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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来说，死的关也比较好过些，反正不是—枪就是—从刀，难还是刑法的折磨还没个头，我当时—个个人主义的念头上来了，反正是死，反供也是此，不反供也是死，别人咬了我党的负责人也冤了我，我又何受那个苦呢？这时根本不想到对党的影响，似乎这一切自己都无法负责了。
孙衷文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根据自己过去所了解的其他人所供的情况，就在此基础上综合了一番，编造了较完整的一套。首先供出了一个“共产主义大同盟”。（托派名称）华东局里组织而且编了一委托派华东局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青年部长等人的名单。又编造了一个在‘托派”领导下苏鲁豫区省委，说“托派”省委书记就是马宵鹏，组织兼青年部长孙衷文，宣传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妇女部长常俊亭，农民部长苗宗屏等人，接着又说在“托派”省委下又有丰县、单县、金乡、鱼台、沛县等五个特委。
各特委又是各有一套组织和负责人，又说在“托派”特委下又有县委和区委，他编的这一套牵连到数十人之多，当然，其中大分已经部分被捕，但也有被捕的。王须仁、王凤鸣为炫耀“肃托”的“显赫战果”在谷亭召开反托公审大会，把孙衷托到台上，逼使他按照原来的口供交待“托派”的组织和罪行。
孙衷文在后采的回忆中说：‘这样做对党的恶劣影响我是知道的，不过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他们三个人（即王、王、白）的责任，首先不讲理的是他们三个人，而他们又是依靠党所给的权和枪不讲理。我要讲理他们又一句也不听，其实我想的这些是一面之情理，根本就没有好好问一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党员？是不是党的负责人？你受过党的教训没有？你自己有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和真理的义务？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实事和真理，阻力特别大些，但是这种要求是不能没有的。我那时不负责任做了错事，给党造成了损失，事实上助长了当时“肃托”的扩大化，这时一个沉痛的教训。关于他们三个人欠的帐，那是他们的事。
孙衷文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认识这个沉痛的教训是很重要的，这次大会枪杀了王文彬、张如两位区党委的部长，同时还枪杀了常俊亭、史维功、魏定远等二十余人。有的同志会议说：常俊亭走王凤鸣亲自杀死的，因为以前他曾追求过常俊亭，被常拒绝了，于是怀恨在心，寻机报复，他提着大刀，站在常常德背后说：“常俊亭，你再看看我是谁”。常没有理他，这个侩子手随即一刀，将这位女共产党员，湖边地区妇女领袖，活活劈死。
除了上述成批杀害外，这次在谷亭几乎是天天捕人、天天杀人。常是六七人—批，十余人一批的屠杀。只有个别人跑掉来，如张金波跑掉了。区党委的干部没有剩下几个了。这次到底杀了多少人，现在还没有确实的数字。
王须仁、王凤鸣、白子明在杀死了王文彬、张如后，由逮捕了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和区党委委员兼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王、王、白从“肃托”开始，到这时把湖边地委搞掉了，继而又把苏鲁豫区党委杀掉了。杀了这么多的堂员和干部，竟然不向山东分局报告，更没有向党中央报告。在他们杀掉了区党委之后，又是不经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批准，擅自成立了—个所谓的“整理”‘委员会，以代行区党委的权力，这个所谓整理委员会的书记仍由白子明担任。刽子手王须任竟当上了组织部长。其他李振乾、梁兴祚、陈筹作为陪衬算是委员。实际真正的控制者还是王须仁、王凤鸣二人。
