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惨案大揭秘- 第41部分

　　。。。。。。

1、“托匪利用女色破坏首长威信”的案件
王须仁逮捕了孔真、金彩凡等人后，接着又逮捕了张令仪、路光前、冯景义、王常恩等人。在审讯中，交替施以电刑、坐老虎凳、灌凉水，用成把的香点燃后烧睑和咽喉，用子弹壳刮肋骨等。受审人承认在边区的“托派”外，又逼出了一些新的“托派”苏鲁豫省委，而且供出“托派省委书记”是陈筹、组织部长是孙兆立、宣传部韶长是郝*（李文）、青年部长是刘健、妇女部长孔真，并重点逼供出了在中央的、在山东分局的和在主力部队中的“托派”。。。。。。

　　随之，王须仁、王凤鸣和白子明又炮制了一个“托匪利用女色破坏首长威信”的案件。

　　首先，他们逮捕了妇女干部郭仙云、孔真、金彩凡等；

　　遂又牵连到区县的一批干部。

　　接着，他们逮捕了最后一个区党委部长陈筹；

　　逮捕了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沛县县委宣传部长郝*（李文）及山东分局派来的干部刘剑等……

　　——苏鲁豫区党委仅剩下了一个“光杆书记”白子明……

　　凡是被抓起来的人，一律要供出新的“托匪”名单，否则，那是决不允许他存在下去的。

　　郝平房有一批同志惨遭杀害！

　　王小庄有一批同志倒下了！

　　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军事部长黄佑仁、宣传部长路光前等同志相继被杀！

　　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和干部倒下了……

　　面对着王须仁等人的倒行逆施，广大党员干部毫不畏惧，他们愤慨至极：难道就这样等死？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牛羊，必须对王须仁等这些败坏党的威信的坏蛋进行积极的斗争。

　　于是，“训练班”和监狱里开始有人串联，打算组织逃出去，赴中央或分局上告。

　　针对眼前复杂的情况，王须仁、王凤鸣等经过研究后，决定重点审讯陈筹和刘健。

　　首先审讯的是陈筹。陈筹生于1912年，　　江苏宿迁人。1931年考入江苏省教育学院，1934年毕业，　曾任徐州民众教育馆教导干事、教员，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丰县县委书记，湖西工委组织部长、书记，苏鲁豫边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苏鲁豫边区特委会执委、政府工作部长兼苏鲁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很快，在逼供中，陈筹又供出了一套新的所谓的“托匪”组织、他供出“托派”苏鲁豫省委书记是马宵鹏（已死），孙衷文负责组织和青年，王文彬（已死）负责宣传，常俊婷（已死）负责妇女等分工。又说在省委之上“托派华东局，书记是”郭子化。在主力部队四大队中都是“托匪”的组织。四大队队长梁兴祚、参谋长严世荣、通信参谋欧阳庆、政治处主任罗玉荣、教育厅长张秀河，干部吕英．王庆贤都是“托匪”；在四大队中还有“托匪”的总支部。罗玉荣是书记，张秀河是组织委员、王庆贤是宣传委员，而且各营又有托匪支部，同时又编造了一个“托派整理委员会”。

　　陈筹自己承认是“托派整理委员会”的书记，孙兆立任组织部长，路光前任宣传部长，刘剑任青年部长，孔真任妇女部长，梁兴初任军事部长。李贞乾是个委员没有固定的职务。另外还供出来受训的胡光耀、郝*、陈天荣、张子敬、赵方舟、张英、刘昭筹等都是“托匪”。又供出在整个部队的“托匪”组织，由李贞乾、罗玉荣负责，办事处（即区党委）特务营中的“托匪’总支罗荣生是总支书记，王茂蔚是组织委员，陈伯英是宣传委员。除此之外，陈筹与狱中另外一个人一起又编造了一个所谓的“托匪暴动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又牵连了一些人。王须仁、王凤鸣等对于从陈筹这里逼供出来的这一大套口供无需辨其真伪，便根据新的名单进行了新的大逮捕。

　　王须仁、王凤鸣等这时审讯的另一个重点人物就是刘剑。刘剑曾用名*，江苏铜山人。1934年考入江苏省立徐州中学。任徐州中学学生救国会负责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任*临（沂）　郯（城）中心县委书记兼临沂县委书记。1939年1月，任*鲁南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任*苏鲁豫区委委员、青年部部长兼苏鲁豫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

