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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对神农架我是满怀敬意的，我现在想起来我最大的兴趣还不是贫穷而是他们那种生存的坚韧度。人在那种地方生存下去是不可想象的。山区在一般的旅游者眼中还是很美，山寨啊，山上有人在那里耕耘播种啊！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在那么高的地方，人们是怎么生存的。比方说他们的小孩怎么读书啊？假如生病了怎么办啊？要是得了病，他怎么到医院里去？他要走多少天？他怎么下来？怎么把病人背下山？他每天吃什么？他有没有水有没有电？就是他怎么生存，就是这些具体的问题，给我造成一种巨大的冲击。人类真是太伟大了。我们说的一些不能生存的地方，这些人能够生存下去。我觉得生存的坚韧度是最值得赞美的。回来以后我写的这些小说就是关于他们怎么生存下去的东西。这些与我们的精神生活有关，它是另外一种生存方式。
周：您觉得它是怎样一种生存方式呢？在那样一种环境里面他们是靠什么信念生存下去的呢？
陈：我认为他什么都不靠，就是靠他的本能，是靠人的韧性生存下去。甚至说句不好听的，人就跟野兽是一样的。你想啊，野兽它慢慢地脱离平原，从低山到高山，它先是在低山生活的，它被人们追杀以后，慢慢跑到高山，高寒地带。它能生存下去，人也能生存下去，作为人来讲，是非常艰难的。
周：在您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中，我比较喜欢这么几篇。首先是《松鸦为什么鸣叫》，这是这一系列当中比较早的一篇。小说主人公伯纬背死人，善待死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很自发的行为，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在里面。这就给了我很强烈的感受。
陈：我当时的初衷是想冷静地写死亡，以幽默的笔调，例如他背死人，跟死人不停地说话。当时还是有宗教的考虑，生与死，例如公路带来的大量死亡。《豹子最后的舞蹈》也是这样。
周：在您的“神农架系列”小说里面，频繁地写到死，几乎每一篇都有死亡。我觉得这是很有意味的东西，这是您反反复复地在思考死亡的问题。
陈：我觉得生死在宗教中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死亡在宗教、艺术、哲学上都是永恒的话题，特别是在宗教中。宗教就是在解除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因为基督教说得很明白，它解决人类的三大问题：罪、忧伤，第三个就是死亡。但我认为死亡是永难解决的，特别是在文学中。
我喜欢写生死，我觉得它可能更有意义一些，这是我从神农架回来以后，刚开始的出发点。还是老话：从现实后退了半步，不直接关注现实的某个问题，什么*、贫穷、贪污、改革。我觉得那些非常好的小说，那些杰出的小说家，最好的小说就是写死亡的。
周：这又有另一个问题了，在您的小说里面，您把死亡问题当精神问题来对待，您在追求一个抽象的有意义的东西，但是把死亡放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狂犬事件》。在《狂犬事件》中频繁的死亡。在这里面您在思考死亡的什么意义呢？我想您绝对不是简简单单地写乡村的一个具体生活事件。
陈应松（9）
陈：《狂犬事件》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在这里面我下了很大的工夫，这是一般人无法了解的，也没有看到这个评价。关于像这种用象征的，用一种瘟疫袭来或是什么其他的，比如《鼠疫》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小说，某一个事件所蕴涵的道理。包括卡尔维诺的《阿根廷蚂蚁》，等等，某一事件所造成的威胁。我在里面花了大量的工夫，写成了一个非常实在的小说，村长，村长的家里人，这里面的所有人，像现实主义小说里面的一样，就是把寓言和现实结合起来了，表达了一种抽象的死亡问题。有了我在神农架得到的这样一些生活，使我有能力考虑到把一部象征的小说写得像生活一样真实。这是非常之难的。过去我写过象征小说，要写得非常有生活味道，非常有实感、丰富、真实可信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写得有生活实感了，又没有那种寓言色彩，没有那种象征性了。就写个生活，什么狗咬人啊，没有任何意义。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所说的死亡的意义，在这里，我一下子很难说清。
周：《牧歌》这部小说，题目看了都很美。读到前面让人感觉这个小说很美，后来突然一个事件，使整个小说发生逆转。《神鹫过境》也是如此，和《牧歌》类似。《神鹫过境》刚开始写丁连根准备把它送到动物保护站去，之后他又把神鹫拿过来把它驯服了，充当抓鹫的工具。这样看来让人感到很意外，很有冲击力，在这个转折里面，您思考了什么问题呢？
陈：《神鹫过境》这部小说是我到神农架之前写的，过去我还是喜欢写这种东西的。写人类的残忍，带有寓言性。通过驯服这只鹰，利用它去征服它更多的同类，所谓神鹫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堆肉了，在另外一些地方是神。神性在这里被一种报复心理给打败了。
周：人比动物残忍，《牧歌》这部小说，虽然题目是《牧歌》，但它是一种反牧歌的写法，它表现的是人和动物的冲突。在这种冲突里面，人和动物两败俱伤。其中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就是张打，他是个老猎人，打猎是出了名的。他到老了才发现原来自然界是那么生机勃勃，他认为动物应该也有自己的尊严，也应该有它自己的神性，人和动物的生命应该都一样。人应该敬畏动物，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陈：对，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一个没有动物的森林是非常寂寞的，死气沉沉的，对大自然我们还是应该有一种敬畏，它有它自己的平衡方式，人类不应对自然进行过度干涉和索取。
周：在您的小说里，我发现有这样一种观点，您既反对人类对自然贪得无厌的索取，也反对过度的环保主义。我们暂且把前一种叫“人类中心主义”，把后一种叫“自然中心主义”，两种观点您都是反对的。您还是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有一种关系，那么您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尺度共存呢？
陈：这个问题我真的还没有想好。我只能这样说，我写的东西，包括人对动物野兽的猎杀，野兽是否应该有它的空间。我的小说里，当然像在《豹子最后的舞蹈》里，我是怀着一种义愤，实际上，我不能说有一般的是非评判，我把这些写出来，把这些残酷的现实，人与自然、动物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真实状况写出来，我认为是最好的，不作某种偏执的评判。
陈应松（10）
周：您通过对动物、自然界的严酷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然中心主义的否定，人是不能按照自然的价值尺度来生活的，否则也是人的异化。
