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因为没长牙而躲过一劫的二锅头，也不得不面临中断母乳喂养的现实。因为太太必须服用肠虫清进行驱虫治疗，担心母乳受药物污染，我们不得不决定给还不到五个月大的二锅头停喂母乳。
詹教授并告诉我们，卫生部已经在福建召开专家会议，紧急制订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临床诊断标准。《诊断白皮书》向全国卫生系统公布后，这个病的误诊数量有望得到有效的控制。
对于这个消息，我觉得心中无比愤怒！
媒体报导说早在6月24日，北京友谊医院的纪爱萍大夫就已经确诊首例患者并确定蜀国演义餐厅向食客出售的福寿螺肉为致病病源，且随即向北京市卫生局上报疫情，北京卫生局居然过了整整两个月才做出“亡羊补牢”的动作。
19。家人全部中招（2）
9月11日的《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题为“北京福寿螺之祸”的文章。
文章中提到： 6月24日上午，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医生纪爱萍与往常一样在专家门诊坐诊，一名34岁的男性病人引起她的注意：他最明显的症状是皮肤疼，不用碰都会很疼，颈部僵硬。和他聊天时发现，其它三个和他同在蜀国演义酒楼吃过饭的人有两人有同样症状。她问是否吃了螺肉，患者说确实吃过福寿螺。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临床诊断为嗜酸细胞增多性脑膜炎。
相比于其它医院迟迟无法确诊，纪爱萍大夫一开始就把在北方罕见的“广州管圆线虫病”列入怀疑对象。这是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1999年，她曾经收治过一例此病患者。
为验证自己的判断，6月27日，纪爱萍大夫给蜀国演义酒楼劲松分店打电话定购凉拌螺肉。对方说没有了，纪爱萍只好托朋友买回麻辣福寿螺。第二次，纪爱萍自己以消费者身份去蜀国演义黄寺店，打包了一份凉拌螺肉。
考虑到这是群体发病，虽不是法定传染病，没有要求上报，但纪爱萍认为必须制止螺的出售：“国外的CDC体制很好，所以我学国外的体制，上报给了宣武区的CDC。CDC工作人员从酒店带回了几个生螺，10个里有两个检测出寄生虫，含虫量不算特别多。
北京市西城区卫生监督所8月11日接到群众举报后开始介入此事。调查人员先停止了酒店所有凉拌螺肉的销售，然后去友谊医院，发现得这种寄生虫病的人数日渐增加，而且都吃过这家酒店的凉拌螺肉，两家分店都有问题。
于是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对此事立案调查，加工这道菜的厨师长和经理极力否认用了福寿螺，说用的是甲螺。甲螺属海螺，北京市卫生监督所经分析认为，如果真用海螺，其生长环境中不可能有广州管圆线虫。
在和酒店董事长瞿传刚诚恳谈话后，第二天，酒店方承认了5月20日左右开始用福寿螺代替海螺入菜。
《三联生活周刊》的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到了几个时间，一个是纪爱萍大夫给首例病人确诊的6月24日，另一个是6月27日纪爱萍大夫打电话给蜀国演义并且以消费者身份去蜀国演义打包螺肉，随后就是上报给CDC（疾病控制中心）。在这篇文章里，北京市西城区卫生监督所直到8月11日才“开始介入此事”。
我们的台湾朋友是6月22日抵达北京，6月23日我们就在蜀国演义宴请她们，那一次连续点了两份“凉拌螺肉”的聚餐刚好发生在在纪爱萍大夫首次确诊首例北京患者的前一天而已！而整整两个多月之后，卫生部才“紧急”制订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诊断白皮书》！
如果说“小人之过也必文”， 商家躲避责任是很常见的事情。媒体上所报导的商家种种典型的“文过饰非”，其实的确也是普通人面对巨大责任时都可能会出现的行为。
但不管商家如何逃避责任，毕竟纪大夫早已经在6月24日就已经确诊第一例患者，如果北京卫生局能够重视纪爱萍大夫的报告，并且能够第一时间对此作出迅速的反应，能够马上通知京城所有的医院乃至向全国卫生体系通报北京出现的福寿螺发病病例，我和北京上百号病人和病人的家属都无需平白遭受这么痛苦的煎熬过程！
这种因为食品安全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亚于任何形式的公共安全危机，可是居然需要两个月之后才“紧急”制订相关措施！
