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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既然璇卿喜欢西湖，大家的意思也主张要给他在西湖边上留个纪念品，索性就把他葬在西湖边上罢。这里是三百块钱，你去给他买块冢地。”
点点滴滴（9）
璇卿是陶元庆的字。钦文知道鲁迅的眷眷之心，感动地默默把钱收下，并按照鲁迅的意思在西湖边上买了一块冢地，建了小小的“元庆园”，让长眠的青年艺术家可常常沐浴着西湖上清新的风。
在这之后，鲁迅又想到许多古坟本身已经陷下看不出什么来了，可是坟旁的柏树却高高挺立着，标志着坟墓的存在。于是他又约来许钦文。建议在陶元庆的坟旁，种上几株柏树。最后，他告诉许钦文，说他还有一种遗憾：他原准备为死者出《陶元庆画集》，可是现在国内印不好。到国外印，出口进口要纳很高的税款，又负担不了，只好作罢。他希望许钦文努力保护友人留下的这笔遗产。鲁迅希望友人的艺术遗产，能比坟旁的柏树有更长久的生命！
鲁迅在与青年文化工作者交往中，总是给予他们导师般的关怀，然而他却从来不以导师自居，他总是称这些青年为“兄”与“先生”，把他们看成亲密无间的友人，与他们相互学习。当后一辈的青年指出他的错处时，只要是对的，他便在真理面前心悦诚服。
陶元庆曾介绍自己的一个同学钱君匋与鲁迅认识，君匋也喜欢书籍的装帧，他第一次随同陶元庆见鲁迅时，就把自己装帧的《寂寞的国》和《破垒集》请鲁迅指教，鲁迅看了看，指着几种装帧，诚恳地说：“很好，有一些陶元庆的影响，但自己的风格也还显著，努力下去，是不错的。”1928年陶元庆为鲁迅的《朝花夕拾》作好装帧之后，为了保证套色印刷的质量，钱君匋负责跑印刷厂作校对工作。书印完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信上除了关于《朝花夕拾》的印刷之外，还告诉鲁迅：他所译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中有一个误译。鲁迅见了信之后，连连点头，并立即给钱君匋回信，信中说：……《思想，山水，人物》中Sketch Book字，完全系我看错译错，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文章（题目似系《论翻译之难》）指摘得很对的。但那结论以翻译为冒险，我却以为不然。翻译似乎不能因为有人粗心或浅学，有了误译，便成冒险事业，于是反过来给误译的人辩护。 鲁迅不把自己的疏忽归罪于翻译的艰难，他欣然地接受青年朋友中肯的指正。在—个崇高的心灵里，它对任何细小事情的反映，都是无私和明朗的。鲁迅正是以这种慈爱而谦虚的精神，赢得青年们的爱戴。青年们从他心灵中感到一种最美的信念：祖国的文化事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30年3月底，鲁迅回顾到达上海后两年多时间里，把生命消磨在点点滴滴的扶助青年的事业上，使自己少写了不少文字。然而，他并不后悔，他从这种回忆中感到充实，扪心无愧，他为自己能作为青年们前进的阶梯而感到这些逝去的年华是值得缅怀的。他把这种心绪告诉友人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
鲁迅确实做了崇高的“梯子”。通过它，许多蹒跚学步的青年，才攀登到白云深处，采掇了文学艺术的灿烂之星。第十二章在火焰般的旗帜下第十二章在火焰般的旗帜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点点滴滴（10）
鲁迅到了上海之后，要说心情愉快，得数1930年。尽管这一年也有偶尔的烦忧，也有遭受政治压迫的避难。然而，洋溢在他心中的却是一种未曾有过的喜悦。这是他在政治上进行重大决择之后的喜悦，是联合后一起共同奋斗的喜悦。
在过去的两年中，鲁迅的工作是辛苦的，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倒没有什么。因为他习惯于用艰辛的劳动铺筑人生的道路，对于工作担子，他从未感到沉重。使他感到沉重的是，他必须与同一营垒的朋友论战。这不能不使他花去许多宝贵的时日。他严肃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当然也严肃地对待这种论争。在论争中，他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这种出于内在要求的解剖，对于一个严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决不是轻松的。
想想1927年春季那种带着浓烈血腥味的背叛，想想工农群众在血泊中挺立起来进行新的斗争，想想创造社对他的误解和与他们的辩论，他是不能不考虑自己与革命的关系问题的。鲁迅的心里洋溢着对祖国和对人民的深厚的爱，这种爱的力量是强大的，它时时支持着他去反抗危害祖国与人民的一切强暴，支持他不倦地追求革命与光明。当时中国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共产党与国民党分别代表着中国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利益正在进行生死大搏战，中国的光明与黑暗，命运与前途，已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地与这两个政党的激战紧紧地连结在一起。那些真诚地追求光明，追求正义，追求祖国美好将来的人，都把自己追求的事业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正义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历史时刻要求鲁迅这位最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战士，也必须在政治上作出具体的决择。鲁迅经过严肃的学习、思考与自我解剖，终于相信惟有无产者才有将来，积极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团体与文艺团体，这就是1930年2月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3月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样，在鲁迅的奋斗历程中，便树起了一块辉煌的里程碑。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治性团体，它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性质是很鲜明的。筹备组织这个团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也做一个发起人，并委托冯雪峰和他商谈。深知中国社会的鲁迅，历来是主张壕堑战的，他并不赞成这种斗争方式。他知道，严酷的专制斧钺是不会允许这种组织生存的，组织一成立，就一定会立即被解散的。但是，这时他已经决定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因此还是欣然地答应参加这个团体，并作为发起人之一。
这个组织的成立大会是秘密召开的，鲁迅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静静地倾听着同志们的发言，精神是愉快的。他和郁达夫、夏衍、田汉、彭康、郑伯奇等五十一人联名正式作为同盟的发起人，并在他主办的《萌芽月刊》上首先发表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宣言高举起自由的旗帜，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野蛮的文化专制，呼吁为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而斗争：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处在现在的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 进自己生活的*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直达到于极点。。 最好的txt下载网
