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费舻�*之风的侵袭，没有抵御住金钱的诱惑，并且正是早期“卖官”的始作俑者之一。
王昭耀的落马，让很多人唏嘘不已。在阜阳之前，王昭耀的个人奋斗史、典型事迹以及对三农问题的认识都是值得肯定的。
王昭耀出身贫寒，1944年11月出生在山东省梁山县小路口镇后门王村，下有一弟一妹。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为了供王昭耀上学，家里卖掉了三间房屋，父亲被迫孤身闯关东。
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王昭耀回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村食堂有次发了一个粮食做的窝头，母亲舍不得吃，一直留着给在县城上学回家的他，自己则吃树皮和草根。1963年，王昭耀考上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水利工程系。从学校到颐和园，坐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但他选择跑步。大学5年，一直是用砖头作枕头。当时在庭审现场的《方圆法治》记者韦洪乾说，说到动情处，王几乎泣不成声。
由于曾多次到梁山采访，韦洪乾靠当地人帮助，成了惟一进入王昭耀父母家的记者。他说，王昭耀父母都已年近90岁，现住县城一处就要拆除的两间平房中。家具很少，除了一个旧的布沙发，就只有一台大约21寸的彩电。
“他妹妹是普通农民，妹妹的两个孩子现在外地打工；弟弟王昭斌至今还是亦工亦农性质的工人”。韦洪乾说，王昭耀的发迹几乎没有惠及家人，在家乡，他因此一直以“清官”闻名。几乎没有人知道王昭耀身居要职，更想不到他是涉嫌受贿1500万余元的贪官。
王昭耀：构建安徽第一权利家族（2）
1968年9月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水利系（现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安徽宿县地区砀山县园艺场。1972年，当时的砀山县革委会主任到园艺场检查工作，觉得“学水利的大学生放到园艺场不合适”，就把王昭耀调到“生产组”当秘书。
“生产组”是“砀山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简称，由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重要官员组成。几年的历练，王昭耀给领导们留下了“谦虚、谨慎”的印象，这为王昭耀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人脉基础。
砀山修护黄河，水利专业出身的他作为代表去工作。在工地上，他的专业特长显得异常突出。治黄结束后，王昭耀被直接调到了水利局，从此踏入仕途。
1976年，王昭耀升迁为砀山县水利局副局长，四年后转正为局长。1981年，37岁的王昭耀被提拔为砀山县副县长，1984年调任相邻的宿县任县委书记。1985年升任宿县地委副书记兼宿县县委书记，两年后又升为宿县地委书记。1989年，命运又一次垂青王昭耀。在宿县地委一把手的位子上仅仅坐了一年多的王昭耀，被调至当时安徽最大的地区阜阳出任地委书记。
王昭耀没有显赫的背景，为官全凭自己的奋斗。有两件事情一直都是他的荣耀：任宿县县委书记时，他是安徽省县委书记中惟一的省委委员；擢升宿县地委书记后，他又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地委书记，48岁就当了安徽省省委常委。
王昭耀以“实干”成名，尤其是对“三农”问题的认知尤为突出。1989年3月，王昭耀刚上任，就组织了全地区范围的大调研，随后在行署提出要搞“农村基层政权、农业基础设施、农民基础教育”的“三基工程”建设，并在省里召开的一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有位官员在接受媒体时表示，在那个时候能提出这样主张，的确算得上有魄力，甚至这样的主张都可以写进农村改革史的。
1993年前后，涡阳县新兴镇书记李培接苦于农民负担过重，邀请当时的地区行署调研科科长薛万青一同研究农业税费改革问题，开始在新兴镇做小规模的试点。1994年10月，这个镇的试验基本成功。但“上面”却把涡阳县的试验定为非法，认为违反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薛万青因此起草了《有益的尝试———关于涡阳新兴镇实行税费合一制度的报告》，交给阜阳行署专员王怀忠，王只签了个“阅”字，不敢表态。当时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王昭耀看完报告，毫不犹豫地签了字，要求“建议扩大，一个县的试验范围”，并让“省里电话通知到调研科，要求再整理一遍”。这份重新整理过的报告先刊登在《安徽工作》上，后由《中国改革报》转载，影响深远。“先是确定太和县试点，然后推及整个阜阳，再到周边地区，然后安徽、江苏、湖北，直到全国”。1995年4月，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改革经验研讨会于阜阳召开。