陈：我自己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是作为小说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不能把这种思想带进去。大山里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人与动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充满了搏斗，到最后人还是要猎杀动物，否则你没法生存。你不能说我在大山里耕耘的时候，周围全是豺狼虎豹啊，那多可怕，必须得把它们打死，要生存下来嘛。生存是很不容易的，充满了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你不能把一只老虎放到神农架去，那肯定是要打死它的，没有办法。
因此，我从来不写哪个动物很可爱。我们看到许多小说一写到动物，就把它们写得很可爱，憨态可掬，像童话一样，那样不真实。生活本来是一种严酷的现实，你不能说我们的周围山上到处是鸟语花香，到处都跑着野兽，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到处都是动物，我们和动物友善相处，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可以这么写，儿童文学家可以这么写，小说家千万不要这样写，这样写是很不负责任的。我尽量写出这种严酷的现实来，自然是非常严酷的。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人与整个森林、大山，都是非常严酷和紧张的。我就是写神农架这种严酷的生活，不管人也好，动物也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好，充满着猎杀与被猎杀。人猎杀动物，但野兽也猎杀人类，我的那些小说里也写到了这点，比如人被熊咬死，在山里失踪，夏天遇冰雹冻死，在山上耕地摔死，等等。
周：我觉得更可怕的一点是，人用一种工具性的尺度对待自然：我要占有自然，利用自然。最终，这样一种价值尺度也被用在了人类社会中。那就是人和人之间，充满了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算计与被算计的关系；因此，人和人之间，很难达到一种和谐，寻找到沟通的渠道。最终引发的结局是什么？是血案，我以为《马嘶岭血案》要表达的就是这一点。
陈：谢谢你的发现。
周：《马嘶岭血案》最大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里。知识者和乡村人之间寻找不到沟通的方式。他们遭遇的事件其实很简单，问题是达不到沟通。知识者只是说，你不要把我的东西弄坏了，我的东西都很贵重的。但是没想到的是，挑夫想到的是什么呢？你的东西既然很贵重，我抢到手里，一辈子就发了。这里就是一种思想的分歧，没建立沟通关系。这种不能沟通的关系，工具性的利用心理，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这点你可能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明确意识到。在《马嘶岭血案》里，我读出的是这样一种味道。包括在其他你的小说里，都是人和人之间的无法沟通的一种悲剧。《云彩擦过悬崖》传达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的关系。在这篇小说里，我读到人与自然之间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心态。
陈：可以这么说。
周：山上的观测员因为成年累月看守山林，看守瞭望塔，他的女儿也被野兽残害了，而不被妻子所理解，最后他们离婚了。但是，他对自然还是怀着理解的态度，很有感情，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和人之间也有着非常和谐的关系，过路的人到他那里去落脚，他给他们吃的，和附近村庄的人关系非常好，义务为他们看护庄稼。即使是对和他离婚了的妻子，他也没有半点怨恨心理。单位因为他在山上工作了那么多年，问他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帮他解决。他提出的要求是给自己的前妻安排工作。总体上看，这部小说里，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我认为您所有的小说，最后要表达的观点，就集中在这里。
陈应松（11）
陈：对，充满了一种和谐的、互相理解的关系。一种“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状态。这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发现。
周：请您说得更透一点。
陈：一种理想。当然你这样分析是对的。《云彩擦过悬崖》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篇小说。写的时候我充满了感情，特别是在写云彩的时候，有批评者说，在一个中篇小说里，用如此大的篇幅，两三千字去写云彩，是一种失误。但这恰恰是我最喜欢的，饱含感情。那种状态我觉得非常令人感动，这种状态也是我需要争取的，但很难得。守塔人宝良需要与周围自然环境多年搏斗，然后得到自然环境的认可，把自然当做了自己的家。
周：开始上山时，他老想退缩，想回家，临退休了让他回去，来接他的车到了山下，他突然觉得不愿意回去，这是由于他和自然之间达到了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谈完了这些小说，还有一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您的神农架小说和以前的小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还是对前期的小说有所超越？
陈：肯定是有关系的，一个人的道路多半不会出现断裂。我这次到北京开会，有一个湖南的作家，以前不认识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陈应松啊，你到神农架去了后可真是脱胎换骨了啊。这个说法我觉得蛮正确，虽然有一些关系，比如说，还是同一个人在写嘛，语言风格方面还是跟以前差别不大。但我现在对生活本身包括对现实体悟更深，关注更贴近了，胸襟更宽阔了。写得也比过去更加凌厉和残酷，这是我自己认为的，不知道你们作为批评家是怎么看的。相比于过去，写的东西有更强的实感、现场感，这是我过去的小说欠缺的。使小说充满现场感，像真的发生一样。但同时又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虚构的东西。要像生活，但不能完全写的是生活。
周：很多人都把您当做底层叙事的主要作家，关于“底层意识”和“底层叙事”，对这个问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陈：有评论说我的《马嘶岭血案》是底层叙事的重要作品，把我当做底层叙事的代表作家之一。不过我对这个不是很关注，作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