点点滴滴（11）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竖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下之来共同奋斗。 正如鲁迅所预料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终于因为鲜明的政治色彩遭到了野蛮的压迫。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所有的发起人，鲁迅被宣布为“堕落文人”。反动派声言要捕杀发起人，刀光剑影又一次在鲁迅眼前闪动，他只好离家避难，暂时寄寓在内山完造家里的假三层楼上。每隔三两天，许广平就会抱着海婴去探望一次，这时小海婴已经半岁了，长得胖胖的，活泼可爱，鲁迅见了真是高兴。
尽管生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鲁迅的心境却是充实的。他斗志不减，依然日夜不辍地译书撰文。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次参加政治团体的行动，是在向社会表明：他的政治归宿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他已公开地站到中国共产党这面火焰般的鲜红旗帜下。
伟大的鲁迅具有高尚的政治操守，他一旦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便无比坚贞。他怀着圣洁的情感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决不在危险中退却。当有人劝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时，他坚定地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直到他逝世前不久，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鲁迅以前的一个学生写信给鲁迅，打算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希望预先得到他的“谅解”，妄图以此软化鲁迅。鲁迅却蔑视这种诱惑，断然地回答说：“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它去的。”
这一年2月，鲁迅在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后，还参加筹备党领导下的另一个重要文艺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29年下半年，创造社的一部分同志已经意识到攻击鲁迅的错误，开始对鲁迅表示尊重。这一年秋季，当时的地下党也感到必须调解鲁迅与创造社的争论，以共同对付还很庞大的敌人。于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李富春找了阳翰笙，*干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找了冯雪峰，开始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李富春对阳翰笙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展开论战，这样做是不正确的，现在应该集中火力，把矛头对准国民党。鲁迅是五四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你们应该争取他，团结他。如果他与我们共产党合作，那力量就更大了。李富春还说，中央也有这个意见，认为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的，应该争取团结鲁迅。阳翰笙当时马上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这之后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就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斜对角的“公啡”咖啡馆，召开了有阿英、夏衍、柔石、冯乃超、冯雪峰等人参加的会议，传达李富春的意见。与会同志同意党的决定，有人还作了自我批评。当天，便决定派冯乃超、夏衍、柔石、冯雪峰去找鲁迅，向鲁迅表示争端的主要责任在创造社、太阳社方面，并说明党过问了这件事。这之后，党中央又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团体。潘汉年把这个意见告诉冯雪峰，让他与鲁迅商量，说团体名称暂拟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否妥当，“左翼”两字用不用，也都取决于鲁迅，如果鲁迅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点点滴滴（12）
鲁迅听说要成立这么一个团体，非常高兴，欣然表示赞成。对于“左翼”二字，他想了想，也觉得还是用的好，这样比较明确，旗帜可以鲜明一些。
这之前，原先创造社一些同志到鲁迅家里，去研究成立左联事宜的时候，鲁迅也是非常高兴地以战友和同志的真挚感情，和他们倾心而谈，善意而坦率地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鲁迅含蓄地对他们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金扁担”的故事：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他突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一个是“柿饼”的故事：一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她想，皇后娘娘一醒过来，一定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鲁迅侃侃而谈，在座的同志都舒心地笑起来。他们了解，鲁迅是殷切地希望他们避免不必要的主观臆断，以免在复杂和黑暗的中国社会中吃亏。鲁迅这种率真的态度使他们深深感动。在以后很长的岁月中，他们还常常回忆着鲁迅所讲的这两个简单而意味深长的故事。
在鲁迅同意成立左联之后，潘汉年与冯乃超、阿英、夏衍、冯雪峰协商，提出十二个左联“基本构成员”，实际上就是筹备人与发起人，鲁迅是其中的一个。除了鲁迅之外，还有冯乃超、阿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彭康、沈起予、华汉（阳翰笙）、蒋光慈、洪灵菲、柔石。这样，左联的主干就形成了。
2月16日，这十二个人决定在公啡咖啡馆举行会议。这一天下午，鲁迅与柔石、冯雪峰一起到了咖啡馆，会议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由于彼此心灵已经相通，与会者都感到会场跃动着希望。他们认真地回顾了以往走过的路，讨论了左联的纲领、章程和任务。最后，会议委托冯乃超起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