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钟书（1）
葫芦123发帖时间：2002042411∶39∶00
关于钱钟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可是这本书是新鲜的——《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作者汤晏，纽约大学历史系博士，常年在台北“中央通讯社”以及美国华文报纸任编辑。此书部分章节曾在香港报章刊载过，题为《钱钟书新传》，不知出版时为何改了个让人不太舒服的题目。
钱钟书一直是我敬佩的前辈大师（这个称呼现在已经给用滥了）。有关他的作品、生平、议论等等诸种，我是非常留意的。以前也看见过几种钱钟书的传记，老实说，除了张文江的那本，基本上都乏善可陈。一个“钱迷”，不可能没读过杨绛写的有关钱老的文字，也不可能没读过海内外各种钱钟书“印象记”。于是乎，有人将这些常见的文章，一一拉长，点缀些无关紧要的议论，马马虎虎地就凑成一部传记。这样的写作，我以为还不如老老实实编一部钱钟书先生的年谱。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年谱学先后经过清代考证学的洗礼和近代史学的冲击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可以充分地承担起‘连贯叙事’的传记任务。‘周邦虽旧，其命维新。’”（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可惜，现代文学思想史上有地位的作家、学者的年谱，我还没见过几部像样的。
扯远了，这是题外话。回到汤晏的这部“新传”来。书后附有杨绛先生2001年10月28日致作者的信，夸奖作者“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遇到不确切的事，不惮其烦的老远一次次来信问我”，可见是一部受到传主呵护，兴许也可以说是认可的书。杨绛回答的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为以后的“钱学”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周策纵、林博文二位史学前辈也为这本书做了序，周策纵的序文，重点是感慨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前的悲惨遭遇。
书分16章，1949年前的内容颇为详细，后半部则显得有些单薄。此书也是以“考据”和叙述生平为主，较少涉及对具体作品的评价，除了书后有一篇简单的《读英译〈管锥编〉》。书中的一些情节，以前没有看到过，显得颇为新鲜。
比如钱钟书和胡适究竟是否见过面。《写在钱钟书边上》里有文章称胡适请年少气盛的钱钟书吃过三顿饭，但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胡适亲口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钱——那是他对胡颂平谈论《宋诗选注》的时候。汤晏因此特地写信询问杨绛。据杨绛回忆，钱胡会面，是在1949年春夏之交的上海，地点在合众图书馆（熟悉历史的不妨考证一下，这个图书馆旧址在哪里），是前辈女作家里和杨绛最亲的陈衡哲邀请：“我们吃个tea吧，我们两个，你们两个，还有适之。”陈和胡适的关系，回忆一下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就明白了。于是钱钟书夫妇赴约，“我们谈得极亲密。”（以上均引自杨绛至作者的信）当然他们见面还不止这一回。某次郑振铎请胡适吃饭，钱氏夫妇也到场了。可是胡适为什么说不曾见过，杨绛就不明白了，而汤晏认为，时值大陆批《宋诗选注》，再加上胡在大陆已被批臭，出于好意，胡适不想谈那些事，以免钱再受牵连。这个推测应该可信。
有关钱钟书数学低分，但仍被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一事，作者也做了一番“考证”，不过重点不在于钱考了几分。因为作者发现，比钱钟书低一班的校友季羡林，考取清华外文系的时候，数学分数比钱还要低。书中另引1940级清华外文系毕业的陈慈女士回忆，参加入学考试，考数学的那天，题目一发下来，“我整个人愣住了，因为翻来覆去，我也找不出几题是我会做的”，所以她最后也没明白是怎么考上清华的。然后就轮到作者不明白了：为什么别人数学不好，中英文好，就可过关，何以钱钟书的情况要惊动校长大人呢？
