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 丰、鱼日伪联军在丰北“扫荡”扑空后，便和沛县的日伪联合向丰沛边境进行“扫荡”，此次出动日伪达千余人，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二、三区中队被包围在小刘桥、侯圩子两个村内。
一日早晨8点许，敌人的飞机开始向小刘桥、侯圩子两个村子扔了十几颗炸弹，同时用机关炮扫射，继尔以排炮轰击，村内承受了千余发炮弹。炮声一停，日伪军像黄狗一样往村内拥，我抗日战士隐蔽在有利地形中，沉着应战，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敌人的步兵始终未能进入寨壕边。天一黑，日军集中队伍，缩到了乌龟壳内，他们不敢在村外宿营，也不敢和汉奸队在一起宿营，便只好丢下几十具尸体撤离了小刘桥、侯圩子。丰县二区、三区抗日中队取得了反“扫荡”胜利。
在抗日烽火的影响，丰县渠三座楼一带的村民为抗日救亡，保家卫国，自发组织了红枪会（后叫农民自卫队），由渠运玉任总队长，渠运隆为副总队长，下设几个小队，活跃在附近几个村庄，与日军、土匪展开了公共斗争。自1938年起，红枪会与盘踞在丰县一带的日伪军不断进行激烈的交战和周旋，使日伪军闻之惊魂丧胆。同时，红枪会的斗争得到了当地一些共产党的指导和李贞乾、王文彬所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的支持，渠三座楼红枪会也便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1939年农历5月27日，正值夏忙大种，盘踞在邵楼的日伪军数百人与拂晓潜入渠三座楼村，趁人们熟睡之际，冲至院内屋内，鸣枪射击，持刀砍杀，一时全村哭声震天。红枪会总部在村西头，发觉事变后，立即组织了红枪会员进行营救，与日伪军混杀起来。由于敌强我弱，不能与敌人硬拼，队长渠运玉下令撤回总部，与敌人展开战斗。敌人越聚越多，以至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双方相持甚久，伤亡都很大，红枪会队员被迫向西撤退。接着，日伪军在全村烧杀抢掠，380多户房屋均付诸火海。渠三座楼村留下的是一片黑色废墟和遍地妇孺尸体。敌人的血腥屠杀后，我党非常关心渠三座楼人民的灾难。李贞乾、王文彬同志及时接见了红枪会领导人，总结经验教训，输送领导力量，帮助人民重建家园，并补充作战的物资，李贞乾还把自己的家属安住在渠三座楼，这都极大地鼓舞了红枪会的斗志。红枪会继续配合湖西抗日武装力量与日伪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敌人极为恐慌，时时想拔掉这个“眼中钉”。
1939年6月27日黎明，首羡乡三座楼村中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哨子声，该村自卫队队长渠敬升一骨碌爬起，拿起红缨枪直奔村中佛堂。这时，只见村东头烈火熊熊，浓烟滚滚，人们慌慌张张向西奔跑。火光下，40多个日寇、伪军手端着刺刀像一群恶狼，横冲直撞。渠敬升立即指挥民兵们迅速隐蔽起来，待机行动。不一会儿，只见一个日寇头戴钢盔，脚穿大马靴，手持上着刺刀的黄壳马枪，气势汹汹地向渠敬升隐蔽的地方走来。渠敬升依靠着自己的武术功夫，猛地跳了过去，对准日寇一枪刺去。日寇对这突来的枪刺，本能地往旁边一闪躲，没有刺中。于是二人互相对峙着。这时渠敬升急中生智，先在他面前虚晃一枪，随即跳到他背后，没等日寇回过神来，就听“噗哧”一声，像穿青蛙一般，把日寇挑了个“透心凉”。那家伙——声惨叫，倒地而亡。
1939年6月，丰县县委为健全组织，调王光中任组织部长，路光前为宣传部长，黄佑仁为军事部长，王效斌为*部长，县委书记是孙兆立。
1939年６月３０日，*萧县中心县委社会部部长吴效相来砀，在东尉屯代表*萧县中心县委宣布成立*砀南特别支部，隶属*萧县中心县委领导，杨元章任特支书记，王志惠、张文炳、怀盛德任特支委员。是月，怀盛德率五区常备队截击从张蔡庄据点驶往砀城的日军卡车一辆，毙敌１１人。７月，建立王明集、卞楼、毛庄寨、砀山五区常备队和砀山六区常备队等五个党支部，计有党员５０多人，８月，怀盛德率７名战士捣毁砀山五区伪区公所，活捉伪区长段玉苞，并就地处决。
