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陈亨林年轻气盛，他是丰城东关五门口人，乳名陈黑，其父陈应贵曾任国民党丰县县政府的传达长，素知侯本升的罪行，早对侯的作为恨之入骨，有必除之而后快的宿愿。
二人密谋后，便由李秉玺以伪淮海省少将高参驻徐的合法身份，帮助进入徐州市内，并给陈亨林一支手枪；孙宝山带有匣枪一支，以便借机行事。
孙宝山的住处由徐州伪警察局队长理宝珠安排，李宝珠也是丰县人，与孙宝山是邻居，曾在丰县宣传队工作，新范庄战后，丰县部队溃败，便投到了徐州伪警察局供职。
陈亨林则住东关“幸福旅社”，他熟悉侯本升的公馆，曾随侯本升来徐，可以随便出入，对于侯本升的行止基本了解。
二人约定，什么时候下手，业余陈亨林信息为主。
这天，陈亨林侦察获悉：侯本升到中山堂去看晚场电影，认为良机已到，遂悄悄与孙宝山相约，在大马路和淮海路衔接的上坡处等候。
此处路北有一家烧饼铺，是丰县人开设的二人扮作买烧饼的顾客，在此等候侯的到来。
夜晚。约１１点钟。
春寒袭人，街上行人稀疏，车辆已不多。
忽然，陈亨林用肘一触孙宝山，二人的目光同时射向淮海路，只见侯本升坐着一辆人力黄包车，正由西向东驶来。
车到上坡处，正往大马路拐弯，陈亨林猛地一跃而起，大声喝道：“我打死你个狗日的！”对着车子抠动扳机，一枪打在黄包车夫的腿上，车夫扑倒在地。
侯本升惊慌地跌下车来，趴在了车夫背上。
孙宝山疾步向前，一脚踢开车夫，与陈亨林同时开枪，弹中侯本升要害，侯立时毙命。
枪声惊动了大马路上的人，同时也惊动了驻徐的日军，登时，警报拉响，全城*，开始全城大搜查。
郝鹏举手握电话，急令部下：“凡近日进徐的丰、沛两县的老百姓，一律拘留，严加审查！”
孙宝山、陈亨林击毙侯本升之后，很快脱离了现场。
孙宝山在一个起去了尸体的坟坑里隐蔽了两天两夜，后又穿上李宝珠给他的伪警察服，从西南卡口安全逃出徐州。
陈亨林被一便衣盯住，周旋良久，未得脱身，后在东站查获。
此时，日伪军及特务队已逮捕丰、沛人三百多人。
陈亨林不想连累他人，毅然投案，直言不讳地供认了刺杀侯本升是他一人所为。
郝鹏举亲自审讯：“说，是谁指使你干的？”
陈亨林道：“没别人指使，我是为丰县三十万人民除害。”
日军长官气得嗷嗷直叫：“死啦，死啦的！”
郝鹏举尚怜陈亨林英勇有才，意欲不杀，但日军司令坚持要杀陈亨林。
未几，陈亨林在云龙山下英勇就义。
正是：
警杀凶奸不顾身，
七尺昂藏为人民；
风雨潇潇英雄志，
大义凛然壮士心；
一颗赤胆昭日月，
千秋碧血泣鬼神。
9、丰城解放
新范庄之战不久，丰县地方顽势力纷纷南逃， 集结陇海线。
一日，十二团在华山县情报站的密切配合下，获得了可靠情报：顽专员董汉槎残部龟缩于陇海线、黄口、杨楼东站附近，正准备召集苏北各县土顽残匪，投靠黄口车站的日军，妄图在日寇的卵翼下苟延残喘，以便卷土重来。
１１月１２日，夜。十二团团长曾涛率领三个精干连，连夜长途奔袭逃窜在陇海铁路黄口车站附近的董汉槎残部。
次日凌晨，曾涛率队赶到了黄口车站北的马庄。
董汉槎就住在马庄。
八路军战士直扑董汉槎的住院。
一阵枪声，将董汉槎从睡梦中惊醒，他连忙爬到床顶篷上躲起来。
几个八路军战士冲到屋内，不见董汉槎，便用刺刀搜查。
一个战士望望顶篷上，感觉有点不对劲，便举起刺刀向顶篷捅去，并大喝一声：“下来！”
董汉槎不得已，战战兢兢地下了顶篷，缴械投降。
是时，马庄周围各村居住的苏北各县土顽残部，枪声四起，虚张声势，却不敢援救马庄；黄口车站的日军也在一劲地放空枪壮胆。
十二团的战士们押着董汉槎等数十人，带着缴获的轻机枪、迫击炮和枪支弹药，回到了故黄河北岸。。。。。。
1945年1月9日至24日，我湖西主力及地方武装先后拔除丰北史集，陇海线上毛塘、贾庄及铜山公路之河口等据点。为便于丰、沛、铜、萧边区抗日斗争迅速发展，我十二团奉命拔除汉奸耿继勋在徐庄设立的新据点。3月18日夜，全团出发袭击敌据点，激战一昼夜，完成战斗任务。然后行军六七十里，进驻毕楼一带休整。十二团部署一连驻守谢集，四连驻守蒋庄，团部及二、三连驻守毕楼。3月20日拂晓，丰城日伪军七八百人隐蔽接近毕楼附近，包围我驻地。村西北角的我哨兵发现敌人后立即抛出一颗手榴弹，战斗打响了。我军在团长曾涛和政委张贤庭的指挥下，首先用火力侦察敌人的实力布置，然后集中兵力消灭伪军。这时，四连闻讯也从蒋庄出击接应，伪军受到强大炮火夹击，纷纷溃逃。一连也从谢集出击，占领谢集村西沟，与毕楼团部配合截断了日军退路，打死打伤一部分日军，将其有生力量包围在毕楼村北一片坟地间。我军发起数次冲锋，与敌人展开肉搏。经过二三十分钟的激烈搏杀，日军死伤20多人，仓惶退出坟地，占据一条双沟（路两边挖沟，中间筑堤），负隅顽抗，等待援兵。