　　本来刘剑是刚从山东分局派来的，到区只仅仅七天，就被当作“托匪”逮起来了。他对苏鲁豫边区的所谓“肃托”的情况并不了解，突然遭到逮捕，确实不知所措，同时严刑逼供又不允许他考虑，于是他也在严刑逼供之下胡编了起来；他不仅供认山东分局某领导同志是“托匪”，还编造了联络暗号。逼供的材料越来越荒唐。而王须仁、王凤鸣等，却如获至宝的庆贺自己的“胜利”，以为他们就可以顺着这条线任意发展下去了。

2、张子敬被捕
在逮捕杀害一批县区干部的同时，“二王”和白子明又将苏鲁豫边区创始人之一李贞乾、苏支四大队队长梁兴初、参谋长严世荣、政治处主任罗有荣、*股长吕英、五大队政治处主任罗隆生、特务营营长于再灵等人列入“托匪名单”。

　　张子敬被捕后，看到这样多的同志破无故杀害。感到这样硬顶不行，便动员被捕的同志说承认是“托匪”，同时又秘密地组织他们逃跑。

　　商定的逃跑计划分两路：一路赶赴延安向党中央报告，—路赶网山东分局告急。

　　一天，“训练班”住在单县东南张花园时，张子敬趁机跑掉了。

　　张花园离张子敬的家张寨不远，

　　他便跑回家里筹备点路费，张子敬同志的父亲问出来什么事，他告诉父亲说，自己教当成“托匪”抓起来了，现在是逃跑出来的，打算到中央去告状。

　　父亲听了儿子的话，简直不能相信，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是“托匪”，也不相信白子明、王须仁竟会这程对待张子敬，他不声不响的跑到张花园，找到白子明说：“别人不了解子敬，难到你还不了解吗！你在困难的时候，长期住在我的家里，你们吃住都在一起，我家的情况你什么都知道，你怎么也拿他当“托匪”呢！”

　　白子明无言对答，只是应付说：“大爷，你不了解这里面斗争的复杂性！你回去吧。”

　　白子*中早已有了数。张寨对他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他在湖西开展革命工作就是从这开始的，张寨是单县农村第一个党支部、第一届*单县县委、*鲁西南工委、*苏鲁豫特委、湖西专署和全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抗日自卫团联队诞生地，享有“小延安”之美誉。1938年3月，县委从张寨、张花园、王岗等十几个村抗日自卫团中抽调骨干力量80余人，组成张寨抗日自卫团联队。为了鼓舞士气，教育群众，联队坚持大唱抗日革命歌曲，并号召人人自编鼓动性强、教育作用大、易记易唱易理解的抗日歌谣。为此，队员们都怀着满腔热情，摽着劲儿试编。不长时间，就编出了几十首。他们从中评选出十首优秀歌谣，其中米风海编的一首《千万不能打呼噜》最受联队队员喜爱。后经队友们集体修改，这首歌谣更富感召力：日本鬼子打进东三省哟/我们还在打呼噜（即不觉醒）/日本鬼子打进山海关哟/人们还在打呼噜/哎哟，日本鬼子打到芦沟桥哟/我们才睡醒/同胞们醒来吧/鬼子打进了济南府/兄弟们醒来吧/鬼子打到了家门口/我们不做亡国奴/敢与鬼子刀见红/同胞们，扛起枪拿起刀/对准鬼子头/同胞们，千万不能打呼噜……勇士们高唱着这样的歌谣，“小延安”一带迅速掀起了抗日卫国的高潮。　1939年2月，*苏鲁豫特委针对当时抗日形势的需要，根据我党的方针政策，为广泛团结各群众团体和各阶层人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创办《团结日报》，由魏钦公负责并担任主编，报社设在与张寨相邻的张花园村张昌学家。开始油印，后来搞了一台印刷机，每期份数由几百增至几千。再后来，社址迁到张寨村，报名改为《哨兵》。这张生在长在“小延安”农家院里的报纸，当时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通过“启蒙”良知，有的国民党匪首率部起义，弃暗投明；不少地主豪绅纷纷献枪献马、捐钱捐粮，支援抗日战争。　1938年7月2日，刚刚被编为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八大队的张寨抗日自卫团联队，获知日军吉谷师团1000余人从砀山沿单砀公路向单县进犯。在教导员高文甫率领下，抗日自卫团联队火速赶往马良集附近狙击。待鬼子兵踏着大皮靴啪啪地接近时，高文甫一声令下，长枪齐鸣，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当即死伤几十人。待鬼子头目哇哇叫着回过神来的时候，机智的勇士们顿失踪影。气急败坏的鬼子头目指挥着向他怀疑的方向好一阵猛烈扫射，我掩伏在安全之处的勇士们哈哈笑着直骂小鬼子笨蛋……

