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比例混入汽油中然后卖给消费者。
全部上述过程的净效果就是用石油制造的汽油消费量减少了，而柴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却增加了。尝试评估这些改变对于燃料价格的影响是困难的。汽油价格和石油价格可能都会下降，因为汽油消费量减少的影响可能大于柴油消费量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柴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实际上可能会上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可能会不同，因为燃料生产商和消费者在相关的燃料价格变化时都会做出调整。
能源市场和粮食市场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如同石油价格变化对市场上的玉米和其他粮食价格产生影响一样，中西部地区旱情减少了玉米和乙醇的产量也对燃料市场造成影响。生物燃料产量相对于汽油和柴油的产量来说仍然显得微不足道。例如，在2008年，美国乙醇的消费量按照体积计算只占到车用汽油消费量的7％左右，按照所含的能量计算只约占到5％。12 如果生物燃料产量在全部燃料供应中占据更大的份额，那么生物燃料产量对于汽油市场的直接影响力就可能上升，进而总体上提高对于能源市场的影响力。
“混合比例瓶颈”与可替代的乙醇混合方案
在美国，2009年销售的大部分汽油中都按体积混合了10％的乙醇。如果乙醇产量继续扩张，10％比例乙醇混合方案下的市场将很快饱和。在乙醇行业里，这种困境被称做“混合比例瓶颈”，并且很多人担心一旦遇到了这个瓶颈，这个行业的未来很不乐观。乙醇行业请求环保局允许15％的乙醇混合比例，这样可以避免或者至少可以拖延瓶颈问题的发生。如果15％的混合比例被允许，传统机动车辆就能够消费更多的乙醇。
一些美国车辆已经具备使用E…85燃料的能力，这是指燃料中按体积混合的乙醇比例高达85％，但是2009年只有很少的几百万辆这种车在路上行驶，并且能够提供E…85燃料的服务站也不多。即使对于混合比例的这些限制取消，也很少有司机愿意在油箱中装满E…85燃料，除非这种燃料的价格相比汽油具有优势。因为每加仑的乙醇中包含的能量比每加仑汽油要少，E…85燃料必须相比普通汽油按照较大的折扣价格销售，这样价值1美元的两种燃料的行驶里程数才会相等。这意味着相对汽油来说，乙醇价格可能必须下降，从而鼓励更广泛地普及E…85燃料。
巴西在乙醇燃料的使用上有诸多经验，并且巴西“弹性燃料”的车辆能够使用100％的乙醇燃料或者使用混合了20％～25％比例乙醇的汽油。巴西的司机十分关心他们能够从乙醇燃料中得到的实惠，根据究竟是购买纯的乙醇燃料便宜还是混合燃料划算，他们将迅速调整燃料购买策略。如果乙醇比汽油便宜，巴西的司机就在他们的“弹性燃料”车里加满100％的乙醇。如果乙醇比汽油贵，他们就会使用混合燃料。
如果美国最终调高了使用乙醇混合燃料中乙醇的比例，使之超过了10％，那么石油、乙醇和粮食价格之间的关系只可能得到加强。在10％的混合比例下，一些消费者可能为乙醇支付了超过其能量价值的钱，也许混合燃料提供了一种优质的高辛烷值燃料，或只是因为这些消费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如果更高比例的混合燃料得到普及，消费者可能会对乙醇和普通汽油的价格比更加敏感，这将会使乙醇价格和汽油价格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乙醇价格和汽油价格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意味着乙醇生产消耗的农产品价格也和石油价格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展望未来
与之前的年份相比，2005～2009年间原油价格和玉米价格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本章已经列出了一些原因来解释为什么粮食和能源市场联系紧密。与之形成对比是，更为广泛的因素影响着粮食价格，并且另外一组不同却互相重叠的因素也影响着能源价格。
在未来，粮食和能源价格有时候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动。大范围的农作物减产会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即使能源价格正在下降。政府决策能够严重地削弱能源与粮食市场间的联系。例如，美国规定了最低限度的生物燃料使用量。如果原油价格很高，对乙醇的需求可能会十分强劲，足以迫使实际的消费量超过官方强制的最低水平。因此，当石油价格很高时，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很可能出现同方向的变动。当石油价格很低时，生物燃料消费量却不能跌至法定的最低水平之下。
