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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我在宁夏时写过一首《古老的歌》，这里面就插了一段蒙古民歌，歌词大意是：我曾在北山坡上放过牧，如今到了该离开的时候，道一声父母珍重。那是我父亲最爱唱的一段，我在演唱时也努力模仿他的风格，模仿得特别像，所以他特高兴。那两年我在很多场合下都唱过这首歌，人们也点着我唱，而每当我抱起吉他唱这首歌时，他总是听得最认真的。
他还喜欢我写的另一首歌，就是《父亲和我》。
有一次我随父亲去他的老家，伯伯叔叔一大帮人；那天他喝多了，特别激动，就给他的兄弟们大讲这首歌如何如何，我儿子如何如何，甭提有多骄傲了。其实这首歌我没怎么给他唱过，他可能偷偷地听过带子。不用说，那天我当众给唱了，让他那个美！
顺便说一句，据说###前总书记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有一次他在内蒙视察，晚上看内蒙歌舞团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上台慰问，他特别问歌唱演员：“你会唱腾格尔的《父亲和我》吗？”这事儿是他们团长亲口告诉我的。
但我父亲也就喜欢我这两首歌，其他的都不怎么在意。
我母亲就更不在意了——也许是因为她民歌唱得特别好，也许和她到现在都不会说汉话有关。
90年那会儿我已经足够出名，一次内蒙古电视台去我们家采访，记者问，你儿子现在出名了，你作为母亲对儿子有什么说的？她老人家的回答特有意思——当然用的是蒙语——她说：出不出名无所谓，不干坏事就行了。
我父母唱的都是地道的民歌，和我唱的大不一样。他们不太在意我，肯定有他们的道理。
92年我曾随朋友去过一次东乌旗，那次的经历似乎证实了我的想法。
那次我们是去一牧民家做客，他们家养着三四条牧羊犬，躺在门口，车开到跟前了还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眨，摁喇叭也没用，要不是主人及时出来，真不知道怎么下车。
进到包里当然就喝酒，一缸马奶酒，一人一个碗舀着喝。喝着酒当然就唱歌，主要是我唱，我一唱，大家当然就鼓掌，就喝彩。
后来有人提议让主人唱，我附议；男主人笑笑，说有你在面前，我们怎么唱？
那会儿我特得意，心想你肯定是不敢唱吧。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正在灶边烧火的女主人也没打招呼，突然就开口唱起来了。
她唱得那么自然，眼睛谁也不看，只看着灶膛里的火，火苗在她眼睛里一闪一闪。
她这一唱，男主人也跟着唱起来，手里夹着烟，面无表情，眼睛也是谁都不看，就盯着某个地方，像死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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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的海洋（2）
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受刺激啊，那种淳朴，那种旁若无人的感觉！
你感觉他们根本就没在给谁唱，就给自己唱，唱给自己听！
突然我就觉得，你算什么东西？你唱十首也顶不上人家唱一首！
再往下我是死活也不肯唱了，其实是内心不敢唱了，就可劲儿地招呼：喝酒喝酒，咱们不唱了，唱歌没劲——谁没劲啊？是自己没劲！
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眼前总晃动着这对夫妇的面影。我们都习惯于唱歌带表情，还得来点动作，为了打动别人；但他们不管这一套，一点表情都没有，眼睛就那么直直的，看着某个地方。
他们不表演，不作秀，只在乎自己的内心感受，沉在歌声里。这就是民歌；这样唱歌的人，那才叫真正的歌手。
我知道现在我做不了这样的歌手，但我心里有一个这样的歌手；总有一天我会成为这样的歌手——在我不再是一个“歌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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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儿子”和保护神
勒马草原
我这么大谈民歌，并不表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块唱歌的料。也许我这人天生就有这方面的艺术细胞，但天生有这细胞，却被有意无意埋没的人多着呢，不一定非轮着我出头。假如当初没有进内蒙艺校，我完全可能走另一条路；而假如不是由于一段特殊的经历，我也完全可能不会进内蒙艺校。这里有一系列偶然的契机。
