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异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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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异乡者-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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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阴天深沉,深刻,有深度,易于沉思,易于遁入浩渺的历史,易于遁入古人的意境。”
  森:“那我们今天就谈谈宋朝的历史吧。”
  早餐我们吃西点,喝咖啡。坐在窗边的餐桌边,窗外的花园也笼罩着一片阴霾,花花草草都黯然失色。
  我:“这样灰暗的天色,使我想起了宋瓷的釉色。”
  森:“宋瓷的釉色中有一种就叫‘天青釉’。”
  我:“宋朝是个挺矛盾的王朝,它其实比唐朝还富裕,可宋朝的情调却那么忧郁病愁,真叫人想不通。”
  森:“我打个比喻,你就很好理解。”
  我:“什么?”
  森:“就像现代的小资情调,那是物质丰富时代的产物。全社会都充盈着花花绿绿的商品,小资却强调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还听什么忧郁的‘蓝调’,实在是作秀。”
  我:“那么宋朝也是……”
  森:“宋朝是文人统治的王朝,富于人文关怀,政治环境相当宽松,商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鼓励和发展,举国上下一片繁荣。繁荣到什么程度?从艺术的角度看,就是繁荣到生出虚幻的病愁。”
  我:“这么比喻我就懂了。苏东坡的豪放像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自由取向,李清照的婉约像现代社会小资情调的细节作秀。”
  森:“嗯。严酷的王朝不允许这样梦幻无度的豪放,贫困的王朝也不允许这样无病呻吟的忧伤。只有宋朝高度发达的文明生态——像现代消费过剩的物质社会——才有这样漂浮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思想优雅。”
  我:“从纵向的历史演绎和横向的地域版图来看,宋朝宿命的灰调或许也有着深刻内涵。”
  森:“是的。它是大唐鼎盛之后走向另一个轮回的起始,自身文明的巅峰又在北方蛮夷的践踏下化为零的起始。前方有盛唐华丽的烟花,邻近又有蛮族凶残的铁蹄,自身眼前的繁华岂不短暂而幻灭?!”
  我:“这么看来,宋人的忧郁是瞻前顾后的忧郁,是文明脆弱易逝的忧郁,也是生命转瞬短暂的本体忧郁。它在繁华之中就瞥见了苍凉,在鼎盛之际就预见了幻灭。”
  森:“当然了,一个王朝的文明生态还跟它的思想纲领有关。宋朝提倡道教。”
  我:“哦,对了,道教!宋朝的文人政治提倡道家的无为而治。”
  森:“对。正是在这种思想意识的统摄下,宋朝的世俗社会才以灰淡的忧郁作为消遣的蓝调。”
  我:“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宋朝把道教提升到这么显要的地位呢?一直以来儒教不是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吗?”
  森:“这个说来就比较复杂了,要从儒道消长的历史演变来看。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教就成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构筑着社会框架。道教也有政治理想,那是‘无为而治’,不现实,几乎是乌托邦梦想,它只能作为儒教的补充。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稍稍放开,稍稍宽容,这就算是政治家的道教情怀了。”
  我:“哦。”
  森:“但是儒教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它对社会秩序的整合作用在一个王朝文明发轫时期发挥得最好。但当文明发展到一定时候,特别是国强民富时,儒教的整合功能就会削弱,它一丝不苟的理性秩序更会构成某种障碍。此时道教地位就会上升。”
  我:“其实道教在唐朝就已经受到尊崇,李氏王朝就把道教鼻祖老子李耳尊为自己的祖先。”

历史的终端必然拴在现实生活中(4)
森:“对。到了宋朝,道教进一步受到尊崇,宋朝社会也更加开放,更加昌盛。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竟然有三项是在宋朝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在宋朝诞生的。宋朝还出现了银行信贷,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在这个朝代萌芽。”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道教到了宋朝才真正显示出淡泊出世、逍遥自在的本色,那既是看尽了前面唐朝繁华富丽之后的自然回落,也是文明发展到超脱之际自由*意识的自然豁亮?”