正在这时，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打来电报要他严禁逮捕和屠杀。山东分局也以同样的内容，数次发来急电要求立即停止捕杀。王凤鸣、王须仁反党乱军，翻造谣言，反说是中央有命令要我继续“肃托”，继续大捕大杀。白子明虽知此事，听之任之，致使“肃托”继续漫廷。
六、以办“训练班”为名，大批杀害县区干部，并进而把“肃托”发展到主力部队
在王须仁和王凤鸣相勾结，伪造中央的命令，依靠他手中的兵权，搞掉了区党委，杀害了王文彬、张如等一大批党和非党干部的同时，他们又策划了下一步屠杀阴谋，妄图把我们全苏鲁豫边区的党组织都给摧垮，把广大的党员和干部都给杀光。他们通过白子明，以区堂委书记（即边区办事处主任）名义向各地委、县委和各县地方部队发出通知，命令各县的区委以上干部都到区党委（实则苏支四大）“受训”。而且要求所属部队也带来，他们捏造说：苏鲁豫边区的党，都是由“托匪”发展起来的。因此，所谓“受训”就是进—步把各县、区的党和非党干部，其中有许多都是他们熟悉和了解的。并不是什么“托匪”，而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是他们所应该信赖的人，现在又发来命令，要这些还没有被杀的，各县区干部去“受训”’。所以人们接到白子明的命令，无不毛孔悚然，不寒而栗。怎么办？执行不执行呢？照办吧肯定凶多吉少，危险极大。不执行吧，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那是不允许的，如沛县中心县委，为此讨论来两三天，当时他们正住在铜北，各项工作正在蓬勃发展，按照白子明的命令，必须把干部和部队带到区党委去。据此形势，这样办，肯定是有很大危险，不去，白子明的命令谁敢违反？在讨论中，曾有的同志提出，现把枪藏起来，干部转移到湖东隐藏起来，等一些时间看看情况再说，但商量结果还是认为必须遵照白子明的命令办，党的县委会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党的原则，服从党的决定，于是决定除留县委委员金合法坚持工作外，干部和部队都去参加，象沛县一样，单县中心县委，丰县直属县委以及砀山县委，金乡县委，湖边地委，鱼台县委尚未被杀掉的干部也都忠实地执行了白子明的命令，如期来参加“受训”。萧、宿、永地委由于彭雪枫支队（新四军五支队）制止，未能参加，鲁西南地区由于杨德志、崔田民支队在那—带活动，不同意党的干部都参加这种“训练”。没有照办，王凤鸣曾派一个连到鲁西南去催（实际是抓）没有到达，就被杨、崔支队挡了回来，因此这两个地委所属的干部、党员遭到杀害较少。
各县集中到“区党委”干部，加上区党委机关尚未被捕、被杀而又必须参加的干部共二百多人。把较高的干部编在一起叫做“教导队”，把职务低些的干部编在一起叫做“训练班”。另外还有一个妇女班，凡参加“受训”的人，党的关系一律停止，进行所谓考察，个别吸收。王须仁、王凤鸣等对这些来“受训”的人整天察言观色，看看谁像“托匪”实际是寻找借口和证据随时加以逮捕和残杀。于是参加受训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看成是可疑行动，例如，两个人轻轻说话，行军时脚步走到轻重，帽子戴的正不正，衣服上某个纽扣扣没扣，裹腿打的花不一样，吃饭时端碗的姿势等等，都被王须仁说成是托匪进行联络的暗号。都可能随时拉出去受审。
王须仁、王凤鸣等，解决了区党委，在谷亭进行了一场大屠杀之后，便带主力四大队和“训练班”，向西南转移到丰、单、砀边活动。
王须仁、王凤鸣、白子明等，在对郭仙云、孔真、金彩凡、张令仪等女同志审讯申，照例使用极为野蛮的酷刑，交替施以电刑、坐老虎凳、灌凉水，用成把的香点燃后烧睑和咽喉，用子弹壳刮肋骨等。通过对这些女同志的一系列摧残，又逼出了一些新的“托派”苏鲁豫省委，而且供出“托派省委书记”是陈筹、组织部长是孙兆立、宣传部韶长是郝*（李文）、青年部长是刘健、妇女部长孔真，据此随即逮捕了这些被供的人。