我这人有点怪。都说性格就是命运，问题是我的性格和命运中都充满了矛盾。
就拿上学这事儿来说吧，我们姊妹五个中可能就数我不爱上学，但偏偏是我在校读书的时间最长，学历也最高；另一方面，不爱上学的我偏偏又上得最早，而且是自己闹着要上的。你说矛盾不矛盾？
我之所以闹着要上学，是因为看到我哥要上。我爸被闹得没办法，只好也给我买了一个和我哥一样的小包，里面放上一样的书，清早六点一样喊我，就这样去了。
到了课堂上，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小凳子，让我靠着我哥坐；他不用说是正儿八经听课的，可我不一会儿就倚在他身上睡着了，一直睡到他推醒我，喊下课。
差不多每天、每节课都是如此，这样坚持了十来天，也就坚持不下去了。
到我能坚持的时候又出了妖蛾子：我根本就没耐心听讲，净在下面涂鸦，牛呀，羊呀，树呀，什么都画，最多的是小人儿。
这么一来我的学习成绩可想而知。事实上直到三年级，我的各科成绩从来就没有及格过，考试得鸭蛋是常事。
我也有办法对付。首先是尽可能地躲：一听说要考试人就没了，回家老爸问起就撒谎，说这次没考，或老师没报成绩；实在躲不过去时我也不怕：考了零蛋就偷偷把考卷撕掉，回来照样撒谎，只有在偶尔考出个三四十分时才拿给老爸看。他是厚道人，明明知道我在玩猫腻也不拆穿，相反每次总是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说不错不错，我儿子有进步。
但我妈却憋不住，经常唉声叹气，抱怨“我们家怎么生了个傻儿子！”
回头去看，我当时之所以是那么一副德行，除了我自己的性格因素外，恐怕也和我姥姥有关。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亲近的人就是姥姥。不到五岁我就跟着她去放羊，上学后又总跟着她过寒暑假。每次新学期开学，她都要亲自送我，一直送到离学校一公里左右的一处沙丘旁，然后捋捋我的书包，塞给我一两毛钱，这才哑着嗓子说：放心走吧……她对我那个好，那个慈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是无条件的；我呢，也就经常撒娇耍赖放刁一起上，算是对她的回报。都五六岁了，跟她出去放牧时还总借口走不动路，扯住她的衣服，非让她背我。
骨子里我是把姥姥当成了自己的保护神，而她老人家也确实是我的保护神。
一次我俩闹矛盾，我缠着她又哭又闹，那叫烦人。这时我舅舅来了，见我实在闹得不像话，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抬手就打了我一耳光。
姥姥不干了，转身就去打他，边打边骂，说我俩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就不怕把孩子打坏了？
我趁机躺到了东屋床上。我舅就坐在西屋，干生生被姥姥骂了半天，连杯茶都不给他倒。那可是她的亲儿子啊。
我舅也没辙，只能埋着头抽烟，完了走人。
又有一次，我正在课上画小人儿，找到感觉了，老师叫也听不见。老师急了，罚我站起来，一通猛克。我又羞又恼，没等下课就逃跑了。
逃到哪儿？当然是姥姥家，受大委屈了嘛，二十来里地的距离连走带跑，也不知哪来的一股邪劲。
那老师见我跑了也没管。我哥知道后先是回了趟家，没人；又返身满镇上找了一圈，还是没有，估计我是去了姥姥家，想去又不认识，就蹲在一个角落里哭。
我的班主任看见了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弟弟没了。一个我们亲戚家的孩子知道我姥姥家，我那班主任就叫上他带路，找了过来。
那天我姥姥根本就没让他们进屋，就那么拦在门口把人家一通好骂，骂完了还说，这学咱孩子不上了！
你瞧，“护犊子”愣护成这样。
我这么说可没怪姥姥的意思，相反一想起来就觉得温馨无比；至于当时学习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自己不争气。
那时我年幼无知，没心没肺，光知道享受姥姥的疼爱，却不知道心疼她老人家。我平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还没来得及懂事，姥姥就去世了，以至后来想报答都没法报答。
我想到姥姥最后一次送我开学，当时她是又老又病，都快走不动道了，每次只能挪100来米。她怕一起走拖累我，就一清早提前出发，坐在那座沙丘上等我。我都走出老远老远了，回过头去看，她还是坐在那座沙丘上。她是不是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多看几眼她心爱的孙子？
