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本想讲鬼故事吓唬别人，最终被吓的却是自己；落下个“胆小鬼”的坏名声不说，还遭到了集体制裁。这以后差不多两三个星期，我见到同学都有点抬不起头来。
耻辱二：说话已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第三年下半学期吧，班上来了三个西藏的进修生。这三个哥们儿都好酒，某天就约我晚上出去喝。喝酒好啊，就去了。还记得去的那个餐厅叫杏花村，在小白楼边上。喝到###点时人慢慢稀了，基本上也就剩下相邻的两桌，一桌是我们，另一桌都是本地人。
再往下喝，那桌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也不奇怪，越喝越“高”嘛。等声音大到足以影响我们聊天的时候，三位西藏朋友有点不满意了。其中一位撇着嘴骂道：他妈的，什么玩艺儿！要是在西藏，我早掏刀子了。一人捅仨，你信不信？
很显然他说的是醉话，可当时在我听来却不是（这说明我也已经喝得足够高），相反觉得隐隐然有指责我未尽地主之责的意思。于是也没多想，就“腾”地站起来，晃到说话声最大的那位背后，拍拍他的肩膀说：喂，你们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影响我们喝酒啦。
那人转过身，看定我，然后慢慢站了起来。我当时特瘦，体重还不到一百斤；而那位长得又高又壮，堵在我面前，跟座塔似的。说实话我当时倒也没吝他，就把刚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那哥们儿皮笑肉不笑地听完，也没多话，只骂了一声“操你妈”，就“砰”地一拳打在我脸上。那力道，震得我似乎飞行了一小段才跌落下来，人整个儿晕得找不到北，摸了半天才算摸实了地。然后又慢慢往前摸，摸到墙；再挣扎着爬起来，摸着墙往外走。后面不断有人踢我，还往我身上吐痰什么的，全都顾不上了，因为我已彻底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摸到外面找了个地方，像块木头似的坐了差不多半小时，才开始有了感觉。这时才发现满手满脸都是血污，胸前也脏了一大片。后来看拳击比赛，被对手击倒后数十下，起不来就算输，我特理解。那是真起不来啊，满脑子都是火星！
又坐了会儿，忽然想到三位西藏哥们儿还在里面，也不知闹成什么样儿了，就赶紧起身往里冲。不想进去一看，操，除了几个服务员在收拾桌橙，准备打烊，人早就走光了，也包括我的三位哥们儿。
当时我那个气啊，没法说，也没人可说。就又买了瓶白酒，喝了两口以后全倒在了身上，意思是我又喝了，然后找了个车回校。远远看见他们房间的灯亮着，知道人一定是回来了，就直奔过去，一脚把门踢开，吼了句“X你妈，再喝啊！”，就瞪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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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耻辱“硬汉”的另一面（2）
三位兄弟都还没睡，互相看了看，早先说过要玩刀子的那位慢慢慢踱了过来：“哎哟，腾格尔……”突然一变脸：“你个胆小鬼！”梆！冷不丁也是一拳，又是把我打得找不着北。
就这样，一个晚上我两次被打倒在地，而最终的罪名竟还是“胆小鬼”！很显然，在那三位西藏朋友看来，我在餐厅里挨打后一个人摸出去是溜了号，是一种临阵脱逃行为；而一个逃兵是没有资格去找他们发脾气，更没有资格变相谴责他们的，所以要再给我一个教训。
那么，我在餐厅里被打倒后他们之所以没有为我出头，之所以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悄没声地打道回府，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吗？76年的那次我也就认了；可这次的“胆小鬼”之名，我背得是多么冤哪！
耻辱三：仍然是在天津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这次受辱更冤。
那天也是一帮人出去喝酒，喝完了回来打牌。六个人，三人一拨。打了会儿恰好我们这拨一起上厕所，老大……也就是我们班年纪最大的那位……就给我们说，谁要是手里有王就互相挤挤眼睛。这分明是要我们作弊，可我对作弊从来没什么成见，就说行。
可真到打的时候我却忘了。也是合着该我倒霉，那天我们这拨总是输。一而再再而三地翻不了身，老大就开始动气了。也不点名，只是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一会儿是“什么人哪，傻X一个！”一会儿是“该下不下，留着做种啊！”一会儿是“猪脑子！不会打就一边呆着去！”