此时的我无暇多考虑“责任归属”问题，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孩子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那些天，即便是平常生性乐观的家人都明显地显得沉重了起来。
二锅头对于奶粉非常不习惯，他本该好好地继续享用母亲的乳汁的，我们担心突然中断母乳喂养会使他的发育受到影响，但我们没有其它选择。
而对于窝窝头的身体状况，更是让我们一家人揪心。我们不断向詹教授和王教授询问治疗的可能方式，但是詹教授跟我说了很实在的话，他接手的那些幼小病童都是在发病之后一直找不到发病原因，在病发死亡后尸体才被送到实验室解剖并寻找病因。实际上，三岁以下病童的成功治疗经验可以说是从未有过！
教授们嘱咐我们对窝窝头做严密的观察。
和窝窝头朝夕相处的奶奶一下子就瘦了下去，窝窝头的一声咳嗽都会让她万分紧张，以至于有时候半夜里都会因为不知所措而忍不住痛哭起来。我们全家人都出现了神经质的反应，精神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
我这才明白什么叫“一家人陷入了愁云惨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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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肇 事 商 家 邀 我 北 上 协 商 赔 偿（1）
9月上旬， 按照蜀国演义方面的要求，我们把两个月来的开销单据尽可能地找了出来，因为很多费用不属于医疗保险范围之内，也没有地方报销，我们只是保留了和医疗直接有关的部分单据。宴请台湾友人是私人用餐，和国内大多数餐厅一样，蜀国演义没有主动给我们发票，我们也没有要求拿发票。但我们提供了多张在蜀国演义用餐时的照片以及当时用餐时的情形和大致的菜式供餐厅方面内部核对。
2006年6月23日，我们全家老小六口和台湾的朋友苏爱玲、陈仪蓉一起在蜀国演义就餐后留影纪念。如果不是和远道而来的朋友聚餐，或许我们连这样的照片证据都不会拥有。
幸好当时二锅头还是“无齿之儿”，我们只是做做样子给他“夹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张照片左上方有当时蜀国演义餐厅庆祝店庆的海报，海报上“店庆”两字非常清晰。
几天后，太太和蜀国演义的陈幼玲女士再次取得了联系。陈女士表示已经收到了所有的资料，并且已经核对完毕，公司也已经寄出了给我们的道歉函以及赔付答复。
在福寿螺事件中临危受命为蜀国演义处理善后事宜的陈女士让我们觉得蜀国演义有着相当的诚意要解决问题，她没有辜负蜀国演义老板的托付，至少她对病人家属表现出来的态度让我们都觉得非常放心。
陈幼玲女士表示欢迎我们到北京与其磋商赔偿事宜，并表示会到机场接机。陈幼玲并一再在电话里安慰我的太太，并告诉我太太：“你是让我觉得最舒服的家属。”
太太性格温和，即便是我们全家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她和陈幼玲女士的沟通可以说始终相当融洽。不独如此，我想太太满口柔软的台湾国语也的确让听惯了略显刚烈铿锵北京话的大陆人觉得耳根子发软。我想陈女士要面对一百多个受害者和家属，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
或许是天意使然，北京的一百多例患者中就我一个人回到了不是此次广州管圆线虫病爆发疫区的广州，而以发现地广州命名的广州管圆线虫病，让广州的媒体对于广州“出现”我这个唯一的病例非常关切。
一百多例病人当中，反而是我这个离开了“疫区”的患者最受媒体注意，我是在媒体上因这个病曝光率最高的，广州的每一家报纸和多家电视台电台都大幅连续报导过我这个“广州首例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的故事。
在《南方都市报》当记者的好朋友贺信从我回广州入院起，一有空就会到医院看望陪伴我，他几乎目睹了我发病的整个过程，感慨我得病的戏剧性，写了一篇万余字的报导“搜虫记”。这篇文章于9月19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这篇深度报导占用了《南方都市报》三个版面，文章中并刊登了我半身出汗的一张照片，“辗转京穗6家医院，耗费5万余元，神经受损体型变胖”，“广州首例广州管圆线虫病人与虫共存的68天非典型经历”等等显眼的标题以及细腻深刻的笔触把我一家人的痛苦经历清楚地记录了下来。他说那篇文章是给我们全家人留著作纪念的。