然而，一切辉煌如过眼云烟。
祸起阜阳
1990年，在被上级领导委以重任、担任阜阳地委书记的第二年，王昭耀就开始插手干部“职务升迁”。在29名为“升官”而行贿的人中，陆有朝是向王昭耀进行投资的第一人。在付出万元的贿赂后，王昭耀助其先后晋升为临泉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阜阳市政法委书记。
在起诉书中，一个叫孟庆涛的亳州官员从20世纪90年代初即对王行贿买官，至2004年共支付了万元。于是，此人在谋取亳州市（县级市）纪委常委、亳州市公安局长等职时，获得了王昭耀的鼎力相助。王昭耀还承诺为其调任后升为地级市的亳州市纪委工作提供帮助，终因案发未能“践诺”。亳州以前一直属于阜阳地区，1998年始从阜阳分出成为地级市。孟与王的熟稔当自王阜阳任上始。
王昭耀：构建安徽第一权利家族（3）
对王昭耀行贿次数最多的是栗广龄，亦是来自当年的阜阳地区且意在获官。从1991年至2003年7月，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栗广龄利用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先后24次向王昭耀奉送“过节费”，共计人民币万元。他获得的回报则是，从一名普通的乡政府工作人员，到乡长、城关镇镇长，一路“钱进”至涡阳县副县长的官位（涡阳后划入亳州市辖区）。行贿的钱哪里来的？行贿买官，当官后靠受贿敛财，是买官卖官的一般规律。去年底，因检举立功，2005年12月22日，栗广龄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王昭耀案发源于阜阳发生的*窝案。其中有一个人物比较关键，他就是安徽利源集团总裁贺文俊，一个“使阜阳政界动荡不安的人”。这位贺总裁，是一位行贿大户，原来是阜阳的一名个体户，靠卖食品起家，后来转向房地产。贺文俊看到不少人靠关系低价拿到地皮后一转手就大发横财，就找到时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的王昭耀，行贿38万元，拿到了阜阳市中心120亩土地的使用权。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按照中央要求，要将农业产业化。1997年，王昭耀带队去澳大利亚考察农业产业化，同去的还有财政厅厅长匡炳文，阜阳市达裕实业总公司总经理牛玉亮。当时，中央财政往各省下拨支农周转金，安徽有两亿元指标。牛玉亮送给王昭耀41万元后，1500万元周转金到账。当然，财政厅长匡炳文也得打点，今年9月5日，安徽淮北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匡炳文有期徒刑15年。
王昭耀在副省级岗位上13年，除了分管农业外，还分管政法。起诉书指控，阜阳市中级法院曾经的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都曾向王昭耀行贿。刘家义曾任利辛县委书记，1997年升任阜阳中院院长后不久，因为阜阳中院出现了*案件，有关部门想换人，刘家义行贿8万元后，便留任院长职位；张自民送上4万元后，王昭耀承诺让张自民担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尚军为安排子女到省公安厅工作，行贿两万元。
庭审显示，帮人“加官进爵”和“倒卖权力”为企业提供支持，是王昭耀受贿的最主要来源。起诉书指控的704万余元巨额贿赂中，约300万元来自于约29名“想升官”的行贿者。他们中除个别谋求升职的普通职员，大多是本身已有一官半职还想“进步”的各级官员，且不乏厅级官员。王昭耀其余近400万元贿赂款来自企业，据统计，1991年至2005年春节前，他先后收受15家企业贿赂款约万元。
构建“权力家族”
随着王昭耀的一路升迁，以他为权力根基的第一家族也逐渐形成。妻子冯继英，原砀山曲艺团的演员，后官至安徽省行政事务局接待处处长；大儿子王伟，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妻二弟杨哲信，原是一名货车司机，后空降至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官至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28次受贿卖出69顶乌纱帽；妻大弟杨枫，原师范学校化学教师，跃升为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官至宣城市委副书记。
而这个第一权力家族的构建者却是王昭耀的妻子冯继英。