如果政策不允许生物燃料消费量随着燃料价格而变化，能源价格与粮食价格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就断裂了。2008年最后几个月里就有这种效果存在的证据。石油价格比玉米价格下跌得更加迅猛，这部分是由于生物燃料强制用量规定不允许美国的生物燃料消费量和产量下滑到它们本应该跌至的水平，尽管这应该是对更低的石油价格的正常回应。2009年石油价格的反弹也没有引起谷物价格的显著上涨，因为还没有理由增加生物燃料的产量和消费量，除非乙醇相对汽油再次表现出价格优势。
除了国家政策以外，在将来诸多其他因素也将影响粮食和能源市场之间的关系。新技术也许能够让粮食生产过程消耗更少的化石燃料。科技的突破也可能将利用原始材料生产乙醇变为现实，这就不像依赖谷物、植物油和糖那样能够直接影响粮食价格。现实的情况可能是能源和粮食价格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彼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至少在未来的几年里，能源价格的大幅飙升很可能导致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就如同我们在2005～2008年间亲身经历的一样。
概述
世界上接近40％的人口靠生产粮食维持生计，因此政府的粮食政策十分重要。1 政策影响每一件事情，从基础农业研究到耕作的收益率，再到穷人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口粮生存。几乎所有国家的粮食政策都对粮食价格造成影响。
一些国家固定了基础粮食产品的价格。关税提高了进口粮食的价格；补贴鼓励增加粮食产量并降低了粮食价格；生物燃料政策意味着农作物被用来生产燃料而不是粮食，这就推高了粮食价格。粮食帮助计划使得受益人更加有能力购买粮食。供应管理计划付给农场主资金让他们来闲置自己的土地，这减少了粮食产量并抬高了粮食价格。农业研究能够提高产量并降低粮食价格，或者能够创造出农产品新的消费需求并推高粮食价格。大多数国家都同时在用一些政策降低粮食价格，也在用另外的政策提高价格。
国家运用如此矛盾的粮食政策是出于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的考虑。在关于粮食政策的目的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上，根本没有共识。许多国家施行着互相矛盾的计划来完成并不一致的目标。粮食政策的一个理想的目标也许是在合理的价格水平上保证安全和充足的粮食供应。然而，在尝试给“合理”的粮食价格下定义时，将会出现根本性的分歧。
对于农场主来说，合理的价格也许可以被定义为，这个价格足够高可以偿付生产成本并留有足够多的利润，可以让农场主过上体面的生活。对于贫穷的消费者来说，合理的价格也许可以被定义为，这个价格足够低可以保证能够负担得起必备的粮食并且余下的钱能够支付基本的生活需求。通常，农场主认为市场价格太低了并且寻求政策支持来提高他们所出售的粮食的价格。消费者可能认为市场价格太高了并且寻求政策支持来降低他们需要购买的粮食的价格。
解释或者仅列出世界上现行的全部国家粮食政策就可以写一本书，或许还要分成若干卷。2 本章集中讨论少数的政策，它们在2005～2009年间对粮食价格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与传统的农业补贴计划不同，这些政策在2007年以前很多都被大家忽视了。为了建立共同的规则体系来管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计划，国际贸易谈判进行了年复一年的磋商，但是这些谈判根本没有触及到一些关键政策，这些政策在最近几年对粮食价格有着深刻的影响。
当世界粮食价格在2007年开始快速上涨时，许多国家做出政策调整来试图限制国内粮食价格上涨。一些传统的粮食出口国采取手段限制粮食出口，将更多的粮食留在本地将增加国内粮食供应并降低国内价格。然而，这也意味着其他国家消费者的供应量下降，结果就是粮食进口国的粮食价格上涨。
与此同时，一些粮食进口国临时性地降低了关税并对其他政策做出调整来鼓励进口粮食。这有助于抑止这些国家的粮食价格上涨，但也增加了世界整体对于粮食进口的需求，推高了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换句话说，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做出的政策调整都是在帮助缩小它们自己国家内部的粮食价格上涨水平，但是对于国际贸易市场来说，这些政策起到了推高价格的作用。