　　张子敬原以为张寨是个安全的地方，没想到白子明知道他逃跑回家，马上派人到了张寨。

　　张子敬还正在家等得着急呢，突然又被捕了。

　　“训练班”和监狱控制更严了。

　　眼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被抓、被审、被杀，乡亲们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山东分局远在沂蒙，115师远在鲁南，湖水茫茫，路途遥遥，封锁重重，上那儿去找啊！

　　此时此刻，苏支主力已转移到苏皖和豫皖边界，支队长彭明治听说湖西出了事，连梁兴初都是托匪，拉上郭影秋就往回赶。郭影秋当时任苏支独立大队政委，熟悉当地情况，所以彭明治才请他出马，一起回去解决问题。

　　谁知王凤鸣根本不买他老彭的帐，反而喝令保卫科，下了郭影秋的枪。

　　“哼，你还不晓得吧，连他都是托派，这里的党组织都是托派发展起来的！”

　　彭明治一时惊呆了，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麻绳把郭影秋左一道、右一道捆得像粽子。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再不走恐怕连自己也保不住了！

　　彭明治便策马奔回自己的指挥所，速电师部紧急求援。。　最好的txt下载网

3、狱中斗争
王光中与其未婚妻妻高潮深夜越墙逃出王小庄。

　　原来，在逮捕了区党委政府部长陈筹和妇联主任孔真等人之后，一天晚上又逮捕了县委书记孙兆立和宣传部长路光前、军事部长黄佑仁，说他们是训练班“托派”党总支的主要成员，孙兆立是党总支书记。同时还宣布王光中为“托派”党总支的组织委员。

　　王光中大吃一惊。

　　王须仁说：“王光中年轻幼稚，受骗上了当，暂时不逮捕他，但他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自首，给他个立功赎罪的机会，看他能不能再交出一些托派的线索。。。。。。”

　　王光中如梦初醒，深知“托派”是搞错了，但他又不知道如何办才好。

　　和他同住一屋的区党委社会部部长、老党员赵万庆对王光中说：“肃托完全错了，只有等中央来人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审你时也只能说死的，不能说活的。”

　　王光中想：既然自己被宣布为集训班中托派的党总支组织委员，无非是想利用自己扩大肃托的范围，只说死的不说活的也肯定不行，怎么办呢？

　　正当王光中束手无策时，留在丰县的*部长王效斌来到了集训班。

　　王效斌询问：“孙兆立书记哪里去了？我要向他汇报工作。”

　　王光中悄悄对王效斌说：“孙书记等人已经被捕，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我已经被宣布为托派了。。。。。。”

　　王效斌心中一震，但马上机警地说：“我是奉调来开会的，我走了，不见他们了。”

　　王效斌上马飞驰而去。

　　王效斌的离去，给王光中很大启发，为了不受暗害，他决定逃离出去，等以后再说。可是，他的未婚妻高潮也因为托派问题被审查中，怎么办啊？

　　他等待约高潮出来。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夜晚，王光中约会高潮从住地后院逃离集训班。。。。。。

　　王光中与未婚妻高潮几经周折走到宿县高潮家中，他们不敢把实情告诉家人，只说是回家结婚。

　　高潮父母为他们二人完婚，并把他们送到宿县城南徐庄高潮姑母家的佃户王兴贵家暂住。然后，通过高潮同学的关系，联系上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参加一些抗日活动。

　　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计地向上级报告情况。

　　李毅、郝中士、孙衷文等人被关在一起，他们在反复地研究着对策，一致认为：应将“肃托”的紧急情况尽快报告给山东分局和115师的首长们，不然的话，湖西的党组织将会遭到彻底的破坏。

　　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