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信仰的人，基本上不会对社会怀有信任，更不会相信他人。这些人很容易陷入消极、自负的情绪中，他们难以维持稳定、通达的人际关系。但是，也有一些没有信仰的人，照旧过着正常有序的生活。假如宗教信徒们以个人的眼光肆意妄为地对他人评头论足，只会让人们产生反感。对每个人而言，自尊心往往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受到一些传教士无端的批驳时，自尊心受损将会让传教化为徒劳，甚至激化这些人的仇视心理。
越是反复强调信仰的人，就越是缺乏自身的明确价值观以及对生活的根本性信任，而且这些人的意志往往不堪一击，极易动摇。
在工作劳累或事事不顺的时候，我们会像念咒语似的反复告诫自己：“没关系，不会有什么事的。”以此催眠自己。将要到来的风暴近在咫尺，但是人们宁可不相信这一事实，唯一可以对非预期的不安（anticipating anxiety）进行缓解的良方，便是用“我很好”这种看似乐观积极的心态聊以自慰。
即使心爱的人即将离去，人们也会努力把它想成是“不会的，我爱着他，他也同样爱着我，这只是一场稍纵即逝的暴雨罢了，明天一切都会恢复如昔”。真正走到了分手的地步，他们也不会选择接受这一事实，反而以“只是短暂的离开，马上又会回到我的身边”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安慰自己。
这种情况下，反复强调“我相信”，并对他人强调“一定要相信”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其实正在呐喊着“我的信仰是真的吗？”“我现在很不安，给我一点自信吧”。
宗教信徒们为了默告自己的愿望，向心中所信奉的那位神祇诉说自己的哀求，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没有丝毫的怀疑，并深信自己的愿望终将实现。不过遗憾的是，神并不会实现所有的愿望。
我们生活在对未来充满未知的社会中，城市中的教会便安慰了那些对生活感到不安的人们。
据说，外国人在夜晚乘坐飞机，从城市上空着陆的过程中，韩国那片具有象征意味的 “巨大十字架群”会令这些首次抵韩的外国乘客惊恐不已。照射这座城市之夜的无数的十字架，最终是反映都市人的集体性孤独与孤立感、不安感的标志。若是对社会依旧缺乏预判，对个人信仰的坚持达到极端，反过来韩国将会走向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
社会的起起伏伏，导致生活于其中的渺小个体被挫折所困扰。我们想通过“信仰”渡过难关，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因此，当我们再遇到那些诉说着自己在“信仰”中得到洗涤的人们时，便会轻易地预测到他们所处的生活苦难。
只要英语棒，无条件说OK——好好先生的两面性
心灵上的创伤对人们的行为引起重大影响的这一情感创伤理论，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895年《歇斯底里研究》中展示的安娜·欧的事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们在经历了某一事件之后，在精神内部会形成一种幻想，其内容因人而异，因现存的经验而异。并且，原来的创伤记忆会被压抑并沉入至无意识的深层，维持着在沉入状态下形成的幻想与无形的连贯性，以此维持在幻想下形成的症状。
我们从外观上可以看到的是症状，但是创造它并维持它的是被压抑沉入深层的创伤记忆。因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主张，要通过包含自由联想的精神分析性治疗，把隐藏在无意识中的创伤记忆的实体引入意识的表面，要经历与现实意识的记忆同化的过程。总而言之，只有实现“无意识的意识化”，症状才能消失。
不管别人提出多么不合理的要求，他们都会笑着回答：“那当然。对啊。一定会那么做的。”然后唯命是从地去做吩咐给他的事情。虽然指使他做事，但是我们不会心存感激，反而总是怀着轻蔑的态度。但是，在提出超过期望值的要求时，又有谁看不出他脸上的肌肉出现那片刻的紧绷呢？那么，往后在提出无理的要求之前，人们就要三思而后行。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过，强烈的否定里隐藏着更为强烈的肯定的可能性很高。在好好先生的深层心理中，隐藏着很强烈的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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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追求与隐藏
对人的社会化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在相同的文化圈中成长的人，他们的性格与社会行动相似，甚至连生理特征也类似。经验文化的相同，加速了社会化的进程，人们也从中得到了安定感。就如鱼儿成群地遨游在海洋中，鸟儿本能地飞往北方一样，人天生就有观察并熟悉文化特征的本能。毫无疑问，现代人只有在自己所属的社会中做出适当的行为，才不会被人们疏远，可以得到所属的集体提供的安定感。并且，一个人不足的部分，可以通过其他构成人员的互补来得到填充。
社会化与个人的生存紧紧相连，就因如此，人们虽然感到凡事都跟随社会的步调会稍微不便，但人们依然在学习更大集体的文化，并将其吸纳进自身，同时还不断与他人进行比较，认识彼此的差距，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人们反复这两个过程，实现社会性安定感和个人整体性的均衡，变成“真自我（true self）”。
心理分析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说：“我们的生活产生于不灭的无限世界闯入有限世界，并且，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志向的不断成熟，促使了个性化的出现。”这强调了个性化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把个性化与个人主义混为一谈，若是以个人主义明确自己的占有份额不属于个性化，那么个人主义气质反而会妨碍个人的社会实现。
相反，个性在确信自己与他人有所不同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个性是个人的整体的形象，是实现自我的过程。人们在形成各自的个性时，可以彻底实现在整体划一化的集体中绝对得不到的在质量上成熟的社会。
在那种意义上，我们在咖啡专卖店或餐厅点餐时，应该体谅每个人不同的，且稍显复杂的个性行为。这个不应该当成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而是要理解成为个性化的养成而做的小小努力。
当然，利用属于自己的食谱和菜单打造属于自己爱好的行为，既耗费精力，也耗费时间。因此，偶尔喝一杯具有同质性和信赖度的即溶咖啡，承认个性尊重的必要性，为了与它相连的整体划一性和同质性带来的安定感、快捷以及经济性的诱惑，形成微妙的均衡而努力。
新的老龄时代的到来（1）
