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暗着行。和尚偷情,教士私通,老和尚不结婚小和尚哪里来?教士没有私生子怎望后继有人?有关这一点,历史上有着不少的记载。
一位名叫德·林考特的人说:“这是一个修女和妓女意义相同的时代。”
巴黎神学院的一位医生尼古拉斯·克里曼吉斯也说道:“说实在话,我们的修道院——我不能说它是上帝的寺院——如今除了称其为维纳斯的居所之外,还能称它什么呢?如今难道人们还认识不清,当一个姑娘戴上了面纱,她就是在走向地狱吗?”
加尔文是著名的新教改革家,他对当时的状况也深有感触,对于那时的混乱他的评价是:“哪怕在十个修道院中找到一个更像是圣洁的寺院而不是妓院的地方也近乎不可能。”
宗教并不可能改变人的本性,它对人的极端压抑往往会使人变得更坏。和尚虽然口念善哉,表面上根绝欲望,但实际上他们的所做所为未必是这样。
由于宗教使人处于非自然状态,人的自然本能冲动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它便会寻找古怪的发泄渠道。教士之间的同性恋和修女之间的同性恋自不待说,各种变态的行为都时有发生。根据记载,性虐待行为也时常出现。
表现宗教反人性、对于人的天性和本能造成危害,本能对宗教的压抑进行报复采取种种奇特方式的文艺作品比比皆是,其中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是其佼佼者。这部作品讴歌了人的天性、本能、智慧和肉体的欢乐,揭露了宗教的虚伪与骗局,表现了人的本能对遏制、绞杀它的宗教势力如何进行报复。薄伽丘文笔明快而又犀利,讲故事的技巧极高,故事写得又幽默又风趣,令人看了之后不禁开怀大笑。但他讲故事的讽刺意味又极为深长,即使不看故事的细节,只从提要之中也可见出薄伽丘的功力:
五 张扬生命本能(5)
马赛托假装哑巴,在女修道院当园丁。修道院的修女们争先恐后地要跟他睡觉。开始马赛托还能应付,后来加上院长在内的女人轮流向他发起进攻,他无力招架,终于开口说话,乞求女院长放他出女修道院。(第三天,故事第一)
阿莉白要出家修行,遇到修道士鲁斯蒂科,教她怎样把魔鬼送进地狱。后来,阿莉白越来越喜欢让教士把他的魔鬼放进她的地狱,鲁斯蒂科无力满足她日益旺盛而强烈的要求,竭力躲避她。后来阿莉白被人找回,嫁给了耐巴尔做妻子。(第三天,故事第十)
费埃索莱的教士想勾引一个寡妇,寡妇暗中叫使女做替身,陪教士睡觉,一面派兄弟去把主教请来,请他亲眼看看教士所干的勾当。(第八天,故事第四)
女修道院长捉住了一个犯了奸情的修女,正要把她严办。不想那修女指出院长头上戴的是一条裤子,不是头巾。这裤子也是她在和男人寻欢被他人坏了好事时慌乱之中误作头巾戴在头上的。院长无奈,只得饶恕了她,并从此大开方便之门,再也不和她为难了。(第九天,故事第二)
不过,若引用薄伽丘的原文,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出他寓讥讽于幽默之中的功夫。
薄伽丘讲述这些幽默而又讽刺意味极强的故事无非是要向人们表明,人的本能力量总是战胜一切的,不管你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戴上什么样的面具都是枉然。即使是最神圣的宗教信徒仍然抗拒不了本能的力量,那被教徒们认为罪恶的行为恰恰是人类最自然的行为。通过这些故事,薄伽丘既表现了爱有支配一切的能力,本能的力量不可抗拒,表现了小教士动机不太高尚的智慧和生命的欢乐,也表现了宗教的虚伪和反人性。
在《十日谈》里,像上面这种类型的故事可谓比比皆是,异彩纷呈,而且其中妙语连珠。不仅如此,薄伽丘还喜欢借书中主人公的言行来揭露宗教的伪善和丑恶,教皇、教主和教廷的腐化堕落。罗马主教、红衣主教以及教廷中的其他主教“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鲜廉寡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违反人道,耽溺男风”。在第一天的故事第二中,他借主人公亚伯拉罕的见闻,猛烈抨击教会的罪恶,痛斥他们“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不存在了;因此竟至于妓女和娈童当道,有什么事要向廷上请求,反而要走他们的门路……他们无一例外,个个都是贪图口腹之欲的酒囊饭袋,那种狼吞虎咽,活像是头野兽,他们首先是色中饿鬼,其次就该算饭肚子的奴隶了”。
亚伯拉罕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知道他们个个都是爱钱如命、贪得无厌,甚至人口(这是说,基督徒的血肉)也可以当牲口买卖,至于各种神圣的东西,不论是教堂里的职位,还是祭坛上的神器,都可以任意作价买卖。贸易之大、手下经纪人之多,绝不是巴黎这许多绸商呢贾或是其他行业的商人所能望其项背。他们借着‘委任代理’的美名来盗卖圣职,拿‘保养身体’作口实,好大吃大喝;仿佛天主也跟我们凡人一样,看不透他们的堕落灵魂和卑劣居心了”。