我想，这恐怕是为了衬托钱钟书的不同凡响吧？此外，一般“钱迷”都知道钱钟书小时候“抓周”，结果抓到了一本书。有位研究圣奥古斯丁的学者，曾经讥讽传记中的这类现象说，“这些传主在童年时代已显出种种迹象，将来必然要攀登生命的‘高峰’，例如圣安博从小游戏时便扮演主教；圣卡斯贝特从小就庄重，不肯转动车轮。这些传主几乎一出场就已成大器：好像他们很早就达到十全十美的境地了。”正因为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我觉得这本传记的优点，是作者下功夫还原历史的原状，不惜做大量查阅，咨询，而且没有太大的功利性，因为不必也不存在和国内的“钱学家”争抢头衔的可能。有些学者，在掌握钱钟书的资料方面，确实胜人一筹，但是对持异议者，以致对杨绛本人，所表现的那种不依不饶的态度，实在令人齿冷。
说到“交白卷”的故事，杨绛也有一次，是她选修温源宁先生的课，考试时觉得题目太难，干脆“不知为不知”，交了半白卷。此时的温源宁已经知道杨和钱的关系，私下提醒钱“pretty girl往往无头脑，她的考卷甚劣，不及格。”当然，二三年后，钱杨结婚，并结伴去英国留学，经上海上船出发之前，又见到了温。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温先生请我们到他家会见师母，他们俩又请我们上馆子吃饭。后来又送我们上渡船，送到海轮上。”（以上均为杨绛至汤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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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钟书（2）
此书中，有关钱钟书不敢违抗父命，被迫离开西南联大转蓝田师范任教，期间和联大之间的误会和矛盾，后来曾决意返回昆明，却正逢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因而滞留一事，也交代得比较清楚。那段时间，钱钟书夫妇，宋淇夫妇，经常聚集在傅雷家“朴素优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并未走向和平，真正打开窗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要等到30多年之后了。
下面一个掌故，发生在30多年后，非常值得做一回文抄公。1979年春天，钱钟书随中国社科代表团访美。9月，台湾《联合报》刊载陈若曦的小说《城里城外》。小说写斯坦福历史系华裔教授尤义，在家设晚宴，招待大陆来访代表团领队侯立，团员秦征、毕老等。谈到秦征的《围城》和《宋诗选注》，听说是热门小说，秦老十分开心，直呼“年轻时代的游戏之作”，但是一脸的喜气洋洋。小说通篇把钱钟书漫画化，如同得志小人。小说中还写道，吃饭时秦老问尤义，“我女儿去年到英国去了，现在是两个侄儿想来美国，请问你有什么路子？”毕老也希望尤义帮忙把孙子弄去美国，而侯立则在告辞时，将一张条子塞在尤的手中，自然也是为了儿子出国之事。除秦征外，小说中的毕老是指费孝通；侯立，自然是领队宦乡。陈若曦意图模仿钱钟书，且不说不可能到位，而且在那样的大环境之下，也不太地道。也许她意识到了什么，所以几年后在北京，她亲赴三里河钱寓“请罪”。钱先生并不计较，他写信给夏志清，称与陈晤面，“谈笑颇欢”，且直言“我greatly amused by her naughties，无罪可请也”。
有关钱钟书访美的情况，作者的评价也很实在。他说，钱至今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尚不如胡适和鲁迅，许多赞扬钱钟书访美成功的文章，夸大事实而不足信。所谓“轰动一时”，也不过是学术圈小范围之内，和当年杜威罗素来华的“盛况”比，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这似乎就涉及自尊心的问题了。要民族自尊心，如同人要面子，都是应该的，但是不可过头，以至于闹出中国女孩在牛津如何受赏识的假新闻等。整天追求别人认同，过渡的敏感和自尊，就不是面子而是病态，不值得称许而要警惕了。汤晏批评《写在钱钟书边上》一书，有不少胡说八道的情节，比如普林斯顿大学邀钱讲学，开价16万美元云云。