  森:“是这样的。无论经济生活状况或文化思想环境,宋朝都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我:“有人甚至这样设想,如果没有受到北方蛮夷的侵害,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在宋朝向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森:“完全有可能。但是很遗憾,宋朝崇尚道家灰淡的消极思想,并因此造成实际行为的懦弱,后世的人们才把宋朝视为败落的王朝。”
  我:“北宋先联合金灭掉辽,后来北宋又被金所灭。南宋偏安一隅,最后被蒙元所灭。金、辽、蒙元都是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文明程度远远低于宋朝。但宋朝是文人统治,有文弱的缺憾。可以这么说,宋朝之亡,亡于‘秀才遇兵’。”
  森:“正是,秀才遇兵!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崇尚文化艺术的王朝,诗词、书画方面有着丰硕的成果。这跟崇尚道教也密切相关。”
  我:“是的。一个社会崇尚道教就会崇尚艺术,一个王朝崇尚道教就会出现宋朝这样上下两种生态的奇异交错:生机勃勃与超然出世,蠢蠢欲动与淡泊无为。”
  森:“说到宋朝道教,不能不说到北宋最后一位皇帝,那位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
  我:“这位皇帝可是个大艺术家哦!书画、诗词方面相当有成就。”
  说到宋徽宗我就激动,站起来匆匆结束了桌子上的早餐,到书橱里搬出好几部大部头的画册。森也离开餐桌,把咖啡端到茶几上。我们就坐在茶几上聊宋徽宗。
  森:“可他也是一位亡国皇帝。”
  我:“相比于历史上庄严而抽象的皇帝形象,这位跳着轻盈舞步治理王朝的宝贝皇帝确实独特。他当皇帝是一种历史的错位。”
  森:“可以这么说。这位名曰‘赵佶’者本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他是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的第十一子,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之弟。宋哲宗在位时,赵佶当个亲王,骑马射箭,挥毫泼墨,日子过得潇潇洒洒。从迷恋文墨到迷恋声色,他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日子过得靡靡醉醉。”
  我:“不料宋哲宗二十五岁就驾崩了,没有留下子嗣。新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选取。神宗共有十四子,赵佶又非嫡出,胜出的可能性极小。”
  森:“又不料,向太后垂帘听政时提议由赵佶继任。原来赵佶孝顺,每天到太后住处请安。”
  我:“宰相章惇当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可太后心意已定,朝廷又有人附和,章惇就放弃了争议。”
  森:“就这样,赵佶撩开墨香的萦绕,撇开声色的缠绕,胡乱整了整衣冠,几乎是踏着浪荡的步伐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我:“可是章惇的话不幸成了一代王朝的谶语。赵佶登上皇位后本性难移,他疏忽朝政,轻佻治国,肆意敛财,大兴土木,声色犬马,荒淫无度。二十五年后,北宋真的败在了宋徽宗的手里。赵佶也被金兵俘虏,九年后客死异国。”

历史的终端必然拴在现实生活中(5)
森:“细细想来,赵佶当皇帝也是一种人格的错位。”
  我:“人格的错位?你是指他的艺术性情吗?”
  森:“是的。历史上有不少诗人词家既热衷仕途经济,又带着高度理想主义的文人诗情,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失意消沉。首先是战国时的屈原,一位唏唏嘘嘘、满腹委屈、又洁身自好的文官。后来嘛……”
  我:“后来的陶渊明、苏东坡、范仲淹,也都是一个个流放边地或自我隐遁的渺远孤影。”
  森:“国君也不例外。先有陶醉歌舞音律的唐玄宗,后有迷恋书法诗词的李后主,他们都曾几度‘春花秋月’,最终都以‘往事知多少’的祭奠背影,兀立在历史的台榭上,供后世万民瞩目。”
  我:“艺术人格掺入政治,因过于个性化,不合官场的套路,总给历史涂上鲜亮的一抹,鲜血似的,往往是悲剧。”
  森:“丹青皇帝宋徽宗更因*糜烂而被历史所不齿,但他却留下了艺术功力颇深的书画瑰宝。”
  我:“我总是疑惑,儒教统帅下礼制严谨的封建国度里,何以能允许赵佶这样荒谬的艺术人格胡闹着一个强盛的帝国?”
