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艺术人生:天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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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术人生:天唱-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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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前团里专门开了欢送会,让我珍惜这次机会,并说这是胡耀邦总书记讲话的精神。我也表了态,话说得那叫个好;可真到了固原,我的表现却让我现在说起都伤心。
  我的岗位是在固原师范专科学校,教音乐。他们挺照顾我,别的音乐老师都是一周5节课,我只要上4节就行了。
  开始时我也确实很认真,可那儿的学生,许多连哆来咪都不知道,给他们讲乐理,说得难听点简直有点对牛弹琴;他们主科的压力又大,天天做作业都做到很晚,结果音乐课就被他们用来打盹儿养神。
  很快我就看出来了:他们上这个学压根儿就没打算学音乐,往这方面使力纯属瞎掰。我也想通了,上课时只讲很少的音乐,大部分时间用来介绍国外的情况,美国如何,欧洲如何,吹呗。你别说,这样他们反而有精神,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喜欢得不得了。有时下课铃都响半天了,还不愿让我走,让接着讲。至于考试,我的政策是“两便”:一律85分。这样大家都高兴。
  课上得不精心也就罢了,问题是我在当地又交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朋友。这里的“乱七八糟”没别的意思,无非是一帮人总聚在一起喝酒。我这人本来就爱交朋友,当时又算有了点小名气,容易招人,再加上实在也没别的事可做,喝酒是正常的。可你认为正常,挡不住别人认为不正常,总而言之,时间长了,就有点负面影响。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给领导添乱。
  那年的五一、五四,按团里的安排,全体团员要去延安接受再教育;我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的人,照理更该去。可事儿有不巧,好多当地人都安排在五一期间结婚,请帖送来了好几张,都说务请光临。其实我去,无非就是抱着吉它唱几首歌,关键是我却不过他们的盛情。结果真抱着吉它去了,却耽误了去延安。
  没过几天团里开大会,团长在讲话中就批评了我,虽说没点名,口气却足够严厉:五一期间绝大多数同志都服从了团里的安排,可有的人就不,要留下来参加什么婚礼!别人都在接受党的教育,他却在那里喝酒,昏天黑地,影响极为恶劣……不用说,就跟在天津音乐学院那次被当众宣布受处分一样,弄得我特没面子。
  更没面子的事儿还在后头:我们团分到固原的共有9人,到讲师团“班师”时全都入了党,就我一人没入上;回到北京,团里原先答应给的房子也泡汤了,还得回到原先分给我的那间小平房里去。这两件事,谁都没给我明说,但我心里倍儿清楚:那叫自作自受!帮别人闹新房,却闹丢了自己的新房,心里的那份沮丧,就别提了。
  从固原回来,正赶上崔健的《一无所有》火爆京城。在固原时说是闲得只能喝酒,却也没真闲着,一年中写了二十几首歌,许多都给当地人唱过,他们特喜欢,我也挺得意;可回来一听《一无所有》,顿时就有落后了几十年的感觉。那二十首歌,除《东去的列车》一首后来录过音外,其余的都让我悄悄撕了,也羞于跟同行提起。
  我没有后悔去固原的意思;但从专业的角度说,这一年是我停滞的一年,甚至可以说是被我荒废掉的一年。世界日新月异,你不一定要紧紧跟上,但不能不了解种种变化。假如这一年我没有离开北京,即便一首歌也不写、不唱,光是听,情况也会大大不同。
  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在封闭中自得其乐就更不好了。
  

草原风暴震撼宝岛(1)
人生如大河行船,忽儿急流险滩,提心吊胆;忽儿潮平水阔,气定神闲;忽儿峡谷夹岸,难见天日;忽儿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拽这么一堆成语,连自己都觉得牙酸,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算命先生所谓的“运程”如何,“定数”如何。只可惜,再好的算命先生也算不好自己的命,更甭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