1939年９月，为适应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斗争的需要，*肖县中心县委决定成立*砀南县委员会，杨元章任书记，张文炳、王志惠、怀盛德、王永仁、邵维帮任委员，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部，辖王明集、毛庄寨、卞楼、砀山五区常备队、砀山六区常备队及县常备队计６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９０多人。同年１０月２１日，日伪军出动９辆卡车和２辆坦克下乡扫荡，包围了五区常备队（２００多人）驻地胡屯，常备队教导员怀盛德率部反击。战斗持续到黄昏，打退日伪军数次进攻，六区常备队赶至增援，日伪军败逃，此战斗毙伤日伪百余人。是月，国民党砀山县政府以改组常备队为名，排挤共产党对常备队的领导，将五区常备队一中队、三中队和六区常备队二中队合编为砀山县常备队教导大队，由国民党党员陈海秋任大队长，荣耀宗任副大队长，怀盛德改任有职无权的砀山县常备队总队政治处主任。１１月２１日，日伪军２００多人乘十多辆汽车和４辆坦克，占领大房庄，并设立据点，对夏永砀抗日游击区构成很大威胁，１１月３０日夜，县常备队配合新四军游击支队一总队经过２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拔除了大房庄据点，击毙日军２１人，伪军１７人，一总队阵亡战士３人，伤１２人。
在湖西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丰县县委各区委都组织起来，党员发展到了千余人，形势十分喜人。
不久，*苏鲁豫特委──湖西特委成立，统一了湖西地区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
徐州沦陷后，成千上万的日军沿公路线、铁路线长驱西进。抗日义勇队会合单、砀边境的杆子会在马良集向日寇打响了第一炮，截阻击溃了西进的日军。接着，义勇队在黄庙日军据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索地消灭了据点的一个小队的日军。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日军把进攻的重点转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在敌后建立了苏鲁、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 。 想看书来
10、错综复杂的三角斗争
湖西抗日根据地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
接替苏支的是八路军黄河支队，该队是由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的独立旅改编而成，有三个团的实力。黄河支队由鲁西挺进湖西地区的消息传来，使心有余悸的国民党丰县地方势力更加愁上加愁。为了扼制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力量的壮大，国民党一方面宣传“曲线抗日”，一方面也想方设法地推行“排共限共”政策。
1939年初夏，江苏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董铎携韩德勤命令，轻装简从，由苏北阜宁、泰州一带动身，辗转经宿迁、睢宁、邳、萧、铜山等县达到丰县，其时丰县县长董玉珏亦弃官逃跑一年之后刚刚偷偷地潜回。
董铎在丰西大刘集召开了军民欢迎大会，董玉珏首先在会上致欢迎词：“。。。。。。自丰城沦陷迄今一年多； 中断已久的上下级军政组织的隶属关系；今后就能经常联系了。 我们离开上级的领导；真是盲人瞎马啊！如今董专员到来了， 给我们来传达抗战救国的基本国策和今后的方针、路线，使我们信心倍增，今后，我们会秉承董专员和韩主席的指示，奋勇前进。下面，请董专员给我们讲话作指示。”
稀稀拉拉地一阵巴掌声。
董铎开始宣扬他的“速胜论”，他说：“日寇在中原战场上是不会有便宜占的。我们不战，日寇就会自败，他们进攻到洛阳就会自然完蛋。为什么呢？洛阳者，落阳嘛，再射眼的太阳也是会落的！日寇安得不败？况吾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日寇是妄图吞鲸，岂能下咽？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现在就已经卡在喉咙里了。当然喽，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重建国民党，筹建三*义青年团。。。。。。”
