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冬时节，人们又开始怀念有雪的冬天。作为一种象征，雪的短期缺席关情无多，但在五年七年之后，我们便会为一个熟悉的、已与世俗情感水乳交融的世界的消失而嗒然若丧。所幸，在天涯社区即将跨入新一年之际，我依然能在温润的空气里，通过重温《闲读中西》以及其他两卷书中的文字，清晰地听见当年落在这里的片片雪花融化时注入大地的力量。那是一些绚烂脱俗的雪花，不为意气也不带戾气；它们汇成的细流一直没有停止涌动；它们召唤出一些共有的东西；它们让那个熟悉的世界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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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可笑，非常笑：流沙河片论（1）
敌人韦小宝发帖时间：2002121408∶50∶00
一
流沙河先生50年代因大毒草《草木篇》荣登钦点，贾得大祸，得大右派之大名，此项殊荣，诚非其所能预想，更不是他想争取的。对此，劫后归来的他曾不无幽默地说：《草木篇》并非写得如何，全靠毛泽东做广告，一次又一次，共做了四次。每次几句，一共十几句。一句又当一万句，共十几万句。这样的广告做下来，谁也得出名。他本想努力歌颂新社会，做一名忠实的“歌德”弟子，但是，所谓“歌颂”的权利尚未配发给你，你便去挠其痒痒，弄得当权者好不耐烦，就说你流沙河挠痒术不精，居然将其皮肉抠烂了两块。遂入另册，差点套用祖宗的雅辞来说“永不叙用”，尽管他并没有当什么官。在集权制度下，一只鸡和一个人真是没有什么区别，何况他也不可能比那只“乐天派”的鸡更有城府，深谙别人请君入瓮的韬晦之法，一不小心就犯了“响应号召罪”。“年年到了腊月下旬，四邻忽听雄鸡报晓。听那多声部的轮唱，叫得好欢。Y先生说：‘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啊，晓得不晓得，要挨刀了。’”（《Y先生语录》第378则）这就像美食家车辐老与流沙河先生同当右派时一起拉车，流沙河深知彼时的右派是“人人畏我，我畏人人”，而车辐还是拉着车，一如既往地沿路与认识的熟人打招呼。“我非常难堪。而他倒很昂扬自豪，似乎拉粪特别有脸，这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啊！”（《文人拉车记》）
接下来便是学习改造，拉车解锯，劳其筋骨，清洁精神，就像花木断掉一切水源，刨掉其营养根基的土壤，抽空他活着的伦理基础，号召家人与其划清界限，加以检举揭发，孤立其身，宜乎郁郁而终。哪知他竟从这万劫不复里逃了出来，捡得小命一条，还能看到那些整人者的下场，他有联赠一“右派同学”：“潮停水落龙安在，云淡天高雁自飞。”细品之下，其味无穷，尽管个中典故洵非三两句话能够说清。但他并非豪语大言之徒，且深知人生是一场亦悲亦喜之戏，人人都只不过是其中的傀儡，太过老实，迂阔已至胶柱鼓瑟，徒惹人哂笑而己。下面这副对联很是表达了他无奈的超脱：“尽历沧桑身犹在，重过黄粱梦已无。”20多年苦役下青春的惨损，无处申诉，无处可辩，即使可辩，又从何处赎回。求得一个无罪，于我们已属万幸，感恩戴德，几近涕泗滂沱；三呼万岁，只差皇恩浩荡。至于在法治之下的追讨精神损失费，就免谈了罢。
人生受过大劫，有的人憬悟出苟世之方，有的人明白了晋身之阶，而流沙河则明白了人骨子里面尤其是在集权制度下的渺小可怜，于是便不懈地自嘲，亦笑蝇营狗苟之徒的贪婪鄙吝。他在1985年以前所写的文章还较中规中矩，讲述新诗，更多的是不忘载那种相对正统的道（后来就有点“拒载”的意思了），因为他再度解放后，对主流话语的认同态度与遭罪以前并没有多少分别。这种实情在他后来的认识中有很好的表述：“适逢改革开放，拨云翳，见青天，欢忭若狂，喜我青春之复归也。有组诗《故园九咏》谴责旧时期，有长诗《老人与海》赞美邓小平，自觉歌颂当今改革，若使命在焉。”（《Y先生与我》）比如他在编著《台湾诗人十二家》，评介余光中、洛夫时，均带着批评性的语调说他们的诗，消极悲观，惊人的厌世。其实正常的人没有任何时候都积极的理由，人生不如意者常###，只有那些浅薄而狂热得发烫的所谓革命派才随时处于向上爬的积极状态。流沙河之所以于生存环境有了不少的怀疑精神，那是从“文革”后期就慢慢发芽而生长出来的。有了怀疑精神，人就或多或少地具备了现代人的气息，不再盲目崇奉什么。