  森:“这其中的原因我前面已经说过,还是儒教和道教的力量消长。经过战国的金戈铁马、秦汉的艰辛初创、魏晋南北朝的分裂过渡、隋朝的奢侈*,到了繁荣昌盛的唐宋时期,约束社会秩序的儒教渐渐失去了整合的功能,自由潇洒的道教上升了地位。”
  我:“哦,是这样。光看唐朝安禄山的戎装骑兵逼死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就可见儒教的礼制秩序遭到颠覆。这个王朝太过注重军事实力,内耗太大,最终亡于藩镇割据。接下来……”
  森:“接下来的五代十国其实是唐朝藩镇割据的余孽。经过这个分裂过渡,宋朝从一开始就以文雅的风度徐徐开启帝国的豪门。”
  我:“是的。‘陈桥兵变’几乎听不到枪声,见不到血腥。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以分赐财富换得集权。有哪个王朝还没搞建设就分赐财富的?这财富又是从哪儿来的?它间接就来自唐朝。”
  森:“面对盛唐留下的一大堆华丽遗产,宋人从一开始就以飘飘欲仙的享乐姿态从历史的帷幕后走出来。”
  我:“宋人的历史责任既然不是搞建设,当权者也就搞搞变法玩玩花样。被削弱了权力的文官悠闲度日,自然就弘扬道教,放任不管,逍遥无为。”
  森:“不料这‘不管’、‘无为’反而使帝国经济闹得更猛了。统治者不再抑商重农,物质的充沛自然使市场经济得到发育,商业经济大为发展,熙熙攘攘的《清明上河图》简直就像现代都市的商业步行街。”
  我:“要说宋人的历史责任,那就是‘守住繁华’!”
  森:“守住繁华?嗯,对,也许是这样。物质生活的富裕使他们自然注重感官享乐和艺术创作,自然提升思想境界,于是道教上升到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这样,崇尚道教在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身上就达到了癫狂状态。他注疏《老子》,为自己庞大的统治设立理论依据。”
  森:“他前所未有地把道教提升到跟正统儒教相并立的地位上,硬生生把道教嫁接到儒教上,仿佛艺术对伦理的*!”
  我:“呵呵。无论老子还是庄子,先哲的思想是发乎心而止乎情的,就像现在一个人跟朋友谈自己的生活情况和人生态度一样。可先哲没想到千百年后自己的思想被无限放大,对社会文化发生N次方的巨大效应。道教对宋朝社会的影响就是这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历史的终端必然拴在现实生活中(6)
森:“没错。老庄的道教是未分化的原始思维,集哲学、宗教、政治、艺术为一体。一千多年后,道教的精致思辨被引入儒教,产生了宋朝理学。道教的无为逍遥成了当朝者偷懒甚至偷欢的理由。”
  我:“依宋徽宗浪荡*的性情,他更崇尚道教的艺术精神。”
  森:“嗯,宋徽宗发明了一种书法叫‘瘦金书’,那是他留给历史的一块招牌。”
  我翻开画册,暗黄的纸面上出现了宋徽宗的《秾芳诗帖》。图下还注明清代陈邦彦对此帖的评价:“此卷以画法作书,脱去笔墨畦径,行间如幽兰丛竹,泠泠作风雨声。”
  我:“书法是无声的,可陈邦彦把这瘦金书比喻成幽兰丛竹,还能听得见风雨打在上面的声响,确实别致。”
  森:“我倒觉得这瘦金书笔法清瘦劲挺,外枯内刚,内收外放,就像宋人的骨架和风范。”
  我:“宋人的骨架和风范?哦,也对啊,所谓的衣宽人瘦嘛!”
  森:“是啊,宋人就是那么一种‘衣宽人瘦’的清秀模样,跟唐人不一样。”
  我:“最是那‘瘦’字,颇耐人寻味,使我自然联想起李清照词章中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周邦彦词章中的‘恐花也、如人瘦’,还有……”
  森:“还有宋朝山水画中的‘剩水残山’。”
  我:“花瘦,鸟瘦,山瘦,水瘦,字也瘦,人更瘦!可见‘瘦’并非宋徽宗的个人专利,而是宋朝社会的整体时尚。”
  森:“宋朝富得流油,这‘瘦’绝非贫穷枯槁吧?”
  我:“对,不是贫穷枯槁。宋徽宗穷奢极侈,想必早已满脸横肉。李清照安逸悠闲,料她也瘦不到哪里去。”
  森:“再看看那‘金’字,挺拔,犀利,刚劲,充满锐意的进取。这种‘瘦’与‘金’构成的书法充满了奇异的悖论,也反映了宋徽宗性格中的两面性。”
  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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