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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鲁迅来到许寿裳的自修室，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辉，许寿裳见到友人的崭新模样，激动地评论说：
“呵！壁垒一新！”
鲁迅满意地再一次抚摸一下自己的头发，对着朋友，豪爽地，畅心地笑开了。
为了给自己的决心作证，他特地拍了一张“断发照”。对着照片，他看到新的自己，并对着他静静地沉思。瞬息间，大海彼岸风雨如磐的祖国和苦难呻吟的同胞又呈现在他的眼前，向他召唤，他的一腔炎黄之血顿时又奔流起来。近来，他常有这种情感的汹涌，前不久当这种情感最初拍击着他的心胸时，他无法抑制，就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此时，他感到同样的情感更强烈地冲击着他，于是，他提起笔来，在这张照片的背面，抄下这首明志之诗：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带头剪辫的行动，引起了奉命监督留学生的姚文甫的恼怒。在他看来，这是带头造反，大逆不道，他私下扬言，要停掉鲁迅的官费，并把鲁迅送回中国去。这个飞扬跋扈的监督，实际上是个伪君子，进步的留学生们早就对他讨厌透了。这回正好发现他和一个姓钱的女生私通，便借机教训他一下。一天，正当姚文甫胡作非为的时候，邹容等五个人闯入他的寓中，先批他的嘴巴，然后用剪刀截去他的宝贝辫子，并把它挂在留学生会馆门口示众。姚文甫当众出了丑，顿时威风扫地，连继续呆下去的胆量也没有了，便偷偷溜回国去。姚氏的败逃，使鲁迅感到兴奋。同伴们的勇敢行为，使他的身上又力量倍增。1903年4月2日，他怀着胜利的喜悦给家里报告这件有趣的故事。
那时，鲁迅和许多留学生的心，都是热烈的，有着改革中国的崇高抱负。因此，他们对于弘文学院那种糅合孔孟之道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不东不西的保守教育方针很是不满。
鲁迅和其他同学到弘文学院不久的一天，学监大久保先生把他们集合起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去行礼吧！”顿时大家都吃了一惊。正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到日本来的，现在竟被强加上“孔子之徒”的桂冠，并要去拜倒在孔夫子的像下。历经万里波涛，竟翻不出孔夫子的手掌，是很令人诧异的。后来他们才知道，弘文学院有明文规定：“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在大海彼岸（3）
校长嘉纳治五郎还公开对学生演说：“振兴中国教育以进入二十世纪之文明，因不必待求之孔子之道以外，而别取所谓道德者以谓教育。然其活用之方法，则必探明中国旧学而又能掺合泰西伦理道德学说者，乃能分别其条理而审之规律。”这种不敢越过孔孟雷池一步的保守方针和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的保守课程内容，使远涉重洋而来的学生们深深失望。他们屡次要求改革，但都被嘉纳治五郎拒绝。1903年3月25日，学监大久保、教务干事三矢召集学生会的部长十余人，公布校方新制定的十二条规定。这些规定不仅对教育改革不加理睬，而且变本加厉地在经济上进一步苛待学生。例如规定什么无论临时告假归国或者暑假归国的，每月都得纳金六元半。对于这些横蛮的新规定，学生会的干部屡次交涉更改，而教务干事三矢却宣称“坚不可改”。他还振振有词地声明，这是嘉纳的决定，谁不同意，可以退学，他也不强留。
三矢的傲慢和轻蔑态度，使有骨气的中国留学生们感到十分愤慨。3月27日，他们召开留学生特别会，会上群情激愤，毫不犹豫地决定一起退学。第二天，鲁迅、许寿裳等五十二名学生马上付诸行动，愤然离开学院，显示了中国青年不容侮辱的尊严和抗争到底的决心。
学生们决不妥协的举动，使校方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这些来自长江黄河之邦的青年，团结一致的力量是难以征服的，因此，不得不让步，表示要改良课程。于是，退学的学生们又在3月31日召开会议，向校方提出包括撤消三矢教务干事之职和更订课程在内的七项条件。嘉纳一一接受，但又要学生们也承认有“措置冒昧之失”，学生们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他们指出，这完全是日本学校不尊重中国学生而引起的，中国学生绝对“无失可谢”。经过十八天的斗争，中国学生才于4月16日返校。在回院式上，嘉纳承认自己有“不善之过”，*终于胜利结束。自始至终参加这场斗争的鲁迅，此时感到心花怒放，他连忙给家人写信报告这个胜利的信息，说：“弘文事已了，学生均返校矣！”
在海波长扬的日本，鲁迅一方面与热血沸腾的同伴一起为自己的前进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则利用这个东西方文化频繁交流的天地，拼命地学习。不仅学日文，学德文，而且贪婪地阅读各种书籍，夜以继日地吮吸各种知识的乳汁。富有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艺术和被引入日本的西方古典美学著作以及其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都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为他以后从事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他的精神生命被新的知识润泽得一天比一天充实了。
刚满二十岁，这是一个人美丽得像宝石般的年华，谁在这样的年岁里不充满着崇高的理想和献身祖国的热望呢？鲁迅正处在这样的人生阶段，而祖国正处在变革的动荡中，他正需要自己的有志气的孩子们去拯救，想到这里，鲁迅的心里是多么不平静呵！那时，改革派的思想家们在探索着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问题，鲁迅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思考着这个问题。赫赫有名的梁启超已经撰文分析中国国民的四大弱点，那就是“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这位正在叱咤风云的改革家告诉人们，只有“翦劣下之根性，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国才有希望。“人格不具，将为世所不齿”。人的品格如此，国家的品格也如此。因此，我们的国家要变成“受人尊敬之国，卓然冠绝于环球”，就应当抛弃国民品格中的弱点。