在过去，各国的人口总数中，老人一般都占据着少数，因此他们比现今的老人们享有着更多来自于后代的尊敬，享受着长幼有序的长者优待。但是随着寿命的延长，人口的老龄化情况已经变得十分严重。现在，一些老人们不但没能享有过去曾有的尊敬，反倒被社会和年轻人所疏远。观察他们的生存方式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今的社会老龄化现象，将成为十年后的老年人群的反面教材。
老年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思维的变通性明显下降，他们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容易封闭于陈旧的意识框架中。
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些自认头脑敏捷、判断事情果断迅速的人，开始讨厌时代的变迁。他们的刚愎自用表现在对他人所提意见的排斥，他们也不会让自己去适应变化的社会，而是要固守当下的状态。当然，他们经常会因为自己的固执而吃亏倒霉，这些可以当成是老化开始的证据，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生物变化的结果。
上了年纪的人，大脑的功能开始下降，尤其是前额叶掌管的细胞活性度极度萎缩。大脑海马掌管的长期记忆可以维持，对某一新方面的接受能力却很弱。除非现在的社会与十年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老年人的思维和逻辑才不会出现紊乱。
但是，城市的生活不会让人如此安逸地变老。城市的地标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连年轻人都经常被搞糊涂。原来的餐厅在几个月内就变成了一家便利店，老旧的大厦和居民楼被一片崭新的公寓小区所取代。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开发，是对现代化社会变化节奏的一种追随。但是让所有的人都统一步调，追赶变化的速度，无疑是一种苛求。
虽然意识清晰，但是不明确今天是星期几、现在是几点、现在来到了哪里、通行的人是谁等，缺乏这些定向力的人，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这种事情尤其会经常发生在老人身上。像现在这样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让老人们维持正常的定向力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比如说我，想在度过大学时光的大学路和他人碰面时，却不知道该把会面地点定在哪里，我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为这种事苦恼了。
为了解决这种混乱，他们就要寻找相应的解决对策。
第一，找一个环境不会发生变化的地方，与自己相熟识的人聚集到那里创立自己的联合会。虽然这是较消极的对策，但再也不会有混淆的事情发生了。塔一公园、道峰山、水落山、冠岳山附近的会面地点和舞厅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地方。
第二，不管社会如何改变，坚持恪守事先订制的原则，不承认除此之外的方法。因为，一旦承认例外的情况，那么过多的选择更会导致意识的混淆，但若是以定向力为中心，整个框架崩塌的危险就会降低。比如老幼病残孕的专席被当成是只属于老人们的坐席，只要其他人占了那个位置，老人们就会忍不住站出来指责批评。在他们的脑海里的“老幼病残孕”这五个字中，“老”字几乎比其他的字要大上两三倍。
受过几次伤害后，具有这种倾向的人们，其被害意识就会增强。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年轻时的牺牲蒙受了冤屈，与自己对上一辈人的恭敬相比，现在得到的待遇简直惨不忍睹。这种想法平时会潜伏在心底，但一旦让他们抓到了把柄，他们的怒火将被瞬间点燃。
隔绝的逐步深化，让老年人对社会的怨恨越积越深，但面对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他们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抱怨，身体就变得疲惫不堪，心情陷入到沮丧与忧郁中，对苟延残喘的余生充满了绝望。喝一杯烧酒，然后摇摇晃晃地钻进城市的某个胡同里，或者到地铁站的通道闲晃。
新的老龄时代的到来（2）
“老人”似乎成了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称呼。愈发顽固的老人们坚持着对社会变化的熟视无睹，他们总是感叹着曾经的美好。自发性的隔绝渐渐让老人与社会失去了交流的纽带。
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也得过他自己的人生的新的老年时代到来了。比起献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他们宁可用钱解决，自信心是产生这种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前，为了子女们的健康成长，父母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全部，这种行为也几乎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那些在计算“损益比例”时发现“不平衡”的道理的人逐渐增多，这个“赔本的生意”开始被一些人所认清。
即便作出了全部的努力和牺牲，子女们却总是觉得理所应当。稍有不慎把遗产早点传给了子女，自己就很有可能会沦落到养老院，或者像皮球一样被子女们踢来踢去。我周围就有这种可怜的老人。当初他们为了供孙子孙女们上学，为了子女们的事业，早早地便将自己积攒的财产分给了子女，不曾想到了晚年却会遭到如此的不幸。老人们开始思考“人生是什么？”的问题，最终他们决定拒绝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孩子们。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即出于一种“我更重要”“我也要过我的人生”的心理。
他们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成长时期的主角，是贡献自身的所有、努力拼搏的一代人。因此，他们通过对自身积累的一些资本，开始学着享受生活。他们对文化怀有热情，甚至绝不亚于年轻人，只不过一直都没有享受的时间而已。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第一代人，因此他们的思考方式与过去的时代存在差距也是合情合理的。
他们选择的方式是“为了子女而牺牲，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给人类的行为动机赋予了位阶秩序的概念。最单纯的第一阶段是性欲、食欲等生理欲求的实现；第二阶段是为了确保物理、心理安全感的动机的形成；第三阶段是得到他人的关爱，企图归属于某一集体的社会化欲求；第四阶段是得到他人的认可，获得受人景仰的地位，不管他人怎么说，不管所属于哪里，“我”这个人始终是贯彻“真自我”的思路，“我”要为“我”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欲求而努力的欲求。
如果说以自身的全部为代价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