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讲故事时，金耀宗又打听来一个消息，说是何墟三大人已探听到了虚实，原先说的长毛完全是误会，实际上是一批要饭的难民。秃先生听了这消息，便哈哈笑起来说：“哈哈，难民耶！……呵”。风声一变，秃先生又板起圣徒的脸孔，装出一副架子，拿着《八铭塾钞》大声吆喝着学生：“趣去读书勿恶作剧”。私塾儿童归寝后，还梦着自己受到秃先生的责打。
这篇小说的情节是在一个晚上的私塾内外和桐树下的场地里展开的。场面很小，故事也很平常，但是，它却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上层社会人物对辛亥革命的恐惧和投机心理，也生动地表现了下层人民向往革命的另一种感情。小说成了反映辛亥革命那个特定时代的一面镜子，写得十分真实，十分精彩。
然而，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天下还是金耀宗、秃先生的天下，这是叫鲁迅深深失望的。他是带着这种失望的心情离开绍兴的，临走时，他向范爱农告别。爱农了解他的心情，也赞成他远走，因此，凄凉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二人就这样地分手了。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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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1）
1912年2月下旬，鲁迅再度来到阔别十年的南京。此次他的心情很坏，故乡的乌云投在他心中的阴影，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变迁而消散。那里出现的一场壮剧之后紧接着的闹剧，恐怕是要演成悲剧的，他对革命后的一切所感到的失望，伴随着他来到这座熟悉的虎踞龙盘的古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 （《华盖集？补白》） 这种情景是鲁迅所未曾料到的。反对革命的士绅们竟像魔术师似的，摇身一变都成革命党了。于是，时髦的革命也只剩下了一块时髦的招牌。可怕的是这种情况到处都在发生，蔓延，恶化。南京也一样糟。他到南京的前夕，即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第二天，袁世凯就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索取大总统的职位。孙中山在军阀、政客、官僚和革命妥协派的包围之中，不得不履行让出总统职位的诺言，辞去了临时大总统。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以全场一致的十七票选举了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并在通告电报中，大肆吹捧袁世凯为“*之第一华盛顿，世界之第二华盛顿。”鲁迅曾经为之呼吁的一场革命，就这样半是闹剧半是悲剧地蜕变了，鲁迅不愿意再深想这一切。既然到了南京，就试着往前走吧！反正背后的故乡是晦暗的，没有出路的。
聘请鲁迅当部员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虽然是真的革命党人，但这个部也实在可怜得很。堂堂的新政府*，几乎是一个空架子，除了教育总长之外就是一个次长景耀月，还有一个总长通过私人关系找来的秘书长，此外还有会计员和若干部员。开始连房子也没有，只能寓居旅馆。为了解决房子问题，蔡元培曾亲自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来，而孙中山也无能为力，他说：“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本来倒是有几处地方的，可是军队都占去了，所以现在只好由你自己想办法了。”蔡元培只好另找门路，他坐上一辆人力车东奔西跑，在车上颠簸了几天，最后才从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那里借到了几间房屋，衙门才算成立起来。
鲁迅到*后，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日子分外冷清。在这种寂寥而无所作为的生活中，幸而有他的好友许寿裳在，白天一起办公，晚上一起谈心，可以使寂寥的生活稍微带点活气。两人多时不见了，鲁迅把故乡发生的那场壮剧和接踵而来的闹剧告诉了他，他们一起议论着，感到可笑又可悲，常常相对苦笑。