姥姥故于1972年，享年81岁。那年我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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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岁，自杀未遂（1）
姥姥去世后我像突然开了窍，学习成绩一天好似一天，到考上县一中时我在全县排前十名，算是一个优等生了。
这说怪也不怪：失去了保护神，除了好好学习，还能干什么？
话又说回来，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里什么都学，又什么都学不到，所以优等生不优等生，也就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我的状态发生了改变而已。
只可惜好景不长，初一下半学期发生的一件事再次伤害了我对学校的感情，结果是自杀未遂，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个半死，我自己也闹了个灰头土脸。
这事说起来如今的年轻人肯定会认为是编造，但老一点的都能理解，那叫“祸从口出”。
也是当时正值青春期，加上学习成绩又好，自我感觉不错，就狂，就逞强，什么事都不能输了别人。
这从我当时的汉语名字中就能看出来。在县一中的花名册上，在我当时的所有课本上，写着的都是“杨占武”——你听听，“占”了还要“武”！
至于姓“杨”，那是随了《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是当时我能知道的最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
男孩子们聚在一起时喜欢斗嘴比大，比如你说你是谁，我就说我是谁的爸，谁的爷爷。这种过嘴瘾的游戏其实现在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不再担风险罢了。
有次课间又开始斗嘴。我忽然想到，假如我说我是毛主席，那他们肯定都得完蛋——谁敢说他是毛主席的爸，毛主席的爷爷呢？这么想着就说出来了，果然所有的人一呆之下，全都做声不得。
我力挫群雄，好不得意，自以为有了“杀手锏”，以后一段时间内遇到类似情况，就赶紧使出来，真可谓百战百胜。
也有同学说我这是“反动”，可也就说说而已，没人当真。
这么一来二去，自己好像也有感觉了。
那天上体育课，我一个人先去操场上玩球，一会儿我们班同学们排着队过来了，正好附近有个高台，我就“噌”地跳上去，摆了个挥手检阅的造型。
那年头谁都熟悉这个造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嘛，问题是站那儿挥手的怎么能是我？
当时正赶上“四人帮”针对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伙儿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挺紧，就有同学把我给告发了，新账老账一块儿算，说我“想当毛主席”。
在鄂托克那样的小地方，这可不能算是一件小事；设身处地地想，接到告发的校方也不可能不做出反应。
没过两天，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就找我谈话来了，谈了一个多小时，特严肃，说你这么狂妄，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后果严重，要深刻检查，狠挖思想根源。最后他说，你暂时不用上课了，回去一趟也行，打电话也行，总之把你父母亲叫过来，我再跟他们谈。
我是又惊又怕。惊的是惹了这么大的祸，而且是政治错误；怕的是那深不可测的“严重后果”，还有我妈的巴掌。
出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边哭边想，想找个对父母说的法子。可一个14岁的孩子，能想出什么法子呢？
我实在是既没脸回家，也没脸给父母打电话，于是就想到了死。都说“一死了之”，死了不就了了吗？至于是不是“畏罪自杀”，是不是“轻于鸿毛”，当时倒没想，也顾不上。
我还真有点说干就干的劲头，立马回教室写了遗书，大意是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只有去死什么的。
我把遗书折好交给班长，然后骑上自行车就离开了学校。
当时我们县里最高的建筑是正在修建的影剧院，大概有四层楼那么高。工地管理不严，我曾多次和同学一起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