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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也是，一说到蒙古，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大草原。其实“蒙古”是个非常丰富的概念，也包括内蒙和外蒙的差异。对我的身份确认来说，它们都是必要的；不过在它们之上，还有一个更大也更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中国”。
前两年在外蒙演出，邀请方希望我能多唱一些外蒙的歌，乐队中也有人征询我的意见，问能不能全场都用蒙语演唱，有人甚至提议干脆来一个外蒙歌专场。我理解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心意，但还是统统拒绝了。对邀请方我婉转地说，我唱什么歌，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对自己人我就更坦率些，我说我们的选择余地大得很，干嘛挤兑自己，净唱蒙语的呀？唱几首外蒙歌表示友好没问题，再多就没必要了。我说别忘了我是代表中国来的。
到演出时，我当然绝大多数用的是汉语。后来开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对此表示不太理解。在他看来，我首先是一个蒙古族歌手。我想这正是分歧所在，就解释说，我确实是一个蒙古族歌手，也无比热爱自己的民族；但在国外，我首先是一个中国歌手，所以主要用汉语演唱。不仅在这里，在美国，在欧洲，都是这样。
我这么说，没有任何作秀的意思，也不是出于什么必要的谨慎；就是在国内，我也从来没有过于看重自己的民族身份：既没有以此来限制自己，也没有试图把这当成一种获利的工具。这和我对本民族和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一点也不矛盾。曾有人问我有什么可骄傲的？我的回答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把我当成自己的歌手，我总是能很快地和他们融为一体，这就是我的最大骄傲，最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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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二：“我是一个中国的歌手”（2）
当然，这也是我踏踏实实地说“我是一个中国歌手”的最大根据。
我不在乎有人会因此攻击我，认为我“已经完全汉化”了。这样的流言蜚语还少吗？一篇文章说我“十岁以后就过上了汉化的生活”；更有甚者，说我的父亲“早早就汉化了”。我甚至懒得去理会：爱谁谁，爱怎么猜测就怎么猜测吧。
这里有一份自信（艺术家的自信），一份超脱（艺术本身带来的超脱），但也有一份“过来人”的淡漠。曾几何时，我也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苦恼过。立足这样的“身份”苦恼，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汉人的国家。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压力，就是如何尽快地融入汉人或汉文化的“圈子”。为此我确实付出了一些额外的代价，包括前面说到的自尊心，也包括喝酒。有时实际上已经喝不动了，但为了装“英雄”，为了确认自己是“圈子”里的一员，就还硬着头皮往死里喝。为此也没少花冤枉酒钱：明明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了，还要充胖子，有没有自己的事儿都争着付。
那时只要一静下来，就能非常具体地感到压力的重量：生活的、事业的，但最不能忍受的还是孤独。那种举目无亲的滋味令人虚弱。这时就免不了感叹：真难啊，太难了！要不是后来出了名，我也许会一直这样难下去。谁知道呢？
在这种“难”中显然有某种成见在作祟；不过，作为“过来人”我要补充两点。第一，所谓“成见”不仅是一种压抑因素，同时也是一种激发你的动力；第二，这种成见不能被简单地贴上“民族”的标签，动态地看，倒不如说更多地是一种个人境遇。
我刚到民族歌舞团时住的是集体宿舍。我住外屋，里屋是一唱歌的维族人。先进山门为大啊，对我那叫个横！来后第二天我在门口练三弦，不到五分钟他就出来了：“干嘛呢？你！”“我也是这个团的。”“那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不是新来的嘛。”“新来的？以后不要弹三弦了。”“怎么不能弹？”“叫你别弹就别弹！没见我在睡觉吗？”
