我知道后就找付会计。付会计是我在队里最尊敬的人，他和他家里人很善良，还斯文，衣裳补丁摞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说话笑眯眯的，从不说粗话。付会计带我去他家，从箱子里翻出十几册书。书是线装本的，纸页焦黄，有《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庄子南华经解》，还有《又玄集》。我一本本地找付会计借，看完还去再借别的。后来付会计把那些书全都送给了我。那些书在煤油灯下伴我度过了四年，从农村回城时我什么也没带，就带上了那些书，如今它们仍在我的书柜里。
我当工人那几年，“*”结束了，图书逐渐解禁，新华书店里偶尔会有一些新书卖。新售的书品种少而又少，每出一种，人们奔走相告，连报纸都提前登载新书出版的消息，用很显眼的字号。新华书店比总理府热闹，谁认识书店员工比认识外星人还不得了。每当新书首发当日，我就和同事约好，谁当天不上白班谁起早，凌晨去书店门口排队。我排过两次，买的什么书忘了，有一次凌晨两三点钟去，前面已经排了几十个人，到天亮后书店开门，一个挨着一个往前挪，挤出一身臭汗。第二次不到两点去，仍未排到头十名。售书数有限制，好像每人不得超过三册。书店员工大声呵斥，比宪兵还厉害。有人在书店门口打架，有人当场生病，有人因排队买书恋爱上。现在想起来十分荒唐，可那个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荒唐，觉得挺正常的。
邓一光（4）
那时的书价便宜，我手中一套《契诃夫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每册定价在四毛二到五毛五，二十册没超过十块钱。
手抄本是早些年就流行开了，我读过一些，《第二次握手》之类。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字抄得娟秀，工工整整，老厚一摞，读时老怕把纸翻破了，要小心翼翼。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手抄的《飞鸟集》，我一直珍藏着。
那个时候读书很疯狂，每到手一本书，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说贪婪一点儿也不为过。书读得很快，不快不行，每本书后面排好几个人等着，要想得罪人，不用向人借钱或借钱给人，超期两天不还书，下辈子都是仇人。读书读到凌晨这种事常有，读乏了用冷水冲头，还写读书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