“钱学”成为显学，钱钟书成为热门人物，麻烦也接踵而至。作者援引了大量钱钟书和夏志清的来往信函，内容多为钱拒绝来自世界各国的讲学邀请，乃至拒绝受领五花八门的奖章、勋章等等，其中当然少不了笑料，还有人私吞香港客人赠送钱杨夫妇的礼物！晚年的钱钟书，对各种干扰的确烦不胜烦。“钱学”也成为各门“显学”里官司最多的一门。昨天我才知道为了一本《破围》，可能又要诉诸公堂。
钱钟书仙逝三年有半，杨绛也年过九旬。作为读者，希望她能在有生之年，将钱先生的著作整理完毕，将她要写的文章写好，不要受俗事杂务过多的干扰，则读者幸甚！
文人黄侃
梁惠王发帖时间：2002011816∶34∶00
与章太炎、刘师培相比，黄侃才是一个地道的文人，虽然他也首先是一个学者。
在那个时代，光做文人是很让人鄙视的。我曾寻绎过章太炎的论文标准，唐宋八大家之所以被他骂得狗血淋头，不过是因为他觉得人家“小学”不精通，那便不配有做文人的资格。而黄侃有，所以这师徒俩能其乐融融。
可是黄侃的文章是不及章太炎的，他喜写骈文，和乃师大异其趣，只是好用古字倒也半点不含糊，时时摆出一副不让咱老百姓读的架势。那也没办法，由他去吧。
我对他的词很感兴趣，首先是名字很吸引我，他的词集名《携秋华室词》，显得很野逸。虽然还改不了朴学大师的毛病，把“花”写成“华”，但足以让人遐想。他喜欢带着学生去野外，群坐桃李树下，以满地落红为席，饮酒赋诗，不醉无归。骏足踏明月，秋华且萦怀。这是循规蹈矩的学者们所无法想像的。然而，不是很可爱吗？
这样的人自然就不会不好色，据说他搞了不少女学生，他大概属于是搞完之后拍拍屁股扬长而去的那一类型，以致有的竟尾随他，抱着孩子追到章太炎堂上哭诉。现在想来犹且让人艳羡之余发一大噱。可是这厮似乎从不觉得满足，在词中他发感慨道：沧波泪溅，算留得、闲愁未断。
凭曲栏，讶瘦杨如我，难招莺燕。“讶瘦杨如我，难招莺燕”，大约是怨自己不够帅，泡的妞还不够多吧。他到底想招多少莺燕呢？
不像同样感情丰富的王国维，黄侃善于发泄他丰富的感情，追逐异性自然是一个重要方式。这本无可厚非。也许天底下男人都不满足只和一个女人做爱的。黄侃不满足，王国维也未必满足。可是王国维缺乏这脱落不羁的名士风度，他只好转移雄性的注意力去考虑人生，他的诗“至今呵壁天无语，终古埋忧地不牢”，是真实的忧愁，他的“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是真实的悔恨。他想不清楚，又不能听之任之，只好自杀。而黄侃的“闲愁”是多多少少有些假的，我觉得，真正的文人，他的忧愁都有点假，“为赋新词强做愁”，就是很好的自白。他永不会自杀。如果自杀，也不会为了所谓某种崇高的理由。
黄侃是很崇尚魏晋风度的，那确是任意宣泄的重要理由。三国时的阮籍，不循礼法，可是听到母亲死了，一恸之下吐了数升血。在章太炎笔下的黄侃，也是如此。他认为这个爱徒具有至情至性，是最真实的人的典型。他告诫别人：“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要人家只看到黄侃的优点，不要看缺点。他挺蛮横的，虽然他手下没有一条枪，也并非什么党的领袖。
作为文人的学者黄侃自然不会有什么大的政治怀抱。如果说早年他曾是反清志士的话，那完全是血液中的年轻在作怪。当然，基于他所治的中国传统学问，他也不会对国事完全漠然置之。在给学生讲《诗经》时，他念到“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为之低徊不已。这是一首周幽王时的诗歌，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大夫悯时”之作。这时他全然忘了自己在课堂，把这几句诗的毛传翻来覆去低吟了数遍：“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使在场的学生皆为之动容。时值1935年，是他最后一堂课。
长年的治学辛勤和率性酒色摧毁了他还算强壮的身体，他可是曾经为了某个学术问题，敢跟人“刀杖相决”的，孱弱的知识分子决没有这个气魄。我是这样认为。50岁刚到的他躺在病床上恹恹一息。他曾经发誓，不到五十不著书。可是现在他纵然想著，又安可得？
章太炎及时给他送来一副五十寿联，他挣扎着爬起来看，那联是：韦编三绝今知命
黄绢初裁好著书别人都边夸赞，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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