我军乘胜追击，将剩余的30多个鬼子压缩包围在村北双沟里。团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跃而起，端起刺刀，直闯敌群，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又展开了。日军小队长的东洋刀还没举起来，就被刺刀穿透胸膛，剩下的鬼子往北逃窜，被我主力部队迎头痛击，又往西跑，被我地方县大队和民兵紧跟着打。一名日兵钻进小集村的一个秫秸垛里，被双楼农民抓获。后来，被俘的那个日本兵解送延安后，参加了“反战同盟”，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９日，湖西十二团和耿继勋在铜山徐庄据点激战一昼夜，完成战斗任务后，主动撤出，行军六七十里，夜宿毕楼村。
次日拂晓，丰城日军５０余人，伪军７００余人，将毕楼包围。敌军从西北小侯庄摸进西门，偷偷进入村子，悄悄包围了十二团驻扎的一所地主大院，三挺机关枪疯狂地向院内扫射，并连续扔掷手榴弹。
顿时，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团。。。。。。
十二团的战士从梦中惊醒过来，有的未及穿衣服，即投入战斗。他们凭借房舍院墙，阻击日伪军，打退了数次进攻。
接着，十二团的指战员如猛虎下山似地冲出围墙，与日伪军展开了肉搏战，一 时杀声震天。
一位十六七岁的下战士，端着刺刀，杀入敌群，左冲右刺，横劈竖砍，接连刺死日军三人，自己身负重伤。
经过二三十分钟的激战肉搏，日伪死伤二十余人，退出了村外。
十二团的战士乘胜追击，将剩余的三十多个日本兵压缩在村北的一条沟里，日军占堤北沟内向八路军射击。
十二团首长一声令下：“出击！”
战士们一跃而起，窜越路堤，端起刺刀，直闯敌群。
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又开始了！
日军小队长的洋刀举起，刚想向一个战士劈去，被另一个战士刺刀穿倒。
几百名伪军吓得调转屁股，抱头鼠蹿。
副团长张仰芝率几百名战士奋勇追击。
十几挺机枪、几百支步枪和连串的手榴弹象疾风暴雨般地在敌群中开花，二百名伪军纷纷举手缴械投降，
日本兵大部分被击毙，仅剩11余人随汉奸团长李传瑞仓惶逃回刘堤湾据点，一人途经小集村时钻进秫秸垛里，被当地村民抓获，此日本兵后由我军送往延安，参加了“反战同盟”。此次战斗，还毙伤伪军40余名，俘伪军200余人，并缴获了许多了枪支弹药，在战斗中，12团的战士也有20多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每当回忆起毕楼肉搏战，当地你们都怀着对湖西12团战士无限崇敬的心情，向当年牺牲的战士致以深深地悼念。
１９４５年６月，我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日伪力量陷入了死亡边缘。这时，丰、沛、铜的广大地区已收复，丰城内虽有投敌的穆伯仁部千余人，但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日军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月底将驻丰日军撤往砀山。
丰城的日军一时失去了靠山。
７月初，八路军主力部队九团，乘此有利时机，配合丰、沛、单县地方武装力量，查清了丰城内的确切情况。湖西军分区遂作出决定：强攻丰城。
九团为西面的主攻队；在沛县活动的十二团由东面进击，另外配合我地方抗日部队联合进攻。
首先，由九团的突击队涉水越过护城河，攻占了丰城西南角炮楼；然后，分兵两路，一路沿城隍庙向东占领南城门，一路向北占领天主教堂。战士登上天主教堂的钟楼制高点，以强大的火力射向日军司令部大院，使敌人腹背受制。
强攻西门的突击队因被敌人在城楼及两侧炮楼的火力封锁，难以前进，遂用迫击炮改装的平射炮轰击炮楼。
此时，天已大亮。
城内的伪军企图坚守待援。
八路军作战指挥部设在西关外，仔细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命令占领天主教堂的突击队及后续部队，沿城隍庙街向北，利用民房作屏障，攻击敌军司令部的东侧。