这人觉多，有事没事总睡。可我一个新手，要想站住脚，不练行吗？于是隔了一天又练，于是不到五分钟他又出来了：“你这人怎么回事？叫你别练还练！”“我……”“我什么我！好好呆着，我录音呢！”
当时我那个气恼：都是少数民族，不关照也就罢了，凭什么一再欺负我？太过份了！可气归气，还得忍着。后来明确我当乐队指挥，他才不敢骂我；再往后我开始小有名气，他就更客气了。我却没忘当初所受的羞辱，终于找了一个机会，排练时把他结结实实骂了一顿。一般大指挥都骂人，而且脏话连篇；我算是小指挥，但骂他也骂得很脏，说来有点公报私仇。
这位哥们儿后来回了新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看到这段文字；如果什么时候看到了，请接受我诚挚的歉意。说来大家活得都不容易，没什么过不去的事。曾看到一位当代诗人的诗句，说是“我们多年的奋斗，就是为了装得像个人”，真是深得我心。
因此，“我是一个中国歌手”这句话中有的不只是骄傲，还有几分辛酸。确实，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地道道的少数民族，从最开始的一句汉话都不会说，到在好手如云的当代歌坛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是一个遍尝人生百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比其他人可能付出的要更多一些。真正令我骄傲的是……正如我在开始所说的那样：我能走到今天，真的没有依靠任何人，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一颗平常心，活在音乐里（1）
有朋友说我属于那种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人。我理解这半是赞誉半是期望。作为赞誉，我要说一句“不敢当”；而作为期待，他们有理由不会失望。在我看来厚积薄发很正常，同样正常的是厚发薄取。你作出了七分努力，应该有三分的收获，反过来就成问题了。遗憾的是现在好多人正是这样，薄积大发，薄发厚取，只付出了三分的努力，却取得了七分的成功。
这是否是消费社会才会有的一种现象？不过这种人往往很脆弱，一旦掉下来，就会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那可就死定了，连重新起来的可能性都没有。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问题。有的人出名，主要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背景。没有背景而自己蹦出来的，那就是太有才了。
我喜欢那种依靠自身才华而不是背景的人。菲利·考斯特就特别有才。这个歌手原来是乐队打鼓的，左撇子，别人小鼓放在左边，他放在右边，反着打，相当厉害。现在他作为歌手可以说是誉满全球了，但英国国内的演唱会，他有时还会去充当鼓手。这人的钢琴也弹得好，也是才华横溢。
我不知道国外乐坛是否也那么讲究“公（攻）关”？但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那些特别有才华、也知道自己有才华的人，往往脑子里会缺根筋，那就是不懂如何巴结，不懂如何给自己创造机会。其实有时也未必是不懂，而是不愿意，不屑于。
另一拨人，才华一般般，但有了点知名度后，“公（攻）关”工作做得特别好，于是名气也按照“马太效应”不断增殖。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相当普遍。谁都知道能上中央一套的晚会，包括春节晚会的歌和歌手，并不能代表当代流行乐坛的一流水平，但谁都没有办法。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就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衡。
我没有菲利·考林斯那么大的才，又活得比较主观，容易满足，所以越到后来心境越是平和。我从不追求大红大紫，也就不容易大起大落，估计就是摔下去也不会摔死。为什么？还有四分在下面托着呢，没事。
我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应该说都挺好。相对于大多数前辈歌手，我有理由为我恰好赶上了这个时代感到庆幸。虽然不尽人意的地方还很多，但至少是在我的历史视野里，近代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像今天这样，一方面对艺术家的劳动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另一方面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足够多的机会和足够大的自由空间。我要毫不牵强地对这个时代说一声“谢谢”。
