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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是一个爱走极端的人，但这个人特聪明。你看他在报纸或电视上回答记者的问题，第一是直接，第二是反应快，第三是用脑子。我们一般回答问题都有点含含糊糊，他就不，就那么直通通地过去。我最佩服的还是他脑子快。记得88年听他的《不是我不明白》，中间有一段是说话，当时颇不以为然，心想这算什么呀？可两年后包括我在内，也都自然而然地使用起了这种方式，因为它能丰富音乐的表达。
可惜中国摇滚乐界像崔健这样既善于“拿来”、又能结合自己的独特经验，有较强原创性的歌手太少，大多数还是跟在人家的后面走，找不到、也形不成自己的东西。十多年前我听日本“格莱”乐队的带子，那也算是日本顶尖的摇滚乐队，但我并不买账，认为整个儿一个乱七八糟，不是玩艺；还对朋友们说，这样搞音乐肯定不行。可后来怎么着？五六年前中国搞摇滚的差不多就都跟上去了。真应了谁说的：人家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个别歌手也好，整个流行乐界也好，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就什么都不是。有了自己的风格，也才更有利于汲取人家的好东西。我原先是经常听港台流行乐的，也唱过不少他们的歌，罗大佑的、周华健的、童安格的，都唱过；现在我已很少听以至完全不听了……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在风格上早已分道扬镳。
另一方面，对有助于自己的风格发展的，或在这方面对自己有所启示的歌手，我一直没有放松过关注。每次到国外，只要得便，就满世界地去找他们的带子或CD，包括总集：菲利·考林斯的、莱尼尔·里奇的……我自认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偏见。比如我反对“哈韩”，但乐于承认这些年韩国确实出了不少好歌手，乐于承认赵容碧的抒情性独标一帜，乐于承认他不但令我深受感动，而且令我大受教益。我唱过他的歌，也录过他的歌。
换个角度想，这几年国内流行乐之所以“哈日”、“哈韩”成风，也有一定的道理。这表明人家确实有自己的风格。问题在于你不能把人家的风格当成某种现成的东西来学，那样你就永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区别只在于跟着谁的屁股，落后了多少年；反过来，以自己为本，不是把你所感受到的人家的风格作为一个结论，而是作为一种启示，一面反省自己的镜子，进而研究人家为什么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尤其是研究其中哪些因素有助于形成、强化、发扬自己的风格，那样情形就会大为不同。
艺术本来就没有先进、落后之分，而只有好坏、高低之分；而“好”的艺术、“高”的艺术，必定首先是有自己风格的艺术。我说“80年代这一批还是最棒的”，就是说他们是最有风格的。
我承认有时想做一只猫头鹰
太多的失望，人就容易有自私的想法：当代流行乐往哪儿发展，怎么发展，跟你有什么关系？您呐，独门独院落，唱自己的就得。
记得黄永玉先生有一幅画，画上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这来象征我对当代流行乐坛的态度，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可总也被那只睁着的眼睛折磨。有时耐着性子听一圈下来，不免就会想：这些人，真应该跟我学啊。尤其是在听所谓“新民歌”的时候：那么好的传统民歌，就这么被他们糟蹋了。
我不是说我有多么了不起，矬子里面拔将军吧。矬子将军再怎么矬也是个将军。他不会自己看不起自己，更不会去糟蹋音乐。
可话又说回来，真让他们来跟我学，我就会教吗？
也真是有一心向学的小歌手，而且为数不在其少，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碰上真是块料而又真有缘分的。
态度不可谓不虔诚，不可谓不令人感动：你不答应教他就不走，还有躺在门口的。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就请进来吧。进来后先让他唱一首歌，然后我来评点。首先肯定热情和长处，接着指出缺陷或不足，最后提出建议，而我的建议往往是：先到一个比较正规的地方，扎扎实实打好基础。