  我对自己的“运程”什么的不是太感兴趣。那是天意,管理权在“天”,就让天去管吧。
  不过,真要说“运程”,我觉得90年前后我肯定是走在好运程上。那几年好事接二连三,挡都挡不住,包括89年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十佳第一名,90年获在蒙古国举办的“乌兰巴托—90世界流行音乐大奖赛”最高奖,91年获“第二届亚洲音乐节”中国作品最高奖,等等。紧接着,1992年,我又成了应邀去祖国宝岛台湾演出的第一位当代大陆歌手。
  申办去台签证真是历尽曲折,前后办了差不多一年。对方说是所谓“藏蒙委员会”和一家电视台联合邀请,但真做主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他们。审查得那叫严格,如临大敌,有时简直就是刁难。好在当时我是那边风潮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他们的老板杨锦聪就帮我跑手续,缺什么补什么。
  咱们这边也是谨慎得不行。文化部、对台办、国家民委,层层审批,有时话说得含含糊糊,但那意思并不含糊,也就是别去了。
  到后来我是真的不想去了,折腾人嘛;但就在我已经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突然,事儿就成了。
  诗人席慕蓉到桃园机场接站。同为蒙古族艺术家,我们可以说彼此心仪已久。早在80年代中期大陆闹“席慕蓉热”时我就读过她的书,当时也没觉得太怎么样;可后来再读,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几乎每读一页我都想哭,有时不知不觉间眼泪就流得满脸都是。书还是那些书,没有变;但是人变了,心态变了。书比人早经历了沧桑。
  首演是在一家剧场。那边圈子里的朋友,包括文化界的名流,能去的差不多全去了。老实说那天我唱得不怎么样,特别是《苍狼大地》,两个高音全唱破了。这本是我最喜欢、也最拿手的歌之一,但不知为什么就唱破了。当时觉得特丢面子:现场演唱会啊,还直播!可观众好像没听出来,或者听出来了却完全不在乎,掌声照样像暴风雨一般。
  演完了又都不肯走,喊声一片,非得让再唱一首。我也特老实,抱着吉它上去,说我已经没歌可唱了,那就重唱一遍《苍狼大地》吧,因为刚才没唱好,两个高音都破了。底下全笑。
  结果再唱时两个高音还是唱破了,把我气得,前胸后背直冒汗。可第二天报纸出来,却是一片叫好声,说我的歌带来了一种崭新的风格,一种淳朴,从未听到过、甚至从未想到过的淳朴。
  后来大陆又有一些歌星去过台湾,回来都说你算是最成功的了,台湾人就认你。想想可能的原因,一则我是第一个去的,他们有好奇心;二则我的嗓子,包括我这个人的形象类型,在那边很少见到,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淳朴”吧。其实当初我的唱腔远不如现在,各方面的感觉也没现在好。那时我是力量型的,有些地方唱不上去,就靠力量硬冲上去,完全不玩技巧。就那样,居然还行。
  按计划演两场,第二场还是在那家剧院。可主办方一看媒体的反应和观众的疯劲儿,只怕再来两场都打不住,于是开会研究,决定把第二场放在中正纪念广场。
  我大概不是第二个就是第三个享受这种“待遇”的歌星。乐队也换了,又重新排练;台子也搭得特别大,我从未见过的那么大。当天来了足有两万多观众,那叫个阵仗,特过瘾。我这人,场面越大越放松,所以效果特好。
  节目单上的唱完,翻唱了两首不能再唱,观众就手拉手围着台子,这边喊“腾格尔腾格尔”,那边嚷“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真是山呼海啸啊。
  主办者怕控制不了局面,几个人拥着我就下了地下停车场;可仍然走不了,在车上坐了足有一个多小时。回到宾馆,大厅里满满的也尽是人,根本进不去,又是一个多小时,那个汗流得,像刚被从水里捞出来差不多。
  好容易人慢慢散了,我赶紧回房冲了个凉。下面干什么?当然是再出来喝酒。那天是喝了整整一晚。我、杨锦聪、席慕蓉、张弘毅,几个人全兴奋得不行。
  杨锦聪、凌峰都是我在那边的的好哥们儿,对我帮助很大。杨锦聪我后面还会说到,这里说几句凌峰,就是邀我访台的那家电视台的大导演。称他是我的歌迷不合适,但他总跟别人吹,说我的音像资料他那儿最全。有一次开我的新专辑发布会请他过来,他发言时也这么说,那可是我亲耳听到的。
  我去台湾开演唱会,其实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了,此前的一次是帮他写了一首歌。
  当时他们电视台有一个叫“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专栏,分辑纪录片,向台湾同胞介绍大陆的情况,每周五黄金档播一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之一。凌峰是制片人,总跑国内,就这么跟我认识了。