教皇、教主们是这样,修士也和他们并无二致。他们上仿下效,“那儿的修士没有一个谈得上圣洁、虔诚、德行,谈得上为人表率。那班人只知道奸淫、贪欲、吃喝,可以说是无恶不做,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这些罪恶是那样合乎他们的口味,我只觉得罗马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照我看,你那高高在上的‘牧羊者’以至一切其他的‘牧羊者’,本该做天主教的支柱和基础,却正日日夜夜,用尽心血,千方百计,要叫天主教早些垮台,直到有一天从这世上消失为止”。
薄伽丘对罗马教会肆无忌惮的攻击激怒了当时整个西方的教会组织,而他对生命本能、天性、支配世间众生的爱情、肉体欢乐的无休止的歌颂,使那些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道学家们大为恼火,他在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的性爱故事中对男女不可遏制的欲火的大胆表露又使心灵较为脆弱的人胆战心惊,于是,他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攻击和疯狂咒骂,他的书惨遭厄运。《十日谈》被定为淫秽作品和渎神之作被查禁,这部著作被列为禁书长达几个世纪,直到上个世纪的前50年,《十日谈》在发达的英美国家还经常为官方没收和销毁,该书在西方开禁的时间并不长。在我们国家,《十日谈》的全译本出版于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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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张扬生命本能(6)
从历史上看,表现人类天性、本能冲动、自由性爱和肉体欢乐的作品不少都曾遭到禁毁,如西方奥维德的《爱的艺术》、肖德罗·德·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娜娜》、王尔德的《莎乐美》、托尔斯泰的《克鲁采奏鸣曲》、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劳伦斯的《虹》、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等;东方中国的则有《诗经》、《游仙窟》、《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肉蒲团》、《株林野史》、《如意君传》、《昭阳趣史》、《禅真逸史》、《绿野仙踪》等。
随着时代的进步,观念的进化,道德的宽容,人们心智的增强,对于人本性的深入认识,社会生存环境日渐宽松,昔日的禁书已不再是禁书。中国的《金瓶梅》、《肉蒲团》早已被全文译成西方文字,公开发行,但由于社会生存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一,公众的接受能力不同,国与国之间对待开禁的书的态度也不一样。在中国,也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金瓶梅》的全本。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遭禁的书不仅仅只是表现人的自然天性、本能冲动、性爱和肉体欢乐的书,表现人类追求平等、自由、正义的书和表现进步意识的书同样也惨遭厄运。如拉伯雷的《巨人传》,拜伦、雪莱、普希金歌颂自由、反抗专制、压迫的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扎米亚京的《我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何塞·黎萨尔的《社会毒瘤》,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穆尔格·拉吉·安纳德的《两叶一芽》,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的《万国之子》等,都遭到查禁,作者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遭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当时的统治者构成了一种威胁的力量。
既然性爱本能是人类繁衍生命、获取人生欢乐、完成生命的创造的不可缺少的本能,为什么不能尽情地去歌颂它,反而要尽其所能地抑制它、淡化它、歧视它呢?原因究竟何在呢?