这听起来有点像走程序，敷衍人，其实说的是实话，尤其是扎扎实实打好基础这一条。大多数想进入流行音乐圈的人都比较急功近利，都怀有一种短视的错觉，以为这行的歌手是吃“青春饭”的，经不起“磨”。有爹妈给的一副与众不同的嗓子，有点表演的才能，碰上一两首好歌，再碰上个好老师点拨点拨，这么七折腾八折腾，没准就成了。
总之是要走捷径。“捷径”意味着“最近的路”，但也意味着“最短的路”。你当然可以走，问题是很可能没走多远就已走到了头。
一位小歌手对我的副总说，你们公司腾格尔当老板，为什么不办一个学校？同样的唱法，为什么他的表现力就那么强？他的音域那么宽，一般的歌手###度，最多十度，十一二度想都不敢想，而他就跟玩儿似的。为什么？教教我们嘛。
恭维话人人爱听，但再爱听我也不能坏了自己的章程。我的章程也简单，一是有较高的天资，二是有相当的修养。二者相得益彰，表现力就在其中了。
天资这玩艺儿弹性不大，有是福分，是潜力；没有，教也教不出。因此我更看重修养。一个歌手最终能走多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修养。
就修养是一种后天功夫而言，是可以教的；但就它是一种主动的意识和行为而言，又是不可教、只能学，或者说“学”胜于“教”的。
修养包括专业修养和专业外的人格、文化修养。专业修养是花，重在“修”，精益求精；人格、文化修养是水，重在“养”，广益求广。但无论是专业修养还是人格、文化修养，都需要扎实的基础，需要定力，需要两眼向内、持之以恒。
作为“过来人”，我这么说时可谓心情复杂，其中经验、反省、期待各占三分之一。
无需故作谦虚：在这个圈子里，至少就专业而言，我大概可以被归入基础最扎实、修养最好的之列。别的且不谈，内蒙艺校三年、中国音乐学院一年、天津音乐学院五年，前后九年的正规训练，从乐理到乐感，包括对音乐的理解，就是熏也熏出来了。和没有经过这种正规训练的歌手比，一个基本差异是，譬如，进录音棚录一首歌，我一般都是一遍过，半小时就完了；而大多数歌手却要好几个小时，有的甚至要两三天。再譬如舞台和行为风格，虽不能一概而论，但通常受过正规训练的很少对口型假唱，或演出时张牙舞爪、用食指戳着观众，更不会像XX在接受采访时那样，明明是瞎掰，却牛气十足，权威得了不得。修养在这里表现为：是否对音乐抱有必要的敬畏之心？
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哪所院校，也无论当时攻哪门专业，我都不是个好学生，吊儿郎当、见异思迁，只随着自己的兴趣，不够珍惜，更谈不上刻苦。出来后基本也是这样。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想我会对自己要求更严一些，更全面一些。
问题是我现在也就这个模样了。古人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这是从“学”的角度；那么反过来，从“教”的角度，是不是要求也应该高一点呢？
不是不可以教，而是能教出个什么来。如果最终也就是又多了一个腾格尔，那也没有什么意思，更不必说连这一点都不能保证了。
以中国之大，天资高的数不胜数；同样是以中国之大，从修养入手，善待自己天资的好苗子屈指可数。这就是我至今没有收徒的原因。内蒙有关方面也很关心我的“继承者”问题，曾特别严肃地找我谈过，我也一直特别留意着，但至少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上眼的。希望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不是由于我过于苛刻的缘故。
我真的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办一所学校，并且首先服务于我的草原故乡。但许多事都是可遇不可求，现在，就先渗着吧。
东方神韵：线条美和慢歌（1）
我这么不断变换着角度，无非是想探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应该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没有真谁有力量能正面回答这样的大问题，就是回答了也不算；但我可以谈一点自己的有关设想，这设想完全根据个人的经验和体会，但未必只对我个人有意义。
我设想能否把握住一种类似“线条”的元素谋求当代流行乐的发展？我觉得从传统上说，中国人乃至亚洲人，无论是在长相上、性格上、情感方式上，都倾向于细腻的东西、优美的东西、轻灵的东西、线条性的东西，审美上就更是如此。