  那次聊到这个专栏的主题歌,也叫《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听,是特南方娘娘腔的那种;我知道“八千里路云和月”出自岳飞的《满江红》,那首词壮怀激烈,无人不晓,心想可让娘娘腔给糟蹋了,就对他说,我给你重写一首吧,管保比你原来那个好。就给他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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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风暴震撼宝岛(2)
如我所料,他一听就特满意,认为非常大气,转头就把原来那首给换了。实际上,台湾观众首先是通过这首歌知道了我,真等我去开演唱会时,差不多也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应该说,这是他们特认我的又一个原因。
  凌峰与其说是个导演,不如说首先是个文化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他没少给我说基督教的道理,尤其是内心忏悔的道理,对我挺有启发。
  这人做事爽快,也重情义。那天听了我写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当即拍板,说这个版权我要了,现在咱们来谈一下多少钱。我说什么钱!不要钱!他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是我真的不会要,当即哈哈大笑。后来他一再说,腾格尔,我永远欠你一个情。你当时提多少钱我都会给你,但你居然不要!
  在台湾时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会儿三毛去世不久,有一首歌叫《三毛来了》;我因读过不少她的书,喜欢,就重新谱了曲;两场演唱会都唱了,特别受欢迎。
  三毛的母亲当时在医院,知道了很激动,多次给我打电话。隔天三毛的姐姐又来找,请我到三毛家里做客,以示谢忱。她领我在三毛的屋里到处看了看,最后来到卫生间,指着说,三毛最后就是从这儿走的。一时大家都十分伤感。
  以这样的方式与三毛相逢显然让她姐姐非常激动。平时都是保姆做饭,那天是她为我亲自下厨,做了许多菜,又拿出各式各样的洋酒,说听说你爱喝酒,你看喜欢哪种,随便挑,让我十分感动。
  不用说,喝着喝着我又唱了那首我重新谱曲的《三毛来了》,那感觉,好像三毛就在不远处谛听。
  

博尔塔拉:一次五星级的演出(1)
这年头“成功”是个让人眼热的词儿,但也是个让人没法说的词儿。
  没法说是因为标准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意思就不一样。就说我们演出吧,同样被媒体说成是“成功”,有时是指场面大、规格高,有时是指票房好、观众反应火爆,有时嘛,也就是指平安无事,没砸台也没被砸台。
  我有我的标准,也就有我所认可的成功。我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与观众交流的程度、双方情感满足的程度。这其实也是音乐本身的标准,人和音乐同一的根。
  从“出道”到现在,大大小小、国内国外、个人的和团队的,正规的和不那么正规的,我出演的场次已无以数计,但按照这一标准,真能称得上“成功”的并不多。假如再细分一下,给它们标上星级的话,那够得上四星的,包括92年在台湾的两场,也就五场左右吧;至于五星级的就更少,或许只有一场,在新疆博尔塔拉的那场。
  从公共重要性的角度,那场演出是再普通不过了,普通到有点土气和寒伧的程度;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给我造成的心灵震撼是那样的强烈和持久,以至最终滤尽岁月烟云,成为一种历久弥新、无可替代的记忆。
  博尔塔拉是新疆的一个蒙古族自治州。那里的蒙古人对蒙古的热爱远远超过内蒙的蒙古人。越是远离故土,越是在文化心理上孤立无助,对故土和本民族的热爱、依恋就越深,这好像是一个规律。
  那次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转道去的博尔塔拉,乘车整整一天。大概还有一百来公里吧,突然就刮起了沙尘暴,同时也看到了敖包,莽苍苍一片昏黄中洁白的敖包。那架势,一看就知道是专门为迎接我们搭的,真应了古诗中说的“相迎不道远,直到长风沙”。
  风刮着。沙扬着。红地毯静静地躺着。烤全羊散发着余温。红地毯上净是沙,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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