在逼供中，陈筹又供出了一套新的所谓的“托匪”组织、他供出“托派”苏鲁豫省委书记是马宵鹏（巳死），孙衷文负责组织和青年，王文彬（巳死）负责宣传，常俊亭（巳死）负责妇女等分工。又说在省委之上“托派华东局，书记是”郭子化。又说在主力部队四大从中都是“托匪”的组织。陈筹自己承认是托派整理委员会的书记，孙兆立任组织部长，路光前任宣传部长，刘剑任青年部长，孔真任妇女部长，梁兴祚任军事部长。李贞乾是个委员没有固定的职务。另外还供出来受训的胡光耀、郝*、陈天荣、张子敬、赵方舟、张英、刘昭筹等都是“托匪”。王须仁、王凤鸣等对于从陈筹这里逼供出来的这一大套口供无需辨其真伪，便根据新的名单进行了新的大逮捕、大屠杀。他们逮捕了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威望的苏鲁豫边区的创始人之一李贞乾、逮捕了主力四大队队长梁兴祚、政治处主任罗玉荣，逮捕了办事处（区党委）政治外主任罗荣生等人。而且一律进行严刑殴打，强逼口供。这样就把“托派”发展到主力部队出去。人人都可能随时提取加以逮捕审讯，问不出口供即予以枪决，又是一批一批的同志遭到残杀。
7、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
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二月
（一）在残酷和紧张的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面前，革命的一切敌人（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对于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不仅采取公开的逮捕破坏，而且还采用暗害的手段，派遣暗害分子，混入组织，伪装革命，利用党内某些弱点，来实行暗害，以遂其借刀杀人的毒计。这种暗害手段是极其阴险毒辣的，它不仅可以达到其屠杀革命者的反动目的，而且可以蒙蔽和欺骗群众，使一般群众对革命政党发生恶劣影响，丧失革命政党的威信。我党在这一方面，由于十年的斗争经验，对于这种暗害手段，虽然亦有深刻的认识与高度的警惕，但在抗战以后，许多地方新发展起来的党，由于斗争经验的缺少，干部幼稚，没有了解锄奸政策，便给了暗害分子以可乘之机，来实行其借刀杀人的毒计。湖西肃托事件，便是这种暗害行为的一个证明。
（二）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西地区（山东微山湖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的阴谋之下，采取非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诬陷手段；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地方党在该地区内，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悉被摧毁；忠实的党员和群众，遭受无辜的牺牲；我党我军的政治威望，也受到极大的损害；同时*分子和日寇，则乘机造谣，挑拨我党我军与群众的关系，煽动群众组织杆子会以反对八路军。这一悲痛的事件，虽在同年十一月，即为党的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所制止，但直到现在该地区的工作尚未完全恢复起来；群众的疑惧尚未完全消释；无辜牺牲者的冤屈，尚未昭雪；对于为王须仁所利用的负责干部（如四支队政治委员王凤鸣、区党委委员白子明），还未予以应得的处分。因此，中央认为有将这次事件向全党公布，而引起全党严重警惕的必要。
（三）反革命暗害分子这种阴谋，非常毒辣，非常阴险。但是，如果我党在各地的组织能够正确认识问题，正确把握政策，仍然是可以避免的。可惜湖西区没有能避免这种暗害，而上了敌人的当。因此，中央认为必须指出当地党的组织的错误，将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全党，提高警惕性，免受敌人的暗害。
1、中央认为此次错误的基本原因，是在于当地党与军队的领导人员，对于中国托派的反革命力量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主观地夸大了托派的力量。一方面不相信已有相当斗争历史的干部，不估计他们工作的表现，给以客观的事实的估计；另一方面则简单化、扩大化，把一切在工作上不好，生活上倾向腐化的分子，都看成是托派，单凭口供，任意拘捕，而隐蔽在党内的暗害分子如王须仁，则得乘机活动，伪装忠实，用一切方法，扩大事态，以售其借刀杀人的毒计。
2、湖西事件的另一原因，是湖西地区党的组织在大量发展中，忽视了吸收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