由于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相互矛盾的粮食政策，因此下一条经验法则比之前的一条更加微妙也就不足为奇了—国家政策能够推高和降低粮食价格，一些政策试图让国内粮食价格更加稳定，却使其他国家的粮食价格波动更大。
一个国家的政府决策对其他国家的农业经营者和粮食消费者产生连带影响。当欧盟和美国要求使用生物燃料时，就推高了亚洲的谷物和植物油的价格。当印度限制稻米出口时，就引起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稻米价格的上涨。恰恰因为粮食政策具有穿越国界的连带影响力，因此它们也成为了国际贸易谈判中争议的焦点和最主要的困难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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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9年间的经验（1）
许多评论员长期以来众口一词地批评高收入国家的政策对其他国家的粮食价格造成了影响。几十年来，一个经常重复的论调就是农业补贴导致的生产过剩打压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粮食价格。这使得高收入国家的农场主相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同行拥有了不公平的优势，因为低收入国家无力支付昂贵的补贴计划。这种观点认为人为造成的粮食价格较低的局面打击了一些国家农村地区的发展，在这些国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很高，因此农村的发展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在前两届的国际贸易谈判中，有一项被列出的目标就是要限制对世界粮食价格有打压作用的农业补贴的使用。
农业补贴依然是一个主要的议题，但是美国和欧盟的生物燃料政策成了2007年和2008年激烈争论的焦点。批评者认为这项政策就是生物燃料产量迅速上升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2007年和2008年年初粮食价格的飞速上涨也是该政策的直接后果。粮食价格的上涨被当做是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引起许多国家民众暴乱，并且给粮食进口国造成了巨大的财务负担。广泛的呼声要求美国和欧盟减小或放弃它们对生物燃料生产的支持，进而缓和粮食价格的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干事雅克·迪乌夫表示：“补贴和保护性关税政策居然有将1亿吨谷物挤出人类消费市场的效果，这其中的绝大部分被用来满足车辆的饥渴。”这种情况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3
这些对于高收入国家政策的两类指责看起来有点奇怪。问题在于，高收入国家的政策到底是打压了世界粮食价格，还是推高了世界粮食价格呢？事实上，它们两样都干了，尽管两种效果的平衡点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低廉的世界粮食价格对依靠生产和销售粮食为生的人来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昂贵的世界粮食价格对必须购买大部分或者全部消费所需粮食的人来说造成了不利影响。
某些生物燃料政策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巴西的政策鼓励对乙醇行业的初始投资，并且这个国家长期以来要求在汽油中混合乙醇。许多年来，美国提供了一项补贴来鼓励国内的乙醇消费并且推高了支付给乙醇生产商的价格。当石油价格从2002年每桶不到30美元涨至2008年中期峰值时的超过每桶130美元时，这些之前就存在的政策足以诱发生物燃料产量的巨大增长。
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台的新政策对生物燃料产量增长提供了额外的刺激。欧盟为交通燃料中的生物燃料所占的份额设立了目标，欧盟内部的国家有权决定这些目标具体以什么方式实现，但是许多国家选择了规定所有的燃料中都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生物燃料。这项政策引发的生物燃料需求的增长推高了欧洲生物燃料的价格，使得生产生物柴油和乙醇的利润空间变大，导致欧洲生物燃料产量出现大幅上涨，欧洲生物燃料进口量也出现上升，因此欧盟的政策对其他国家的生物燃料部门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