我自认没有出错过什么牌，以为他在骂另一个同伙，也就没往心里去，还有点幸灾乐祸。又打了几局，还是翻不了身，老大真急了，一次该我出牌时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吼一声：“腾格尔，下！”
我知道他是想我下王，可我手里并没有王啊，又不能让对方知道，一时有点犹豫，就迟迟出不了牌。这一来老大更急：“你他妈想什么哪？到了这种关头还不下！下啊！”
他越是骂我越是发懵，同时心里也委屈得不行：我明明没有王嘛，拿什么来下？还要这么糟蹋我！便胡乱出了张牌。老大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啪“地一掌把我手里的牌全都打在了地下：“王呢王呢？你他妈留着做种的王呢？为什么不下！”
我无限窝火，便也反吼了他一句：“我他妈哪有什么王啊，你自己看哪！”这时他也看清了我确实没王，却比原来更急：“没有王你他妈还老挤眼睛？挤什么挤！”
原来我有个习惯性眨眼的毛病，完全出于无意识，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老大平时浑没在意，不料打牌想作弊时却瞄上了。他见我老是眨眼，就老以为我有王；偏偏我又忘了他在厕所里的约定，于是阴错阳差地一再对不上茬，最后还闹了这么一出。
老大在班上不仅专业强，平时待人也随和，像个大哥，但不知为什么一打起牌来就有点六亲不认。照说打牌是为了放松消遣，可只要跟他一起打，特别是打同伙，心里就紧张，就生怕出错牌受羞辱。我不是说他成心，我是说他说的那些话听起来确实是一种羞辱，一种对你智商和人格的羞辱。那天他一掌把我的牌打在地上，真让我丢足了面子；而对他来说，或许只是在气愤之余，顺便行使了一种无意识的权力。
你们可以感到我在说这三个故事时，嘴角一直挂着微笑。当然，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嘛，如同普希金所说，所有过去了的都可以成为美好的回忆。他没有说是否包括耻辱，但我估摸着，像我说的这些也不妨包括在内。不过在当时，它们可都是被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耻辱，而且真有点刻骨铭心的意思。要不然，我也不会记得那么牢。
丑小鸭一不小心变成了烤鹅（1）
我知道社会上多年来一直风行所谓“励志”一类的书。闲时也翻过几本，比如《哈佛女孩刘亦婷》什么的。这类书，说白了就是主人公现身说法，传授奋斗、成功之道，背后则共用着同一个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故事原型。我一点都不反对这样的书……奋斗很好，成功很好，白天鹅很好，越多越好，传授这方面的“道”也没什么不好……却不会去写、也写不了这样一本书。道理很简单：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在明确的理性指导下的励志、奋斗过程，因而也不属于这个意义上的“成功人士”；相反，在大多情况下我处于自发状态，甚至有点浑浑噩噩。以此自立楷模，岂不误人子弟？
那么，在我的艺术人生中，是否也暗含了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呢？这我说不好。曾经是“丑小鸭”是肯定的。不说成名前，就是在小有名声后，也还经常显得很丑……有时是在别人眼里，有时是在自己眼里。
我还记得当初那种“走穴”式的演出：一帮“大腕”在前面走着，我们在后面跟着。到了地头，主办单位的车“哐”就把“大腕”们接走了；我们呢，如同退潮后搁浅在沙滩上的小鱼，就那么被晾着，干张着嘴，没人管。那种场面，尴尬啊，难过啊，自尊心受不了啊，但也只好忍着（作为“过来人”，现在我在这方面就特别注意。主办单位的人围上来了，我就会提醒他们：别老围着我，还有其他演员呢，去照顾他们）。
这也就罢了，更难受的是被人骗。在没有经纪人和自己的公司之前，这样的事多了去了，因为骗子太多，包括一些号称朋友的人。91或者是92年吧，有一次去沈阳演出，就是一位“好朋友”给组织的。当时我的演出费底价是每场一万五，演两场，应该是三万；他说别三万啦，两万吧，都是朋友嘛，算给我个面子。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我还能驳他吗？那好，就两万。结果两场演完了，人家只给一万，我稍一迟疑，他倒诧异道：不是早在电话上说好了吗？这就是“好朋友”！把你坑了还让你说不出话来。那个窝火，可真是只能窝在被子里火啊！火到最后，悲从中来，禁不住偷偷哭了一场。
哭完回到北京，见到哥们问起，还要装面子，说两场挣了两万。哥们奇怪道，不是应该三万吗？我怕挨骂，就再往下装，替人家装：咳，不是好朋友嘛。说完就想抽自己的嘴巴：被人骗了，还得跟着骗。骗谁呢？骗自己。悲哀啊！那一瞬间，真是觉得自己很丑，说不出的丑。