鲁迅当时同许寿裳也常常讨论这个问题。这一对赤诚的青年忧国者，当谈到在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在做异族奴隶的时候，他们便相对地愤然长叹，深深地感到悲凉。他们常常一起认真地思考和讨论着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在哪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在大海彼岸（4）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的认识是朦胧的。世界上有那么多思想精湛的哲学家，描绘过那么多理想人性的蓝图，究竟哪一个是最美好的楷模呢？两个年轻人还无从判断。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们则十分敏锐地发现，中国国民性格中最缺乏的是两个东西，这就是：“诚”和“爱”。
这种直觉的朴素的认识，正是后来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乃至中国社会的全部科学认识的胚胎。如果不是一个对中国社会有相当痛苦的感受的人，是无法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劣根性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没有一个思想家与文学家，像他那样一生从不知疲倦地无情鞭挞丧失“诚”的虚伪和践踏“诚”的瞒和骗，也没有一个思想家与文学家，像他那样怀着那么深的祖国之爱与人民之爱，去揭露和抨击那种毁灭人类之爱和人的尊严的封建专制，那种没有人性的吃人的世道。尽管提出这种见解的时候，还是比较抽象的，然而，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萌芽呵！
至于第三个问题，他们则认为中国两次当了异族的奴隶是最大的病根，这种回答显然是幼稚的。他们只看到元朝与清朝的种族压迫，没有看到几千年来各个封建王朝都一样沉重的阶级压迫。漫长的专制制度，使某些中国人失去了支撑诚实的力量，也使某些人们的情感变得冷漠，失去了人的最起码的爱。
渴望着献身祖国的鲁迅，不仅为祖国的命运在思考着，而且很快地开始了他为祖国的第一次公开的呐喊。1903年6月，鲁迅应浙江同乡会主办的、许寿裳编辑的刊物《浙江潮》的邀请，决定替刊物撰文。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认为，新小说是新政治的发端，它对于社会改革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这给鲁迅以深刻的印象。那时，《新小说》杂志特别推崇雨果，并刊登过雨果的照片，陈独秀也翻译了雨果的小说《惨世界》。鲁迅此次从日译本转译了雨果《随见录》中的一篇文章《哀尘》，发表于《浙江潮》第五期。同一期上，鲁迅还发表了他译述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这两篇处女作虽然还不成熟，却展现了鲁迅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心和炽烈的爱国之情。
《哀尘》原名《芳梯的来历》。鲁迅所译的这一片断，是雨果自己叙述在1841年目睹的一个下层妇女被污辱，被损害的事实：在一个雪花如掌的腊月天里，一个无赖少年绅士，无端地用雪球戏弄和袭击一个穷苦女子，这个女子不得不自卫时，巡警走来，他竟不顾是非，公开袒护有权势的无赖少年，而判处被欺负的弱女子监禁六个月。雨果通过这个故事，鞭挞了暗无天日的悲惨世界。
鲁迅在这篇短短的译文中，融进了鲜明的爱憎。他憎恶那个无端凌辱女子的无赖少年，把他的名字译成“频那夜迦”。这名字是印度神话中的一个恶神。鲁迅把无赖少年视为凶神恶煞，而对被凌辱的穷苦女子却满怀同情，并对造成这些女子的不幸的罪恶社会表示极大愤慨。他在“译者曰”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噫嘻定律，胡独如此贱女子之身！频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 鲁迅用他的第一个译品表明：他的心，是属于被损害的、苦难的兄弟姐妹的。
在大海彼岸（5）
与《哀尘》同时发表的《斯巴达之魂》是一篇充满着青年血气的慷慨悲歌之作。写作这篇文章，正是拒俄运动处在高潮的时候。4月28日，东京《朝日新闻》透露，帝俄已向清政府提出七条密约，公开撕毁1902年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绝从东三省撤军，无理地要求把东三省划归俄罗斯版图。这一消息引起在日本的留学生的极大义愤，4月29日，五百多名留学生在东京市神田区锦辉馆*，成立“拒俄义勇队”，并致函清政府，敦促政府坚决抗俄。此信大义磅礴，词色壮烈，并引述了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英勇抗拒异族入侵的精神。信上说：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万，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云。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方里之帝国而无之于？ 斯巴达这种宁肯战死也不屈服的壮烈精神和冲天浩气，正是当时被污辱的中国所需要的。因此，那时候爱国的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鼓吹斯巴达精神。梁启超所写的长篇文章《斯巴达小志》，就是一篇最有分量的代表作。梁启超称赞雅典为文化之祖国，而斯巴达为尚武之祖国，雅典是十九世纪之模范，而斯巴达则是二十世纪之模范。由于它以尚武精神为立国第一基础，所以它成了现代十几个强大文明国的祖国。这位改良派的大将告诉人们，斯巴达精神乃是今日中国之第一良药也。
斯巴达人的尚武爱国精神实在是动人心弦，特别是那些斯巴达的妇女，她们爱国的凛然之气真是气冲霄汉。她们激励男子勇赴沙场，往往不顾危险地送丈夫、儿子到激战的前沿，然后祝福说：“愿汝携楯而归来，不然，则乘楯而归来”。有一个普通的母亲，生了八个儿子，在斯巴达与蔑士尼亚的战争中，全部壮烈殉难。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为死难的将士奏乐招魂。在招魂时，这位母亲不仅不流一滴眼泪，而且高声地、自豪地祝愿祖国说：“斯巴达乎，斯巴达乎，吾以爱汝之故，故生彼八人也。” （参见梁启超《斯巴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