敌军大为惊慌，为免受包围，遂仓惶夺路向东门逃跑，至秦河、赵楼一带，被十二团部队迎头痛击，溃不成军。
穆伯仁率领残部急向东南圩子逃窜。。。。。。
７月３日，丰城全部解放，成立了丰县人民政府，由吕英任县长。
不久，日寇投降。至此，八年抗战结束。 。。
10、“肃托事件”的再处理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杨步仁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另一个大汉奸郝鹏举拉了他一把，把他收编在自己麾下，视为亲信。抗战胜利，郝鹏举又投靠国民党，被任命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二处直属四支队队长。
1946年1月9日，郝鹏举屈于我军政治和军事压力，在台儿庄前线宣布起义。杨步仁怎敢回到人民的队伍之中！他慌忙脱离郝鹏举系统，宣布独立。为此，他受到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褒奖。1947年10月初，杨步仁受国民党当局国防部的指示，再次充当*反人民的走卒。他率部自连云港方向，从陆路和水路齐头并进，向赣榆县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迅速攻下了兴海、城关两区沿海村庄。10月7日，解放军滨海一团向杨步仁部发起反击，迅速攻下下口、王东沙等沿海村庄，打死杨步仁部12人、俘虏90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5挺、步枪50余支。杨步仁又一次自下口村从海上逃走。
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和国民党进攻山东的屡屡失败，杨步仁自感到末日来临。他*西撞，再也找不到出路了。1948年，杨步仁率残部随着国民党刘峙部队一路向西败退，窜到了山东台儿庄附近，由于他是孤军，被黄伯韬兵团第二十五军缴械收编。后来，杨步仁在淮海战场上被我军击毙，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对湖西“肃托”冤案的处理，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复杂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特别受“左”的思想影响，多次处理都不够彻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这一冤案才彻底*。
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等制止了事件的发展，为挽救湖西党组织、恢复和巩固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当时还不可能有清醒的认识，而是定性为“‘肃托’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对于湖西事件中存在严重责任的白子明等也未能给予应得的处分。1940年3月，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山东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带领巡视团到湖西专门进行调查处理；6月，山东分局发出了《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冬季，潘复生奉山东分局之命，按训令精神处理事件的善后工作。1940年3月，砀山县*人士孟昭潜等13名受难烈士家属及当地士绅名流，写信给山东分局并转呈党中央及毛泽东，反映“肃托”事件真相。当年冬，毛泽东得知详情后，即给山东分局电报，对“肃托”中被诬陷牺牲的同志深表哀悼，并指示山东分局妥善处理此事。1941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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