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鲁迅到了广州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个美好的愿望。1927年4月1日，他和成仿吾等人还联合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这篇宣言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抗议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血腥暴行而发的。宣言以激昂的感情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是在东方极力向帝国主义进攻的！……我们底意志确有建设无产社会的可能。”“我们底斗争总是向着资本帝国主义，我们只有从榨取的资本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回生活，此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也再没有别的生路。”宣言最后还呼吁：“全世界的无产民众联合起来。”这是一个磅礴着爱国主义与革命理想的宣言，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由创造社的朋友起草，鲁迅毫不犹豫地在宣言上签了名。
1927年9月24日，鲁迅就要离开血雨腥风吹打着的广州，离开之前，他觉得应当去告别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友人。此时，他想到了创造社。于是，他到设立在昌兴街四十二号的创造社广州分部，向他们告别。分部的同志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热情地招待即将远行的鲁迅，并赠予《创造周报》、《洪水月刊》、《磨坊文札》、《新消息》等六种书刊。鲁迅此次离穗，不愿意告别其他的朋友，但觉得不能不向创造社告别，他对于创造社是信赖的。次日，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仍然想起创造社，觉得在文艺已逐渐萧条的中国，创造社的努力是很可宝贵的，他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 离开广州的时候，鲁迅对创造社怀着那样美好的印象和感情，而今天，创造社的友人又来访，并表示了联合的愿望，鲁迅怎能不感到兴奋呢？按照这一天共同商定的计划，1928年1月1日，《创造周报》公布了编辑委员和特约撰述员的名单，在特约撰述员的名单上，第一人就是鲁迅。
但是，计划仅仅实现到这一步，下一步就停止了。这是因为创造社在决定与鲁迅联合及拟定计划时，并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年轻人真有点冒冒失失。在郑伯奇等准备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成仿吾已到日本去了，彼此在事先也没有商量。成仿吾在日本与创造社的另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又拟定了一个计划，他们准备加强创造社的革命色彩，把创造社作为鲜明的思想斗争的基地，出版政论性很强的月刊《文化批判》，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郑伯奇这时写信告诉成仿吾，他们已和鲁迅商量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而成仿吾认为，要建立新的普罗文艺，老作家都不行了，鲁迅当然也是属于“不行”之列。
窃火者（4）
成仿吾和在日本的一些创造社成员，正当年轻气盛，革命热情很高，但也“左”得厉害，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很幼稚。他们要建立新的普罗文学，这在中国是需要的。在当时大资产阶级十分猖獗、白色恐怖笼罩祖国大地的时候，他们敢于第一个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揭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确实是勇敢无畏的，是有卓越的历史功绩的。然而他们正像一切新生的事物一样：虽然带有革命热情、敢于斗争等许多宝贵的品质，然而也带着一些很难避免的冒冒失失的弱点。他们显然带着“左”的幼稚病。他们觉得神圣的新鲜的普罗文学，是应当纯粹又纯粹的，普罗文学队伍也应当是纯粹又纯粹的，而在中国，则只有他们这些新崛起的青年革命作家才是纯粹的，鲁迅这样的老作家已是“时代的落伍者”了。他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思想水平来认识鲁迅深刻的革命性，理解鲁迅的伟大所在。他们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认识还比较简单，甚至比较肤浅，因此，他们也无法真正了解鲁迅作品对于中国革命的真正价值，他们对中国社会和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与鲁迅还存在着距离。他们还不了解，革命文学不可能单凭革命的观念和热情产生，如果自己不投入革命洪流中真切地感受革命的脉搏，把自己首先锻炼成为革命者，那么，革命文学就难以成功，而且还会把革命文学引入错误的方向。由于他们的幼稚病，结果他们不仅未能执行与鲁迅原定的计划，而且错误地把鲁迅作为普罗文学的抨击对象。他们在《文化批判》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又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这些文章错误地把时代的先躯者鲁迅看成是“时代的落伍者”。鲁迅是向旧中国吃人筵席进攻得最坚决的战士，他最清醒而尖锐地看到了旧社会的污秽和积弊，而这些文章却把他说成是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认为他是“以趣味为中心”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和说几句“人道主义漂亮话”的旧作家。
这种左倾、幼稚的主观臆断，距离伟大战士的实际实在是太远了。鲁迅心里不服，而且创造社这样改变计划，他事先不知道，他不能不感到突然，感到不满。他决定给这些头脑发热的青年浇一点冷水，对他们进行反批评，同时，也可借此来阐明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看法。