鲁迅赴任后，看到*会同内务部向各省发出的一项通告，上面写着： “……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行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之鞠躬，祭服改用便服”。 鲁迅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通告，他悲愤地想到，这次革命除了革掉旧的礼服和一条辫子之外，只不过把“跪拜”改成“鞠躬”，原来昨天旧势力膜拜的孔圣人，还是今天新人物必须鞠躬致敬的偶像！
这一年的4月，委曲求全的革命派再次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同意把新政府迁往北京。
5月5日傍晚，鲁迅随着*的搬迁，到达北京。第二天，便住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藤花馆内。这是一座古旧而沉寂的房子，当天晚上鲁迅躺到床上还不到半小时，就觉得浑身不舒服，爬起来一看，床上竟有三四十只臭虫。鲁迅大吃一惊，连忙把被褥抖了一抖，搬到桌子上去睡，第一次领受的北方的夜晚，竟是这样糟。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2）
5月10日他第一次正式上班。他在部里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8月才改任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15年9月，又兼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1916年10月，改任小说股审核干事），主管文化、科学、美术。然而，照样是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也没有人想做好什么工作。躯壳刚刚形成，内里就腐烂了，这是北洋军阀政府各部的共同点。
鲁迅在暮气沉沉的部里干坐一天之后，晚上回到死气沉沉的小院内。小院是那样寂静，古城好像死去一般。他打开日记，觉得笔头像自己的心情一样，沉甸甸的。这一天他更清楚地看到了*的面目：一批前清旧学部的人员渗透了进来，连新任次长也是清末学部的参事官。这些封建顽固的小官僚，和其他的新人物混杂在一起，都无事可做，有的品茶，有的抽烟，有的读着佛经，有的对着堆积如山的案卷想得出神，有的用拂尘有节奏地掸着自己身上的灰尘，彼此都在百无聊赖中消磨一天的时光。鲁迅想到一天的光阴又白白浪费掉，彷佛感到自己的生命中遗失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空虚和惆怅，于是，他在日记上写道：“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这种极无聊赖的、空漠的生活，一直像慢性病似地延续着，鲁迅和他的同事经常要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可办。于是，他每天照例去签个“到”字之后，便又枯坐终日，静静地让一天的生命在无所作为中化成看不见的轻烟。在这些日子里，中国一天比一天黑暗，而他的苦闷也一天比一天沉重。他看到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标语，特务到处盯梢绑架着反袁的嫌疑分子，“东厂满长安”的恐怖笼罩着北京城。鲁迅憎恨这种黑暗，然而他没有力量驱逐它，也不相信此时在中国的那些变幻莫测的新派政治力量能够驱除它。因此，他对政治冷漠到极点。可笑的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即他到北京的第二个月，竟有新拼凑起来的“共和党”来拉他入党，头一天共和党的事务所给鲁迅来一封信，第二天便强加于人地寄来党证和党徽。共和党是当时匆匆凑合又匆匆解体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辛亥革命后，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分裂，另行组织了“*联合会”，后来又与立宪派张謇等人联合起来成立了“统一党”。这一年年初，该党又与“民社”、“国民促进会”、“民国公会”等共同成立了以黎元洪、章太炎、张謇为首领的“共和党”。对于这种政党活动，鲁迅的心早已凉透了，他根本不予理睬。
在这死寂、凝滞的生活中，唯一给他的生命带来活力和养分的是书籍。在南京时，书籍曾是他的精神避难所，此时，他更加感到书籍的可亲。他想：在浓重的黑暗中既然没有力量铸造新的光明，那就在远离时代的书籍中麻醉自己好了。这些书籍，也许就是荒冢吧。然而，此时此刻只有这荒冢，才是可以依托的；多少还有一点意思的世界。于是，他如痴如狂地看书，抄书，买书，买来的书如果有残缺，他就设法补抄，或补绘遗失的插图。1912年至1913年，他所读的书范围极广，包括诗话、杂著、画谱、杂记、丛书、尺牍、史书、汇刊等等。正是这些书籍，在他的寂寞生活中陪伴着他，支撑着他，安慰着他。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3）
