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第二是“治蜀过严”。众所周知,诸葛亮执政,实行的是依法治国,而且令行禁止执法如山。这原本是对的,但也难免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甚至有这样的话:“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个说法很多人不赞成,因为第一,这条史料被裴松之认为不实,裴松之的说法是“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第二,陈寿对此另有说法,他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语中说的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一个是“咸怀怨叹”,一个是“而无怨者”,这就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宁信正史,不信野史,即“蜀人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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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6)
我的看法,是两说并不矛盾。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得公平(当然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就被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公平,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陈寿对此是有解释的。陈寿说,为什么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呢?就因为他“用心平而劝戒明”。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开。既公正又公开,也就公平。不过,公平不等于不严峻(事实上陈寿也承认“峻”)。所以,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然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也所以,《三国志》的说法和《蜀记》的说法都对。
第三是“战事太多”。诸葛亮“数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这些都是益州集团反对的事,谯周还专门发表了他的《仇国论》。在这篇文章中,谯周明确指出,现在并非秦朝末年(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倒像是战国初期(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所以,咱们当不了汉高祖,顶多能争取当个周文王(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穷兵黩武(如遂极武黩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成),可就神仙也救不得了(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谯周此论,无疑是一篇“反战宣言”,代表了益州集团对诸葛亮、姜维等人不自量力连年发动战争的强烈不满,也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一次公开叫板。奇怪的是,谯周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后来还官升一级,成为光禄大夫,地位仅次于九卿。这至少说明,谯周的论调很有一些市场。甚至就连朝廷当中许多人,也私下里以为然。
第四是“人民甚苦”。正如《三国志·谯周传》所言,“军旅数出”的结果必然是“百姓凋瘁”,因为打仗是一件需要很多钱的事。这些钱不从天降,不由地出,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榨取。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刘禅投降时,蜀国人民有二十八万户,人口有九十四万人,军队有十万二千,官吏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要不然,这个政权早就垮台了。但我们要记住,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够吃饱肚子。看来,蜀汉当局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音许)回国以后就对孙权说,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为什么呢?走进他们的朝堂听不到正义的声音(入其朝不闻正言),走进他们的田野看不见健康的脸色(经其野民皆菜色)。是啊,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就算诸葛亮再生,怕也无力回天吧!
所以,邓艾和钟会刚刚出兵,有一个名叫张悌的人就断定蜀汉的必将灭亡。理由之一,就是当局穷兵黩武(玩戎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话,记载在《三国志·孙晧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里,也记载在《资治通鉴》里。张悌和薛珝都是吴人,他们预言蜀汉必亡,果然亡了。那么,他们自己的东吴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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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7)
请看下集:风云际会。
殊途同归(1)
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在曹操、刘备、诸葛亮那里同样存在。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他们也无意建立一个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不会平坦,也决定了他们的政权终将灭亡。那么,他们的道路有什么相同与不同,魏、蜀、吴三家又为什么会同归于晋呢?
上一集我们讲了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这其实也是曹操、刘备、诸葛亮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曹操杀边让、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都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那么,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都与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冲突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先说清楚什么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个家族,怎么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为那时做官不容易。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说,在汉代,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也叫明经,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则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汉代,则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种,即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农民务农,工民做工,商民经商,士民读书。士以读书为业,其实也就是从事脑力劳动。换句话说,士,就是“脑力劳动者”,即“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们甚至无权做官。
这样一说谁都明白,当时能够达到这三个标准的人还真不多。别的不说,光是通晓经学就很难,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书读,都读得起。如果还要求什么都不做,专门只读书,那就更难。因此,只有那些有书读,读得起,读得进,读得好,而且并无其他职业(农工商)的读书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须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与做官就变成了一件事,变成了职业。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见,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士族为什么能垄断仕途呢?因为一个人既然是有条件读书的,又做了官,他们的子孙后代自然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即便读书人多起来了,祖辈、父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这样一来,做官的名额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垄断,或者垄断某些官职。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推荐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这些人做官机会较少,一旦被推荐,一般都会感恩报恩,甚至与推荐人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情感上发生父子关系,成为他们的“非血缘关系家族成员”。一个人,官越大,推荐权就越大;做官的时间越长,使用推荐权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会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这些“门生故吏”也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但他们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门生故吏”,那么,他们在行使推荐权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贡献若干名额作为报恩。因此,一个家族的“门生故吏”越多,他们掌握的推荐权也就越多。时间长了,也就垄断了做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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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2)
第三,享有推荐权的人还可以互相推荐,也就是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讨价还价便能默契地进行。最后是推荐权和做官权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么,士族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由于读书才做官,由于做官才成其为士族的,当然最有学问最有文化。因此,作为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领袖,士族便不难团结一大批文化人,这就是名士和太学生。太学生就是太学(国家干部学院)里的生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后备干部”。名士就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贤达”。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还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窦武是外戚兼名士,刘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论何种身份,都与士族关系密切,大体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学生则成为他们的拥趸。上一集我们说过,所谓“名士”,就是现代的“意见领袖”或者“公众人物”。这些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发表意见,褒贬人物,议论时政。这种意见,当时就叫做“清议”。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士族当然就控制了舆论。
士族掌握了做官权,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发言权,就控制了舆论。有了这两个条件,他们就不难成为豪强。成为豪强也并不奇怪,因为东汉原本就是由豪强(主要是南阳豪强)建立的政权。主宰这个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强,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们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强。但是,士人变成士族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由偶然做官变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权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们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占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不断发展壮大,从中小地主变成大地主,成为雄视天下称霸一方的豪强。这样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还叫“名门望族”,也简称世族、士族、望族、势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诗书传家。诗书传家,自然有声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门”。世代做官,自然有权势,所以叫“势族”,也叫“世族”。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声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门”,也叫“庶族”或“寒族”。
显然,士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不是贵族(皇亲国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属于平民阶级,却比平民高贵;不能世袭官职,却能垄断仕途。就性质而言,他们是“半世袭的准贵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贵族的“高级平民”。他们与名士的关系最为密切,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士族是族群,名士是个人;士族必须做官,名士则不一定。但在多数情况下,名士与士族的阶级立场、道德观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当名士的后台老板,名士则往往充当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当然是建立一个由本阶级掌握的政权。至少,也要在这个政权中处于掌控地位。这就难免与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发生矛盾冲突。因为三国之主均非士族,也没打算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不过,魏、蜀、吴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我们只能分开来说,看看士族阶级如何同他们进行斗争,最后又如何将他们归于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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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3)
先说曹魏。
曹魏的建国之路,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其实是用武力打下来的,因此不是“和平演变”。但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来自“禅让”,以及此前汉献帝的一系列册封,包括加九锡、封魏公,晋魏王,又有“和平演变”的意味。无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宫廷政变”。
曹操集团选择这条道路,事先有没有策划?我看没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来的。他的野心,也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关东联军成立那会儿,他可没有什么建立政权的想法。《三国志·武帝纪》怎么说?“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