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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对您的创作发生影响？
陈：应该说学校的氛围对我转向写小说没有任何影响，主要还是别人的刺激，想自己为自己争口气。我写的第一个中篇《黑艄楼》也发在《上海文学》上，1987年第3期。当时《上海文学》是非常有影响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陈应松（5）
周：您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北纬30°”，在您心目中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陈：“北纬30°”是后来发现的，后来发现我的故乡小镇穿过北纬30°。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相信我们荆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神秘倾向。我发现“北纬30°”很有意味，与我追求的东西不谋而合。刚好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域，所谓北纬30°神秘文化圈，是从北纬29°到北纬31°，那里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是一个比别人更加相信神秘的神秘主义者。
周：具体而言，您发现“北纬30°”有哪些神秘的东西呢？
陈：太多了，像百慕大三角、金字塔、野人，关于这方面的书我看了很多，也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比方说中国四大佛教圣地就有三个在这个纬度上：普陀山、九华山、峨眉山。再就是名山大川，比如黄山、庐山，包括神农架、珠穆朗玛等都在这个纬度。它还是许多大河的入海口，比如密西西比河、长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等，它穿过的河流如印度河、底格里斯河、拉萨河，包括前面说的那些河流又全部是宗教的河流。在我们周围穿过这条纬度的也有很多神秘的现象，如鄱阳湖的老爷庙沉船区，洞庭湖水怪和呼救石，洪湖的水怪。我们公安和松滋有一种吵闹鬼，是一种很小的隐形人，它还会说话。这事在前年松滋的一本刊物上还登过一篇长文：发生在解放初，还没破译的一个奇怪案件。就是发现有人在屋梁上讲话，却见不到人。梁上的腊肉移动，有个武装部长不信，拿手枪打，怎么也打不到。这个吵闹鬼在湖北又叫“宵神”。神农架的神秘现象就更多了。
周：“北纬30°”算是一种神秘文化的符号，神秘文化在您的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不仅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有很多神秘景象和事物、事件，在您早期的小说中，神秘文化也大量存在。看来它对您创作的影响很深。
陈：确实如此。我的神农架小说中的神秘事情不是我编的，是真实的存在。写神农架，你不想神秘都不行，这与我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无关。我早期的小说如《将军柱》、《火鸟》、《枭》、《黑藻》等，这又是与我童年的记忆很有联系的。我童年遭遇过许多无法解释的事，巫啊鬼啊，这不能不反映到我的小说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就是童年的记忆。我见到过“鬼”，见到过飞碟。在我们那个小镇，人与“鬼”没什么界限，人人都声称见到过“鬼”，且天天发生。我认为，这个“鬼”，与“北纬30°”有极大关系。所谓楚人好巫鬼，说不定就是地域自然神秘现象的一种表现。
周：从您小说创作的整体来看，您认为有没有什么阶段性的特点？
陈：这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很不同的。刚开始，我比较喜欢莫言的小说，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莫言。我有些小说有他的影子，我跟莫言讲过，但他说看不出来。还有一些“先锋文学”的小说，不喜欢当时的一些现实主义小说，从来没有喜欢过这类小说。刚开始是写船工生活，因为我在水运公司工作过五年，有像《黑艄楼》、《黑藻》之类的东西，但没有得到文坛普遍认可。到后来又写过一些农村题材的，但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因为我老是在现代派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因为我不喜欢现实主义，但现代派的很多东西我也不喜欢，于是就处于一种非常矛盾、徘徊的状态。那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写作目的，是典型的文学的流浪汉。就是你写什么都不被承认，只是在省内得到承认。到了四十岁以后，就是去神农架，那里的生活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喜欢那个地方，那里有很多朋友。刚开始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就是还没有想写什么、怎么写的这种目的，回来以后才慢慢明白了，心里就有个谱了。在过去，我是游走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状态，那么我现在非常明确地向现实主义前进半步，向现代主义后退半步。后来在北京我的研讨会上，《小说选刊》的副主编秦万里说，陈应松的成功是向现实主义后退了半步。他这话是对的。可就我本人过去的创作来讲，今天我是向现实主义前进了半步。而结果是在当下流行的现实主义里后退了半步。但是我这种现实主义不是惯常的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是比较松散的、若即若离的关系，谈不上貌合神离，貌不合，神也离得很远。到神农架去彻底改变了我。
陈应松（6）
周：您早期的小说中您最看重哪些作品？为什么看重这些作品？
陈：我觉得还是《黑艄楼》和《黑藻》。原因是我喜欢这种表现方式，是比较诗意的，找到了一种语言的感觉，为我后来写小说增加了自信。不以故事的连贯性取胜，主要以情绪、人的感觉为主。从诗歌转向小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的这种转换还是很有意思的，既不像诗也不像小说，但就我来说，这些作品还是很值得怀念的。
周：我觉得您早期的小说，如《黑艄楼》起点很高，它直接加入到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对话中。它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只有对生活事件的心理反映，它注重碎片化的叙述，侧重对个人内心的深入开掘等，都使它对接上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风头。
陈：《上海文学》当时就是先锋文学的一个重要据点，我当时的心态也比较贴近先锋文学，但我没有进入先锋文学的主要阵营，还是与我的功力有关，而且边写诗边写小说，分散了精力，也不刻苦。
周：与其他人关注您小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觉得您的小说最大特点是注重人的心理世界的表现，对人的心灵的勘探达到了很深的层次。尤其是以“神农架系列”为代表的小说里面隐藏的一种与当下现实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您呈现给我们看的，是一种现实，是一个神农架，是一个自然的或农村社会；而隐藏在文字里面的是对终极性价值的追问，对宗教、信仰的思考和热衷。