流沙河自复出以降，其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与日俱增，1985年，在不学如我看来，却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折期。其下笔之吊诡犀利，嬉笑为文，直指现时社会的肮脏痛处，散淡看世，体察当下人文的委顿无骨，洵非往昔可比。譬如反思自己右派生涯和批判“文革”生活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即是此中扛鼎之作，应与巴金反思“文革”的《随想录》一同看待，即使现今看来也是同类著述中的翘楚。其他尚有被学者冯川称为“动物列传”的诸随笔《祸延羽族》、《肉弱强食》等等，不乏以动物喻人的诙谐之章，特别显示出他诗才与史笔的完美结合，读后真是让人大快朵颐。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流沙河80年代中后期迭出的随笔佳什，便不难发现他日后要费心意译《庄子》而成《庄子现代版》，随即又创作集笑话、幽默、讽刺和批判于一炉的《Y先生语录》的大致线索。他在编著《台湾诗人十二家》时讲到羊令野的《蝶之美学》便发挥道：“这只雄彩蝶记得自己曾经是睡眠的蛹，无知无觉，后来化蝶，在春天里忙于采花。它飞入过庄周的梦境。它逃脱了香扇的扑扇。它游戏了一生，现在虽死了，仍感到满意。当然，给钉在标本盒里不能飞了，但可读读《庄子·逍遥游》，想像一番鹏鸟自北冥飞往南冥是怎样的快活，也就等于自己在飞了。”但流沙河先生说这样的人生观“未免悲观，不足取法”，这也是他80年代初期思想的真实反映。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日后面对同一材料而发生的不同的思想转变。尤其是他带自传性的随笔《这家伙》，可以说是奠定了他日后行文风格的一篇典范之作，进而生发出他嬉笑针砭、自嘲他嘲的文章格局，并由此批判现实社会的荒诞可笑，表达自己的诗人之思。《这家伙》以第三人称述己事，不受第一人称行文记事时的羁绊约束，显得佻跌宕，嬉笑甚至怒骂也就是顺乎自然的事了。“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别可怜他，他精神好得很，一天到晚，信口雌黄，废话特多。他那鸟嘴1957年就惹过祸了，至今不肯噤闭。自我表现嘛，不到黄河心不死！”接下来便嬉笑地证明“说他是诗人，我表示怀疑”，“真他妈的见鬼！我相信年轻人决不愿意读他的诗。历史将淘汰他，无情地！”这样的文章，倘若以第一人称写来，就会变得滑稽与矫情，虚造之笔溢诸纸墨，扑人眉宇。但使用第三人称确有出人意表的效果，又有说部的善置悬念，还将自己从单一的主体中分裂出来，以客体的身份观照自己，此乃识人及为文之“分身术”：“这家伙最怕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
笑可笑，非常笑：流沙河片论（2）
阿根廷小说大师博尔赫斯好为吊诡之文，善创神秘之章，喜弄分身之术，乐玩叙事圈套，潜泳于古今玄妙之事，浸润于莫比乌斯圈的“自咬”。博氏喜读《庄子》，何尝没有庄周梦蝶的自我“物化”之感，因而有《博尔赫斯和我》、《另一个我》、《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诸文，既似小说亦像随笔，模糊了文体疆界，取得诙谐佻而又让人深思的效果。流沙河的“我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也只有如此，“我”才能够看得见“他”，“我”并不完全是我，也有可能是“他”。如是观之，自嘲何尝不是他嘲，反之亦然，此乃笑天笑地，笑古今一切可笑之人，包括自己。古人乃至今之落后民族的“临池一照”，以及自此之后发明的镜子，均是人类认识自我的进步。镜子的照鉴功能，正是人类得以窥视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的工具，尽管这种“认识”还不免落入皮相的窠臼，但人类自此会减少些许暗昧与自大，认得自己的可怜渺小，“这家伙最怕我”，“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但如果有人据此断言流沙河的自我调侃取法乎西，那就未免太过草率，我们只是说文化上的不同之同，开人眼目而已。吾国历代幽默笑话、反讽自嘲甚多，且不说东方朔、纪晓岚诸辈的诙谐冷趣，就是在许多古代文人骚客的“自为墓志铭”、“自题小像”里也不乏像《这家伙》的自我贬损和风趣，这就是说流沙河的“这家伙”不免受历史上诸多前辈“家伙”的直接沾溉。