冯继英，原系砀山曲艺团的演员。她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两个弟弟改嫁。
1993年2月，49岁的王昭耀当选为安徽省副省长。妻子冯继英设宴为郎君举杯祝贺的同时，恳请老公对大舅子杨枫“政治上培养”，王昭耀拍着胸脯应承下来。
王昭耀：构建安徽第一权利家族（4）
杨枫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砀山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在王昭耀的“运作”下，杨枫不到一年时间便出任安徽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在王昭耀当时看来，适当为大舅子讨顶乌纱帽“意思意思”，博得夫人欢心，也算美事一桩。
1998年12月，王昭耀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农业和计生工作，成为实权在握的安徽“政坛大佬”。冯继英再次向他吹起耳边风，要求王昭耀对妻弟继续“鞭策进步”。王昭耀颇感为难，但经不住夫人软磨硬泡，王昭耀答应出面“活动活动”。1999年初，王昭耀不动声色地将大舅子扶到安徽省气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但呼风唤雨的杨枫看上去似乎还不满足，他含蓄地对姐夫表示“不喜欢一辈子和老天爷玩”。
于是，王昭耀安排杨枫下到安徽宣城市行署做挂职副专员。宣城撤地建市后，杨枫顺顺利利当选为副市长，紧接着出任宣城市市委副书记。
看着大哥杨枫在姐夫的扶持下平步青云，货车司机杨哲信坐不住了。也找姐姐冯继英要官，在王昭耀的运作下，2001年初，杨哲信摇身一变，从一名货车司机魔术般地变为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在此后短短四年时间里，他实现三级跳：又从灵壁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爬上了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交椅。
看着娘家人一个个飞黄腾达，冯继英志得意满。她突然想起了自己和儿女，丈夫正当权，何不趁此机会为自己和儿女捞个一官半职呢？王昭耀生有两子两女，如果全家人都权倾一方，未免太“扎眼”了，王昭耀死活不肯再施“造官”之术。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王昭耀作出妥协：只提携妻子和大儿子，另外3个孩子让他们“靠自己的本事去混吧”。于是，手眼通天的王昭耀再次轻轻挥舞权力魔棒，妻子冯继英便官至安徽省行政事务局接待处处长，让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儿子王伟先到阜阳市政府办公室镀金，然后杀个回马枪，出任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
在冯继英的幕后操纵下，“安徽第一权力家族”闪亮登场。城府极深的王昭耀担心树大招风，更担忧家族成员玩弄权术而一损俱损。因此，他千叮万嘱，要求妻子管好儿子和两个弟弟，委托妻子“天天监控，月月报告，不出漏子”。冯继英欣然领受。
起初，冯继英在“委托管理”上非常认真，按时报告儿子和弟弟的“成长”情况，两个小舅子还通过电话、E…mail和聚会等各种机会，主动向姐夫“汇报思想”。王昭耀非常高兴，专门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传授自己在政坛上拼打几十年的秘诀：“大家都要牢记一句话，在官场上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稳扎稳打。”
在王昭耀的调教下，家族成员们越来越成熟，表现在杨大爱的“监控”和“报告”传来的都是好消息。王昭耀怎么也没想到，妻子冯继英报喜不报忧，对弟弟的官场运作掖着藏着。
原来，从货车司机一步登天成名后，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哲信便无师自通，将权力当成商品，上任不到三个月，便大肆进行买官卖官交易，先后228次受贿，卖出69顶乌纱帽。
滚滚财源唾手可得，极大地刺激了杨哲信的胃口，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伪造公章公文，出售“假官”的疯狂地步。2003年初，工人身份的张某为了进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官，在先后奉上万元的贿赂后，请求杨哲信帮其伪造国家公务员身份。杨哲信向张某提供了相关人员的档案复印件、所需表格及所需印章的印模，授意张某非法刻制了“宿州地区行署人事局”、“宿州市人事局”、“砀山县人事局”等3枚印章，并伪造了转任公务员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