我当然也要对国家民委和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领导，尤其是现任的领导致以深挚的谢忱。他们对我的关怀和美意并没有让我感到受宠若惊，但确实让我时时体会到一种受呵护的温暖。我来自草原，不会虚伪的客套，而违心的奉承只会让我脸红；我只知道当一个人记不住他的生日而他的领导却记住了，当一个人的婚礼不仅是两个人的盛事，同时也成了一个大家庭的盛事，当一个人奉行“不争”的原则谨慎处世，却总能被及时地解除后顾之忧……这个人就没有理由不心怀感激。
要是所有的人都能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里友爱共处该有多好！这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你可以说它天真，说它幼稚，但我不能没有它，你也不能亵渎它。想想伟大的“贝九”吧，想想“风吹草低见牛羊”吧，在上天的眼睛里，我们，我们全体，难道不都是些与风、与水、与草共生的牛羊？
需要阅历，需要时间，但更需要始终不泯的爱心。也许和年龄有关，最近我的脑海里总会在不经意间，像孤岛似地浮出一些过去生活的场景。比如上中学时特想有一双篮球鞋，回力牌、牛筋底、白色高帮的那种，当时叫“大白篮”。我和我哥都想要，可不好买啊，得通过体育局，还得有工业票。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愿，我姐姐那通跑，到处求人……最终还真是买到了。
比如我哥教我学骑自行车，当时十一二岁吧。两个孩子，怎么学？找一个特长的陡坡，我先坐上去，我哥在后面扶着，然后问：好了没有？我说好了，他往前一送，我就歪歪斜斜地沿着陡坡往下冲。有时会歪到路边的一棵树上，人整个被撞得飞出去，在空中翻一个跟头，重重地摔落在地。然而没什么，爬起来重新开始……
比如94年跟随谢导拍《黑骏马》，电影中有一个镜头：那个孩子扑过来，抱着我的腿叫“爸爸”。那时我还不懂表演是怎么回事，任凭谢导启发，就是有点无动于衷。电影公映后我们的贝团长看了，回来对我说：“老腾啊，你没当过父亲，就不一样。人家小孩扑过来，我看你想抱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
这些场景说来互不相关，细想却有一线牵联。它们似乎在暗中反复提示我最关心的两个人生主题，即亲情和成长。
我是历来主张并践行“孝”字当头的，这是我所理解的“亲情”的核心。“孝”当然首先相对于父母，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并养育我成人。我说“孝字当头”，是说不折不扣的第一原则。只要两位老人有什么事，我立马就会回到他们身边。团里对这一点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比如03年8月中旬，本来安排了我两场演出，可一听说届时我要回去主持老太太的七十大寿，马上就主动帮我推掉了。
一颗平常心，活在音乐里（2）
“孝”字突出的是父母的恩情和子女的感恩。2001年在北京曾举办过一次我的大型个演，其仪式可以说很富于象征性。那次我先是穿着中山装演唱，几首歌过后，突然我母亲身着民族盛装，大围巾重重叠叠，捧着一件蒙古袍、一双蒙古靴、一把马头琴出现在台上。上台后就开始帮我换装，仔仔细细地、一丝不苟地，直到扣妥最后一个褡襻。那场面真的很感人，据说现场的观众百分之八十都落了泪。
和“孝”密不可分的是“悌”。“悌”本来专指敬爱哥哥，但对我来说，是指兄弟姐妹间的相亲相爱。我们家五个孩子的关系之亲密无间常让我引以为荣，那才真让人体会到“血浓于水”呢。平时我们散处各地，姐姐和大妹妹更是相隔半个地球；但每年我们必定会安排聚一次，而每次相聚必定是长酒佐话或长话佐酒。那种快乐，就是给我个皇帝也不换！
把“孝”、“悌”的范围再扩大一点，更社会化一点，就形成了我的交友原则和处世态度。我的好朋友崔东彬、杨强他们，基本上都是些大孝子。我们曾相约一起看望彼此的父母，可惜这已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尽孝道，其他也就免谈，更不必说成为亲如手足的朋友了。
处世不如交友那么单纯，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但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参加“心连心艺术团”和各种义演那样的公益活动，可以理解为作为公民配合政府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作为艺人遵守艺德，而我个人是把这当作一种反哺行为来看待的。商业经济条件下的演艺市场有其非理性的一面，有时也不免会想，唱一首歌凭什么值那么多钱？再说还有那么多的歌迷爱你，喜欢你。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你不能尽想着自己吃，也得以某种让社会获益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