除了抄书之外，他在*感到可做的并有兴趣的一件事，就是赞助蔡元培提倡美育。鲁迅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心胸广阔的蔡元培在法国时，受到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在北京办了孔德学校，中小学都有，还有很好的法文图书馆。这一年4月，他在任总长期间，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认为要“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可不用美感的教育。他想借“无人我之偏见”的非功利的美学思想，把“美育”作为一种冲破封建束缚、争取个性自由的武器。尽管他的“美育代宗教”这个口号的内容有些软弱，但在人们的情感被严酷的封建专制禁锢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有利于解放人民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因此，鲁迅衷心地支持帮助它的推广。所以，到北京的第二个月，鲁迅就欣然承担了*夏期美术讲习会中关于《美术略论》的课程。这个讲习会是辛亥革命后为解决教育荒缺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带有临时教育训练班的性质。教员由*聘请有名望的中外学者担任，*第一批聘定的教员，有严复、许寿裳等十七人，开设的课程有《进化天演》、《教育学》、《算学》、《化学》、《植物学》、《经济学》、《货币学》等。这之后，又增聘了章太炎、鲁迅等十一人，开设了《东洋哲学史》、《美术略论》、《海军军制学》、《英文文法》、《佛学》等课程。
6月21日，鲁迅来到宣武门象坊桥的法律学堂，开讲他的《美术略论》，听者有三十人，但讲的内容对有些人似乎还很隔膜，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中途退出课堂的竟有五六人。6月28日又讲了一次。7月5日，他第三次赴讲演会时，其他讲员都请了假，而竟无一个听者。鲁迅只好失望地返回。原来这时，提倡美育的蔡元培提出辞职的消息已经传开，既然美育的提倡者走了，那么美育的学员也就觉得没有听讲的必要了。
蔡元培被迫辞职之后，袁世凯的亲信范源濂代理教育总长，美育的提倡随即夭折。在蔡元培走后一个星期，北洋军阀政府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在“教育宗旨”中删除“美育”。鲁迅对这种愚蠢到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来认识美育意义的人，非常气愤。他在7月12日的日记上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连这么一点革新也要抹掉，真是豚犬之行。鲁迅难以忍受这种横暴，他不顾教育会议的决议，在会后的第三天，又到原定的地点继续进行讲演。这次讲演，课堂里开始只有一个人，但他还是认真地讲下去，听者陆续而来，增至十人。鲁迅深切地感到，提倡一点新的东西，在旧思想传统盘根错节的中国社会里，真是太艰难了。
到北京之后，尽管他竭力钻进古籍中去寻找慰藉，然而，他毕竟生活在纷纷扰扰的社会中，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令人气愤的事情不能不使他感到烦恼。北上两个月，他时时陷入苦闷的煎熬中。在他讲了《美术略论》最后一课之后，一个不幸的消息，把他推进了更深的苦闷与悲哀之中：他那位正直、憨厚的友人范爱农死了。鲁迅到北京之后还接到过他的信，常常衷心地缅怀着这个诚实然而力量单薄的友人，也想在北京为他找个可以糊口的工作，但是没有成功，鲁迅常常怀着爱莫能助的悲哀。他知道，在他离开绍兴之后，接替他担任校长的是一位孔教会会长，而这位会长上台不久，就革掉了学监范爱农。范爱农失去了职业，又被推回到革命前的卑微境地。他寄食在一位熟人家中，由于贫寒和寄人篱下，很少有人和他交往，人们也不愿再听他的空洞无谓的牢骚，他感到万分寂寞。他的窘困景况，鲁迅是有所了解的，然而却没有想到，革命后还不过半年，他竟突然死去了。为什么死得这样突然？是真的落水而死的吗？不，他明明是游水的好手，决不会像落叶那样轻易地被波涛卷走的，一定是不合理的黑暗吞食了他。鲁迅深情地怀念着这位善良的朋友，为他的死感到深深的悲痛。范爱农的面影，一天，两天，三天，总是徘徊在鲁迅眼前，似乎在向他悲诉，向他呼唤。第四天晚上，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鲁迅沉思地凝视着眼前的雨夜，想着这血淋淋的大地上的争夺、权谋、闹剧和悲剧，想到正直、忠厚的友人，已被横暴的黑暗所吞没，他悲愤极了。于是，提起笔来，写下了《哀范君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