随着名气越变越大，随着在别人眼中也成了“大腕”，我的处境也今非昔比；但要说我同时也变美了，真成了白天鹅，我会第一个哈哈大笑。有时候，我倒是觉得我有点像安徒生在《卖火柴的小姑娘》里写到的那只背上插着刀叉的油光光的烤鹅，被许多目光盯着，就是说，我在经济上自动成了一些人的目标，至少是幻觉中的目标。
这方面的情况当然不能一概而论。真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困难，求助到你，出手相帮那叫义不容辞。比如前几年，一个外地人来北京让车给撞了，跟着官司又打输了，一文不名地来找我，那叫悲惨。听完他的遭遇，我二话没说就拿出一笔钱，让他回去。几个月后，他西装革履地带着媳妇又来找我，一见面，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说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他要还钱我没要：看到他能有这么一份心意，而且变得那么光鲜体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还要什么钱？
另一种类似“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我每年都要接到相当一批陌生人的求助信，有说来京看病看得囊空如洗的，有说打官司打得难以为继的，有说放假想回家探亲望路兴叹的，不一而足，总之都急需钱。这些信你根本就不可能去查证，因此也可以说真假不辨。最初我只据持佛家所谓的“本心”酌情处置，但随着这样的信越来越多，就有点招架不住。问题还在于，我寄出的钱大多都像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我又不是真高僧，不可能对此毫无反应。那该怎么办呢？后来我终于想出了个一视同仁的办法，就是每人一律只给100块。这样既维护了我的“本心”，又不至于过分为人所趁，可谓两全其美。
仅仅是这种情况，尚不足以造成那种“烤鹅”的感觉，但如果你发现你真的受了愚弄，你的“变形记”也就开始了。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数额……那种张口就向你借100万的人反而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伤害……而在于人心。
有一个小姑娘，先后给我来过三封信。第一封是诉说她家里有多么穷，以至她经常饿肚皮。好，事关温饱，我给她寄了100元。第二封是说学校里要办舞蹈比赛，可她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好，事关小姑娘的体面，我又给她寄了100元。问题出在第三封信上。显然是因为装错了信封，我收到的是一封本该寄给她朋友的信。信中有A、B、C、D数项，都是她的近期计划；其中有一项是：又给腾格尔写了一封信，再弄他100块，然后咱们一起怎么怎么玩。
想想我当时的心情吧，那可真叫又失望又伤心。唉，好好的一个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从字迹看，也应该是漂漂亮亮的），怎么就会有这样的算计？她同样年纪轻轻的朋友呢？从信中的口气判断，这位朋友即便不是个合谋者，也是个知情人，那么，还会有更多的知情人吗？这算是哪一出？仅仅是一场无伤大雅的、带有恶作剧色彩的智力游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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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一不小心变成了烤鹅（2）
我当然没有、也不会为难那位小姑娘。当时想过给她回一封信，也不说更多，只写一句电影上日本鬼子常说的：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坏了的。再想怕惊着她，还是算了。
不过，和那些良心真“大大的坏了坏了”的人比起来，小姑娘的小把戏确实只不过是小小的恶作剧而已。所谓“烤鹅”的感觉，更多地来自这些人。再想像那位沈阳的“好朋友”那样坑我是不可能了，但只要想坑，办法有的是。其中最恶劣的是广西梧州的一家皮包公司，竟然在我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一次普通的商业演出，硬给炒成了“腾格尔西部摇滚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