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欠冯安华1票为憾。
我的参选海报总标题是：“我选李敖狠角色”。
盖写实也。官不聊生，自狠角色当选始矣。
因为所谓中华民国大前提根本不存在，其他幽灵“国号”也根本不存在，所以“立委”头衔对我只是儿戏，只是道具，只是布道平台，只是作法方便。但在形式上，却也衍生出对照之趣。
1949年蒋政权兵败山倒，逃到台湾，为维系所谓道统政统法统学统或什么什么统，从故宫的65万件古物以下，能搬的什么都朝台湾搬，其中人马自然在内。蒋介石想搬知识分子，但信誉破产，知识分子不跟他了。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81位院士为例，跟着伪政府到台湾的，只9个人：朱家骅、凌鸿勋、李先闻、吴敬恒、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占院士总数的％；去美国的12人：李方桂、赵元任、胡适、李书华、萧公权等，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达60人：冯友兰、郭沫若、陈寅恪、李四光、姜立夫、华罗庚、陶孟和、马寅初、顾颉刚、竺可桢、柳诒徵、陈垣、梁思成等，占院士总数的74％，光在这一范畴，就看出人心所向。相对的，来台湾的是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知识分子唾弃蒋介石的情形下，蒋介石比较能搬的，是土豪劣绅为基架的法统，就是所谓民意代表。其中“立法院”是其尤者。第一届“立委”771人，搬到台湾的557人，屡经递补，维持小朝廷局面。但是，折损率也很高，从1948年到1990年，42年间，依771名总额算，辞职者74人、视同辞职者180人、退职者49人、依法注销名籍者87人、死亡出缺者406人，40多年下来，死的死、老的老，拖到我选的那年，已经56年过去，除几个百岁和近百岁的老人，他们都死光了。相对的、谑画的，我倒变成“老贼”。
从选举程序上看，我这“老贼”可正大光明，我可是光明正大一票一票选进来的，不像国民党老贼们做票当选。
绝无仅有的选举方式
虽然参选“立委”，说起来也不无理由，但是逍遥在外的我，还得靠有人催促，才起歹念。催促的人是陈境圳，我在东吴大学教书时的旁听生，经他提议，我就玩起来了。本无所谓竞选，也无所谓团队，我拿出10万元交给陈文茜的漂亮秘书Vicky（李姿仪），就这样启动了。在王祥基的办公室，由祥基指挥主持。他是我的哥们儿，是我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的制作人，一起折腾的还有阙聪华、张书铭（我的老友成阳印刷厂张坤山之子兼小老板），还有“清客”赖岳忠——我的“御用”摄影师。台北市警察局怕出事，依法派来小常（常修治）、小蔡（蔡志煌）两位保护我。小常是2000年我选所谓总统时的旧识，见我没有交通工具，开来一辆奔驰轿车，车牌“5566”，就是美国球王迈克尔丒乔丹（Michael Jordan）到台湾使用的那辆，我不愿资本家对我这么好，就谢绝了。交通工具，我都坐出租车。偶尔坐王祥基的，亦奔驰也。开票那天，陈文茜约我上飞碟电台节目，路上祥基表演飞车特技，一边开车，一边电话不停，听开票情况。我在旁边看书，好像不关我的事，Vicky他们后来告密，说王祥基有时听此起彼落的电话，双手不握方向盘呢。到飞碟后，我坐在休息室，才确知当选。并得知我的票一直起不来，与民进党的段宜康之流形成拉锯战，直到最后险胜，精彩万分；险胜关头，连中立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持选务的公务员们都为之欢呼云。当晚小屯告诉我，他们在家看开票，觉得我选不上了，就到厨房去，只有我儿子戡戡守在电视机旁，坚持到最后，然后到厨房“报佳音”云。回想2000年选所谓总统那次，戡戡只有7岁，在电视旁看开票，发现其他候选人票数都高于他老爸，为之愤慨，乃执笔写出“宋”、“连”、“许”、“陈”4字，在每人头上，打了一个大叉字，另写个大“李”字，加上好多“○”字，以示当选者。所加“○”字多达上亿，数目之多，俨然“国家领导人”矣。