性爱本能有威胁、破坏社会结构完整、稳定、持久性的巨大潜在能量。
性爱本能是包含着最为强烈的亲密情感的本能,它与生俱来。性爱构成的人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原始的关系,其感情内容强烈而复杂,如不加以限制,甚至不加以强力限制,男女之间这种关系都极易建立,无论他们以前是否与其他异性已有这种关系,性爱本能先于文化,具有不顾一切的冲动特征和强大的力量,具有建设性和毁灭性的力量。继起发生于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将会破坏掉原有的亲密关系,并用与新人建立起的亲密关系取代潜在的亲密关系。
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模式,贵在能够稳定、持久,不然社会就会乱成一团。因此,社会总是趋于保守,不鼓励社会关系的频繁变化。性爱不仅经常可以在男女之间发生,不受理智的约束,而且性爱这种感情飘移不定,不太容易保持,在新人介入时往往又会移向他人。性爱本能若任意流动,它往往会经常地扰乱社会的稳固和持久性,破坏社会已有结构,混淆已有的社会身份,打破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使社会不能按已有的轨道运行。假如人们之间可以没有性爱,社会本身就会免去很多麻烦,减少很多烦恼和罪恶。
假设只能是假设。性爱本能的存在既然是一种事实,人类的延续和发展离开它又不行,社会也只好在某种程度顺应它,又在最大限度上去抑制它。于是,社会就制造出婚姻这种形式。从根本上看,婚姻是社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人的性爱本能构筑的家和囚牢。它把男女的性爱限定在家这个围墙内,既可实现人类繁衍和发展的目的,又在一定限度上为性爱本能提供了宣泄的渠道。
五 张扬生命本能(7)
既然性爱本能必不可少,它又具有威胁社会安宁、摧毁已有社会结构的潜在巨大能量;社会自然就会非常讨厌它;并鼓动社会中尽可能多的人去讨厌它。为了把性弄得招人嫌,社会向它的公民们一面陈述理由,讲述它如何危险,如何会颠覆社会结构,使已有稳固的社会秩序土崩瓦解;一面尽情地贬低它、丑化它,而使之成为一种与罪孽连在一起的肉体行为活动,同时社会设立起众多与性相关的禁忌。社会为了使性爱丧失吸引力,便总是把它与污秽、下贱、淫荡等相提并论,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在不知不觉中便受到社会的影响,他们关于性是污秽、下流、罪恶的观念即是社会向他们灌输的结果。社会把性爱本能之流与排泄之流等同为一,这样一来,正如劳伦斯所言:“性便是肮脏,肮脏便是性,性冲动就成了肮脏的游戏,女人身上任何性的迹象都成了龌龊的表现。”而男人的性爱冲动自然也就成了下流堕落的冲动。
社会的理想是:性爱只需履行繁殖的职能,除此之外,人们最好忘记它的存在。当它蠢蠢欲动时,人们要竭尽全力去控制它,并把它牢牢地关在婚姻的栅栏里。
婚姻是社会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而发明的万全之策,但将性爱本能完全关在婚姻的栅栏之中只是社会本身的一厢情愿。既然性爱本能与生俱来,它自有着自己的自主流向,岂肯向社会的规训俯首帖耳?从本质上看,它是自由无羁而又强大的力量,社会则是一种限制的力量。性爱与社会的妥协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而冲突则是无条件的,必然的,永恒的。社会强调它的稳定性,而本能则强调它的任意性。社会总是希望把它的一切都用一种不变的形式固定下来,而性爱则总是以其自主的任意形式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样一来,代表维护社会利益的道德家们与张扬性爱本能的自主表现形式的作家、艺术家就往往居于一种冲突状态。
从客观的角度上讲,婚姻未必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它既满足人性爱本能的需要,完成生命创造及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