1928年2月23日，鲁迅终于写出《“醉眼”中的朦胧》，第一次对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批评正面地进行反驳，他让这篇杂文公开发表在3月12日出版的《语丝》周刊上。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并没有给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扣什么帽子，他据理申明，指出这些青年革命者的一个根本弱点，这就是“朦胧”，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朦胧的，对中国社会斗争的营垒分野的认识是艨胧的，对无产阶级文学面貌的理解也是朦胧的。在鲁迅看来，革命者的可贵品质在于襟怀坦白，敢于明言，决不怕批判自己，因此，他不赞成本来是朦胧的，却要认为自己看得最清楚，甚至觉得“唯我是无产阶级”。例如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作家、艺术家，提倡人道主义，这在野蛮地践踏人的尊严。不把人当作人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是有反抗意义的，这与拿着人道主义的旗号来反对革命是两回事。但普罗文学的倡导者们对于人道主义的认识也是朦胧的，因此，他们笼统地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抨击鲁迅讲了“人道主义的漂亮话”。鲁迅批评他们“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对于中国社会的人肉筵宴似的所谓东方文明，鲁迅是比创造社的青年革命者们看得透彻的，他清楚地知道，在兽道横行，人的尊严被随意践踏的时代里，人道主义式的抗争是完全必要的，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屠伯面前，丢掉人道主义的抗争旗帜是不应该的。鲁迅的反批评显然是善意的，为中国革命着想的。
窃火者（5）
鲁迅还看到：“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另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他们与人民大众的位置放得不对。鲁迅指出他们虽然自己认为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实际上还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只是从书本上学了*主义，还没有跟实际与大众结合好。他们只想用从书本得到的革命意识去“获得大众”，启蒙大众，却没有认识到自己应当在大众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应当和大众，特别是和无产阶级大众思想感情首先融成一片，做大众的一员。鲁迅恳切地告诉他们：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 鲁迅对这些青年革命者错误地看待他，坦率地表示了不满，他说：“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
写完这篇文章，鲁迅的心情很不好，他似乎觉得无须把气力放在这里。第二天，他心情郁闷地写信给台静农说：我在上海，大抵译书，间或作文，毫不教书，我很想脱离教书生活。心也静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 （1928年2月24日信） 论争延续了一年多，鲁迅又作了《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严格地站在论争的立场上，从不感情用事，也不作人身攻击。他在论争中，对于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一直认真地思考着，探求着。
鲁迅是一个富有实际精神的人，他对现实一直保持高度的清醒态度。他的文章，嬉笑怒骂，都让人们感到跳动着革命的脉搏。他虽然没有积极地提倡革命文学，认为没有急急忙忙挂招牌的必要，但是对于“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鲁迅还觉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文艺与革命》） 他还指出：“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在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引者注）文学。”（《文艺与革命》）无产阶级文学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及时地揭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就是必要的。而且，在当时中国提出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历史条件也已经成熟。对于这一点，鲁迅似乎过于谨慎，过于担心时机并不成熟。而他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作家的良心和责任感，他说：“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鲁迅估计的过于谨慎，使他对于揭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战旗的态度显得冷淡，他依然觉得当时对于新文*动最重要的是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因此，他提醒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注意，不要忘掉艺术的特征。他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 鲁迅还从阶级实质上深刻地剖析了创造社虽然“方向转换”而仍不免有些朦胧的原因，就因为思想是朦胧的，自己本来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现在要向无产阶级转换，那就要切实正视自己过去的弱点，把自己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否则就会含糊不清。他说：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三闲集？现 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在中国最黑暗的年月中，带着鲜明的战旗，冲上生死搏斗的文化战线，这是极其可贵的。在当时革命正遭受大挫折，中国变得哑然无声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就像寂静的长夜中轰然震响的惊雷一样，使人们振聋发聩，为之奋起。他们的召唤，在许许多多的奔流着革命热血的青年中产生了反响，使大批青年集合到了被鲜血染红的革命旗帜之下。他们在艰苦的年月里，写出了最初的一批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像火焰似地烧向整个黑暗的旧中国。这种革命文*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伟大运动，它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气魄，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宣告中国无产阶级将独立地建设本阶级的文学艺术，中国的劳苦大众将开始占领文艺阵地。他们的功勋应当充分地记录在中国革命文学史册中。但是，他们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幼稚病也是明显的。他们当时刚从日本回国，受到日共内部福本主义“左”倾幼稚病的影响，在国内，又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因此出现了混淆革命对象的错误。总之，他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条文还没有消化，鲁迅后来很中肯地指出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病：“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