董铎最后讲道：“我们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是领导抗战救国的核心力量，所以大家要积极行动起来，为迎拉即将到来的大反攻而努力奋斗！”
欢迎会后，董铎在史庄约了董玉珏、黄体润等人，商定了发展国民党和三*义青年团事宜。
很快，在董铎的推动下，成立了以黄体润为书记长，包括王汝经、赵道儒、包穆卿、肖增耀、孙裕澄五个设计委员的中国国民党丰县计划委员会，开始登记组织的国民党员，并成立了丰县三青团县级区队，由董玉珏兼队长。
6月，*丰县县委为健全组织，调王光中任组织部长，路光前为宣传部长，黄佑仁为军事部长，王效斌为*部长，县委书记是孙兆立。在湖西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丰县县委各区委都组织起来，党员发展到了千余人，形势十分喜人。
此时，蒋介石掀起了*高潮，湖西各县国民党政权积极排斥共产党员。
国民党专员董铎将随身带来的韩德勤的密令：即“壮大自已，排除异已”、“限共溶共”的具体内容向董玉珏及黄体润进行了透露。
董玉珏、黄体润二人心中暗自高兴，他们正想乘机排除异已！于是，一入冬天，黄体润就开始了具体行动。首先解除了丰县常备总队政训处主任王效斌、教育科正副科长马昭、梁步庭和宣传队长王少吾等人（这几人是在抗日统一战线时进入丰常的）的职务，并逐出常备队；接着，撤换了经王效斌委任的第一大队教导员李旭华、第二教导员陈云峰。。。。。。
国民党丰县六区区长穆伯仁、矬楼乡长包守臣对季庄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严刑拷打村干部，不准和八路军有联系。与此同时，黄体润将丰县常备队扩编为七个大队，分别由王朝臣、薛廷燧、渠伯奎、许汝嗣、张明瑛、李旭辰、李星浦兼任大队长，加上新编的程元圣部，共计八个大队，枪支四千有余，五千余众。
正当国民党发展地方势力的时候，湖西地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肃托事件”，许多共产党员和抗日义士被冤杀，致使抗日运动一时转入低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肃托”首先从湖边地委搞起来
第一章
早在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康生又于1938年２月８日和28日在延安《解放》杂志第29、30期上刊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一文，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造成了恶劣的后果。1938年８月，康生担任*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受到的影响是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这份珍贵的抗战通俗读物，其中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托派”，可从中体味当时人们对“肃托”概念的理解。全文如下：
中国的托匪
托匪是托洛斯基的党徒，这次中国抗日，这些匪徒也暗在抗日阵营中，勾通日本，来破坏我们的抗战。
他们说：“中国不应抗日，应先武力统一”，又说：“只有打倒国民党，才能得到抗日胜利。”这不是挑拨内战吗？
他们又说：“共产党所号召的统一战线，不过是一种欺骗抗日的手段。”这不是离间吗？
又说：“应和敌人妥协，延长时间，多做准备。”这不是不抵抗吗？
总起来说，他们说这些话，是破坏团结，叫我们投降敌人。
我们要想抗日胜利，必须彻底肃清托匪。
“肃托”的文件传达到山东和苏鲁豫边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
湖边地委就设在山东鱼台县谷亭镇。
为了适应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湖边地委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组织一些爱国小知识分子学习。干校挂名负责的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而日常工作则由教员魏定远具体负责。
魏定远是河南南阳人，早年随叔父到杞县大同中学读书，思想比较进步，他与穆青等同学一起搞学生爱国运动，在国文教师姚雪垠的指导下创办了进步刊物《群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