相比之下，欧美人长得魁伟，性情热烈，审美上也更倾向于重量、体积、块面、节奏。
中国传统艺术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样式是书法，那就是门线条的艺术；传统山水画主要也是玩线条；中国的传统戏曲，尤其是被称为“国剧”的京剧，其主要的唱腔模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线条模式”：一个字，通常是结句末尾的那个字，往往被“咬”住唱半天，高低曲折，反复处理。过去不说“看戏”说“听戏”，听什么？就是听演员“耍腔”，听声音在那虚幻的空间中拉出的看不见的、虚虚实实的、意味无穷的线条。
假如你问我什么是最具代表性的当代中国流行乐，我会给你举出《草原之夜》。也是一个字被拉得挺长，以后才出现下一个字。拉的过程就是抒发、处理情感的过程，抒情性就出来了。这首歌之所以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之所以被称为“东方小夜曲”，和它唱腔模式的“线条性”大有关系，决不是偶然的。
现在国内流行乐创作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像电脑做音乐一样，一个音配一个字，或一个字配一个音。比如“我的眼里只有你”，一句词七个字，就配七个音：3232352，或4345463。这种做法慢唱还行，一快就不行了，字和音一个个蹦出来，就没有线条了。
像《草原之夜》那样以线条性见长的唱腔模式，在许多中国民歌中都能找到。蒙古长调就更突出了：往往两个词就唱一段，唱了两大段才唱了四句词，整个儿是在拉声音的线条。
音乐意义上的“线条”就是旋律。中国人、亚洲人，恐怕还是更喜欢旋律性的东西，旋律优美的东西。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绕来绕去的，就是线条，就是旋律。
当然词也很重要。词曲双绝，互相生发，那是很高的境界；但一般情况下，旋律好所占的比重显然更大。这就好比书法，真功夫并不由你写什么见出，而是由你的笔墨见出：气韵如何？布局如何？力度如何？虚实照应如何？都凝聚在线条里。
线条是真正中国的东西：是传统，也是潜在的接受场。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开发，却非要搞那种电脑音乐呢？
当代作曲家中，张千一是深明其理的。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作曲家。他写的《青藏高原》、《嫂子》，还有我唱的《成吉思汗》主题歌，都具有比较充分的线条性。可惜，这样的作曲家不能占据主导地位。
有那么几个歌唱家，都是“大腕”级的，他们不相信线条，他们相信力量并相互比力量。有钱呐。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大腕把曲子编成了，就问：上次某某的那个曲子，乐队、合唱队用了多少人？如果回答说用了四十个人，他就说，那好，我这次用八十个；如果回答说用了八十个，他就说，那好，我这次用一百六十个。就这么较劲。
音乐本身是否有生命力，并不取决于有多大的乐队多少人的合唱队，不在于大阵势、大排场、翻江倒海。那是搞运动，不是做音乐。一头死猪，你杀猪盆再大，开水再多，再怎么反复折腾，又有什么用？
我特别喜欢电影《日瓦格医生》中的那段音乐，真是过耳难忘。静下来，它自己就来到了你脑子里，一缕悠悠的心绪，挥之不去。那段音乐没有合唱，也没有动用管弦乐队，就那么一把曼陀铃，可是它活着。
所以写歌还是要写旋律，写线条，写那种使音乐成为音乐、生命成为生命的活的东西。
现在我是越来越多地写慢歌。演出时也是，从内心里想唱慢歌。这与其说和我的年龄有关，不如说和我的觉悟有关。只要你细心体察，就会发现中国的观众其实还是喜欢听抒情的慢歌，尤其是年龄偏大的观众，据说他们听我的慢歌，譬如《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都会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听，往往才是真听，往心里听，并在心里和你交流共鸣。那种嗷嗷叫的歌，听完也就完了，表面看很热闹，其实有音乐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不但写慢歌、唱慢歌，而且也越写越慢。过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