贺信撰写的这篇稿子在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到处被转载后，有一位年轻的医学生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写下了如下感想：
回想起广州管圆线虫病人杨彷彷治疗过程，
不禁心里发寒，额头冒汗！
辗转京穗６家医院，耗费５万。
神经受损，体形肥胖。。 最好的txt下载网
21。肇 事 商 家 邀 我 北 上 协 商 赔 偿（2）
恨只恨不明症状延误了医生诊断。
怨只怨自己是个台商，
住院押金从３千勐涨到１万。
无奈，只好忍痛往南。
经医院诊断，也说不出是怎的一个名堂，
只说是脉管炎的不明症状，
也不排除多发性硬化的现象。
有昂贵药物却只是止沸扬汤，
无检测能力却在免为其难。
历尽坎坷，
却道是广州管圆线虫的症状。
只需连续服用三星期的＂肠虫清＂胶囊，
合计，共４７块半。
也许对当今医疗体制和医生的职业道德较之敏感，医生历来是人们心中的白衣天使，但是到了现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医生的职业道德却受到了质疑，老百姓对医生的信任大打折扣。
“真那个拽！”
“真那个黑！”
“真那个狠！”
十有*的人对医院对医生怨声载道。黑的是开天价药，拽的是医生的对病人的态度，狠的是医生见死不救．不是吗？因病人欠缺医药费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于冷漠的眼光中的例子屡见不鲜。
可列举的此类事例太多了，多得让人寒心．笔者认为这些无良医生都患了一个通病——冷血病！说其泯灭良心，说其丧尽天良毫不为过！金钱蒙蔽了医生的良心，收买了医生的人道。于是有人不禁为这类医院医生作了一副对联：
上联：有钱的把你宰死，
下联：没钱的让你等死。
横批：人民币医院。
某些缺德医生固然受到人们的谴责，但在众多的谴责声中，不少人把矛头指向了医生背后的医疗体制。不少“非营利”的公立医院也加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医院的收益直接挂钩，医生的医德医风似乎也与医院的收益成正比了！
于是乎，医患关系紧张了，于是乎，医疗体制改革就迫在眉睫了。体制改了，医生的医德医风也随之一改当前吗？对于这些，没有人敢妄下结论。因为这些新闻媒体的报导和网络的转载，无意中，我这个在北京吃出毛病反而在广州成了几乎人尽皆知的“知名人物”！我甚至在坐公车的时候被人认出来。
我半身狂出汗的照片在《南方都市报》上刊出后，在网络上广为传播。
陈女士对我太太说：“你先生是做公益的好人，我们当然会非常重视的。”
当太太跟我转达陈女士这句话的时候，我着实有些不好意思，怎么还沾了“做过公益”的光了？
索赔，是必须要进行的事情，捅了大篓子的蜀国演义餐厅总要为自己的责任埋单。但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也只希望针对我一个人的情况向餐厅索赔，至于全家人染病，我们能让人怎么赔？我们更加非常友善地和陈女士提出，所谓的精神赔偿费用我们只需要具象征意义的一块钱。陈女士非常客气地告知我们，本来是应该她前来广州看望我们的，但是她在北京确实必须要处理更多受害者的善后事宜，所以只能麻烦我们去北京。
我们觉得陈女士说的也有理，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纪爱萍大夫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如果不是她及时确诊了首例的受感染者并及时通知了北京的卫生部门，如果不是她的细心和专业敏锐，我不知道我们这一百多号病人到底还要在不知道自己到底得了什么怪病的恐惧中经历多少煎熬！不知道我们还要接受多少“脊髓穿刺”、“脑部、脊椎核磁共振”！如果不是她，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横遭无妄之灾！太太和纪爱萍大夫再次通了电话，我们希望到北京之后先去拜访这位“福寿螺事件”的大功臣，并期望或许我们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