戏曲家钟嗣成曾夸张自己的丑是“有朝一日黄榜招收丑的，准拟夺魁”（《一枝花·自序丑斋》套曲），画家徐渭自污是“龙耶猪耶”（《自书小像》），思想家李贽谓自己“其性褊急，其色衿高，其词鄙俗，其心痴狂，其行率易”（《自赞》），文学家张岱说：“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诚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仅堪覆瓿。这人耶有没有用？”（《自题小像》）诗人流沙河说：“有喝倒彩的，有鼓反掌的。这老傻瓜，他还洋洋得意，站起身来频频鞠躬。我真替他脸红！”（《这家伙》）
这实足的自我贬损里透露出非比寻常的傲岸不群、深切的孤愤以及无奈的自嘲，也可说是对社会变相的批判与宣战。鲠骨之言以嬉笑之语出之，更能获得出人意表的效果，让人铭记在心。正如法国著名喜剧作家莫里哀所说：“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们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伪君子·序》）流沙河已经在“文革”时经历过无尽的污辱和被动的自骂：“各位革命群众：我是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从这样的人间地狱活命出来，还有什么不能嬉笑怒骂，调侃反讽的呢？！自然能主动地看到自我的渺小，进而调侃戏谑，非心理健康，历尽沧桑，看透世相，洞察人生，佻善谑莫办，如此才知道自己原系一“家伙”耳。
二
林语堂先生说：“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虚空、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 Khayyam），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吾国与吾民·幽默》）流沙河亦是在识得我们人类自身渺小愚拙和现实社会的可笑后，才以幽默讥刺的文章讽世的，亦系一幽默大家也。沐改革开放之风，8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种思潮风涌而来，众多主义加入社会对文学的大合唱，批判反省及理性的启蒙，虽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然声音相对多元，一时蔚为大观。稍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化的声音愈加萎缩，社会批判的锋芒收敛，空洞霉腐的说教泛滥起来，在我们这个法制尚不健全、缺乏理性的国度，知识分子又不能对根深蒂固的制度性弊端作正面的“肉搏”，但是知识分子又必须发出自己独特而理性的声音，找准自己批判社会不公的支点。流沙河先生选择了“批评显贵的儒家，攻击污浊的社会”的庄子来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针砭讥刺，“拖古人到现代来讲话”，于是《庄子现代版》便应时而生，继而《Y先生语录》也就势出笼。从他由诗贾祸到新时期复出以来，他自述均以歌颂为己任，“若有使命在焉”，后来终于醒了，将歌颂视为“此或一厢情愿之态，今已矣，不说了”。但要看流沙河思想之突变，我们怎样分析，都不如他的“自供状”来得真实：“洎乎八十年代末期，经济改革独足跳踔之弊，渐渐凸显出来，怵目惊心。吏治之不谨也，袖风之不清也，世道之不靖也，社会之不平也，政策之不定也，民主之不行也，文明之不振也，公德之不兴也，使我觉得自己没脸，不好再去歌功颂德。”（《Y先生与我》）
好一则“自供状”，真是一篇声讨社会不公的檄文，虽然社会之腐败不能因此传檄而定，但深得民心是不言自明的。流沙河深知不能用豪言壮语来改世，便用《庄子现代版》来曲线讽世，“著述过程亦即角色改换过程。秃笔一支，不能改革现实，却能变革自身。古今文人皆享有此种蛹蜕之方便，这样他才活得出来，使斯文一脉不至于断绝。要说软弱，也是。”（《Y先生与我》）其实这并不是软弱不软弱，而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找准自己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