陈：应该还是有的。我看了大量关于宗教方面的书，必须思考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比如生和死，灵魂之类。
周：您为什么会突然关注宗教的东西呢？
陈：我首先关心的是佛教，一直和寺庙也有着联系，收到许多寺庙的内部刊物。我较多的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我看到这些刊物上的许多往生故事，就是死去时的故事，死者们都十分安详，天上还出现一些异兆。皆因死者信佛。我还看到没信仰的人死时会十分痛苦和恐惧，当想信点什么战胜死亡的恐惧时已经晚了。人总要信一点什么。宗教是愚昧的，但是没有宗教是不行的。宗教就是信仰，信仰是没有什么是非的。人的灵魂是需要安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想到很多问题。我相信人总得信一点什么，需要寻求一种灵魂的安宁。当然我信与不信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也经常买基督教方面的书。我从来不做什么祷告之类。很难说我信基督教或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要有信仰，你不管信什么。在这个价值观、道德体系、精神世界都处于一种溃滑和迷茫的时代，心灵面临着巨大的不安和惊悸的时代尤其如此。
周：您觉得它们与您的文学创作之间有何种联系？
陈：有巨大的联系。我为什么要到神农架去呢？并不是领导叫我去的，而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但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城里太嘈杂了，我想寻找清净，我想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寻找清净，这个清净里面本身就包含着宗教的因素，是寻找精神存在的方式，倾听自己的方式。
周：我突然发现，您的一些小说除了在精神上和宗教有着一些联系外，在故事上也有着宗教故事的痕迹。
陈：我的小说里有极强的善恶报应的道德说教和模式，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再就是寻找模式，这是《圣经》故事的一种基本模式，就是不停行走中的寻找，寻找水源，寻找母亲，寻找幸福。基督教关于这个有一个说法，叫“灵程”，灵魂之旅，就是寻找天国的路，佛教叫做往生，去向西方的极乐世界。
陈应松（7）
周：我认为在“神农架系列”里面，有两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一是城市和农村，二是农村和自然。更有意思的是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对立里面，农村的价值是优于城市的；在农村与自然的对立里面，自然又是优于农村的。最终我发现了，城市——农村——自然，它们三者里面，价值是在最终向自然倾斜。我想知道，这种自然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为什么您对自然界包括动物那么痴迷呢？
陈：这应该与我们内心所渴望的东西有关。这种自然应该是一种内心的自然，是一种精神向度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存在，它不光是一种大自然。它也是一种符号。说不定它是一个精神的高度，或者是一个精神的坐标，我们的一切必须到那里去。这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所想象的那种大自然，它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所想象的大自然。它的世界，也有人，也有树木，也有石头，也有野兽，整个大自然的那种生机勃勃，那种非常陌生的境界，这是真真切切能够慰藉和安抚我们的一个世界。虽然它未必就是精神，但它和精神有关。是有信仰在里面，有感情在里面。
周：很多时候评论家认为，因为您到神农架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所以您的文学创作与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对这种评论您有什么态度、看法？
陈：我还是不太在意这些评论，有些时候也没有仔细去想，对这些评论，我也只是默认罢了。你问的也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当你得到什么的时候，有时可能是意外的收获。当我写完《世纪末偷想》以后，我发觉我很能写这种思想随笔，有思想的，很精练的，并且是更深一层的东西。过去写诗就是写的这样一些东西，我还真想写一些关于森林啊、动物啊这样一些随笔，写上了瘾，我这就去了神农架。不过去了以后，我发现森林并不是我想象的森林。大自然是非常残酷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第一次到神农架的时候，觉得那里真是太美了。高山草甸就像神仙种的，那些箭竹排列得非常漂亮，有规则，就像人工种植的。但也得到了另一种感觉，那就是非常贫瘠。农民那么贫穷，动物那么稀少，当你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去那儿的初衷就变了。
周：了解到真实的神农架后，您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陈：是的。千年的树木都被砍伐了，砍伐了就很难再生，就长了这些草甸。而且它这种草盘根错节。即使树籽掉进去，都不能生长——已经没有了生长的空间。我发现了自然界的生存法则真的是非常残酷的，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也是非常严重，不可逆转的。我就回来写《豹子最后的舞蹈》。我是怀着义愤，讲最后一只豹子是怎样死亡的。
周：看到了神农架的真实境况之后，您对神农架原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脑海中诗意的自然被严酷的自然所代替，是这样吧！
陈：这种思想上的冲击，使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有了许多的反思。我们过去讲的那些山村的农民，那些非常美丽的村庄、村落、村寨啊，我们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中经常接触到这种浪漫主义的山村生活，什么山里妹子多么漂亮啊，山里汉子多么强壮啊，什么村村寨寨欢歌笑语啊，那些很美的民俗啊，说得像诗一样美。其实全是谎话，我过去并不知道，我们这些写作者也是被文学欺骗了。事实不是这样，山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农民穷得不能再穷。那么我思考的问题就是非常实在的，没有什么虚幻的东西，它改变了我生活的态度。那时流行的一些小说写农村，写农村怎么改革，村长怎么带领大家致富啊，等等，都是写这样一种东西，至少有一半的东西是虚伪的。从神农架回来以后，我就突然改变了看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陈应松（8）
周：您去的时候是带着寻找精神寄托去的。但是去后那里带给您的是一种现实的、强大的冲击力，促使您有了新的看法。因此在您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对农村、对神农架地区人的一种生活的贫穷、精神的贫穷的关注，是不是也有这样一种想法在里面呢？
陈：对神农架我是满怀敬意的，我现在想起来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