开票那天我不在电视机旁，在哪儿呢？我和吴子嘉逛书店去了。我在诚品买了一本书，又跟吴子嘉喝咖啡。后来王祥基他们找到了我，才发生飞车特技。开票日那天，王祥基要助选团队每人缴1000元猜谜，每人书面写下预估得票数，比赛谁猜得准；开票后，我赢走了所有赌注，“自知之明”，太公在此也。
我的选举特色是非世俗的选举方式，但世俗是一种压力、侵略性的压力，还得处处设防它。用这么少的钱与劲，参与竞争这么长久而激烈的活动，不是没有败象的，陈文茜最忧心，她私下告诉赵少康、梁蕾，说李敖一开始的民调情况并不理想，开票前要加强。她转来一个意见，不知是谁的，建议我电话催票之类。我有一点犹豫，王祥基坚决否定这一意见，祥基说：“我们不做与###不搭调的事。”我很感谢祥基的提醒，我也是需要提醒的。
中国传统就讲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贤”是选的，但事实上，选是选了，“贤”却很难选得上。原因是选举的规格往往强“贤”所难。现在的选举是群体造势活动，真正属于“贤”级的人士，是卓尔不群的，不群就选个屁了。
现代选举要在群体造势活动上花多少钱，这还是见得了人的，至于暗盘的，更难胜数。这些钱，或来自巧取豪夺，或来自同流合污，取之有“盗”，是不消说的，“贤”者混迹其中，还“贤”得无懈可击吗？别臭屁了。
只有李敖是例外。李敖打破了现代选举的规格，包含了世界的规格和地区的规格。
选举的规格，世界性的要亲民，要亲到选民的小孩，还要亲到自己的狗，地区性的也要亲民，台湾流行的是流水席，两手作揖，乃至于下跪，还要赌咒发誓，到庙里斩鸡头，口发毒誓，全家死光光之类，闹得鸡飞狗跳、鬼神不安……不论世界性的或地区性的，“贤”者都是不来的。所以，理论上，诸葛亮一定不能参选，因为一代隐士一旦“敬请惠赐一票”起来，未免太那个。躬耕南阳还勉强，斯文扫地就不必了。
李敖是唯一的例外。不论世界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李敖都不来这一套。
总之，我特立独行的选举方式，倒真为人间选举行为别开了生面。我没握过一次手，没开口拜托过一张票，没卖身投靠任何政党或团体，也没挥过一面旗，就轻松当选了——最后一名当选。我开玩笑说：“李敖功在人间，不当选没天理；但李敖大模大样，不肯放低身段，高票当选也没天理，所以‘吊车尾’选上最后一名，皆大欢喜，是最起码的天理。”
张书铭帮我印的一张海报里，有这样一段：
不上街、不拉票、不插旗、不鞭炮，没有传统选举那老套。
这是李敖四不一没有，大家拍手哈哈笑。
这是我选举的实况，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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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选到上台
2004年10月12日，我到主办衙门办理了参选登记。陈文茜及其狗躬逢其盛。摄影家赖岳忠捉住了一张，画面上我的左右是陈文茜、王祥基，后面是保安人员，乍看之下，俨然黑道大哥。
陈大代是我大妹夫陈大革的弟弟，他是国民党大将关中的大将，因选战实务内行，替我作了评估，由他妹妹陈大雅筹划并且通风报信，使我得知了什么是选举。更具体的，是使我得知了什么是“天上掉下来的”选举经费。大代拿来一张广告传单，上说“中央信托局”台北分局办有“立委”选举贷款，有志于此的可借200万，我循线贷款，大获资金。大代跟我虽是远亲，但君子之交。一次我妹夫、妹妹返台，他请吃饭，在座有关中，关中是难得的人才，但有官气，对我则敬而远之，从来不敢同李敖来往。这次饭局，其实不祥殊甚，不久我在###军购时，信手取材，骂到关中弟弟涉案，关中对记者表示无奈无辜。我明知此举使大代为难，但我六亲不认，此李敖所以为李敖也。
参选以后，电视不乏邀访，于美人、李明依分别主持节目外，都要“政治献金”给我，我都谢绝了。我的经费是向“中央信托局”台北分局林金官经理那边借了200万。林金官是马祖人，是天下第一好人。我没有保人，林经理热心极了，代我找来万春华做保人，我真感谢他们。另外，我卖了一对古董瓷碗给我的老朋友——康宁医院老板郑锡华，他付我200万元。锡华的秘书马美美送了我“政治献金”，我很感谢，但我还是依例谢绝了。后来我看到一张收受超过800万以上“政治献金”的“立委”名单，其中民进党柯建铭收到6200万、李文忠收到2200万、沈富雄收到1400万、赖士葆收到1700万、吴育升收到2600万、丁守中收到2200万……真令人侧目也。我则不靠一分钱“政治献金”当选，光此一项，可见多不简单。
11月14日，我在“国父纪念馆”作了公开演讲，算是我唯一一场正式活动。演讲会由陈文茜、罗大佑主持站台，吴思远特别从香港来助阵。这场演讲四面树敌、八面威风，是很成功的。
民进党的沈富雄吵着同我电视辩论，我懒得理他。邱复生为了促成这一辩论，向我说，找个漂亮女主持人来邀你吧，你就会答应。他问我喜欢谁，我说李文仪很漂亮，由她来吧。李文仪就来了。辩论时，沈富雄被我“宰”得哇哇叫，那天我分不少心在正视和偷看李文仪，不然的话，我会“宰”得更重，沈富雄不是哇哇叫而是惨叫。基本上，沈富雄是不堪一击的。原因是他有“首鼠两端症”，又要清高又要讨好道德败类们，结果两面失落。另外他话太多，脸上皮肤呈青蛙皮状，令人讨厌。他为了选举，写了一本名叫《不时奋起》的书，书名倒像壮阳药广告。他落选两年后，2007年9月3日，在陈文茜的节目上，承认我在辩论时打败了他。最近，他退出了民进党。平心而论，他是民进党中水平最高的，但他不知道民进党主轴已是劣币和伪钞，最后欲同流合污都不可得。政治呀，或者做真君子，或者做真小人，两样都不做，你就只有出局。做真君子也要出局，但出得比较体面。沈富雄之流不知也。
叶海瑞从警界退下来后，以他的声望，成立海天保全公司，在我参选期间保护我。我和沈富雄辩论会那天，派出两辆BMW“5”字头黑头车，每车4名黑衣大汉。我去电视台，李文仪在门口接我，她看到的画面却是：两辆BMW中间保护的，竟是一辆出租车！好一个“三明治保全车队”！
2005年3月20日《联合报》上，有李文仪谈话，说“李敖是我的偶像”云云。我的感想是：Jennifer（李文仪）是迷人的女人，可惜总是交错了男朋友。
我是2005年2月1日就职的。
我的研究室，由Vicky代表抽签，抽到中兴大楼1108号密闭房，只有空调，没有窗户。我在房里布置了满墙大镜，看来也算开敞。一般“立委”都以大人自居，单独一间，我却拆掉隔间的门，表示没有秘密与隔阂。编制是“双主任制”，由陈境圳和Vicky分主之。就职当天，我门口就贴上“李敖的四不一没有”。全文是：
李敖的四不一没有
不认六亲，只认正义。
不参加婚丧喜庆。
不收礼。
不做面对面式的选民服务。
没有什么李委员（委员算老几），只有###。
在参选登记之日，我缴出的政见与经历，就是这五行：
跟LP政府对干，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退学
跟LP政府对干，写书上百种，96种被查禁
跟LP政府对干，主持电视5次，全被封杀
跟LP政府对干，坐冤狱2次
跟LP政府对干，独来独往，以干掉LP政府为职志
到“立法院”后，在《“立法委员”通讯簿》中，“主要经历”栏，也是如此五行。
我所处的大气候
我在中国的台湾岛上，做起“立法委员”，在大气候上，究竟怎么定位定性呢？我太有资格、有好头脑、有大头脑解答这个问题了。
1949年我来台湾，当时只有14岁，作为见证人和介错人（日本人切腹场面，替死者料理死相者，叫介错人），作为第一流思想家和历史家，我最能清楚看清这半个世纪的台湾真相，这种看清，别人都望尘莫及。从1949年来，台湾就陷入一种错乱，这种错乱是蒋介石政权、美国和日本“三角架构”形成的，它的基调是使台湾脱离中国的范围，也就是说，台湾要变成中国统一的阻力。乍看起来，蒋介石是中国统一的信仰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