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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何正文从总参领导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从此他有了更多时间从事他所喜爱的体育运动——网球。他常说，网球需要的场地不大，一架网子，一副拍子，一个网球就够了。我由于业余时间也打网球，所以经常在网球场上碰到何正文。他总是和蔼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与我交流打球经验。遗憾的是，由于脑中长了恶性肿瘤，2000年9月29日，83岁的何正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我常想，如果不是脑瘤，乐观、开朗、喜爱运动的何正文一定可以更加长寿。
何正文去世后，为了纪念他，他的夫人万玲和他前后几任秘书，历经3年多努力，完成了《何正文将军》一书（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作者梁彬）。《何正文将军》出版后，我很快通过万玲得到了一本，上面盖着何正文和“万玲赠书”的印章。
万玲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的胞妹。1951年，她和何正文在重庆相识相爱结为连理，到2000年何正文去世时，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整整50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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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参谋工作的先驱（1）
1995年3月，我收到一封寄自沈阳的函件，里面是一本吕黎平的签名书，书名是《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书中，吕黎平结合自身的革命历程，研究了红军时代总部机关的参谋工作。
吕黎平原名吕继熙，江西兴国人。兴国是我国著名的将军县，在战争年代涌现出众多将军的同时，兴国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吕黎平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说：“笔者出生的兴国县23万人口中，参加革命队伍的多达8万人，现在县革命纪念馆英烈名册中记载的有23176名，相当于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每一华里就有一名兴国籍的红军战士倒下。”
而吕黎平就是经历了长征全程的一位老红军。他1931年2月在家乡加入共青团，1932年5月入工农红军学校学习，同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校部机要秘书。1933年任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第一局作战参谋，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在此期间，吕黎平亲身参与了红军总部从1932年5月至1935年9月的主要参谋工作，可以说是我军参谋工作的一位先驱。
但《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记述的不仅仅是吕黎平的个人经历。通读全书之后，我发现，这本书首先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著作，一部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因为吕黎平的视野没有局限于他在红军总部工作期间经历的人和事，而是从南昌起义开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一直写到抗战前夕、“西安事变”后的红军总司令部。可以说，这本书是对红军时期我军参谋工作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总结。
根据吕黎平书中记载，早在南昌起义时，我军就有了最早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此后经过井冈山时期及历次反围剿战争，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机构不断完善。1933年5月，叶剑英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将之划分为6个职能局，从而开创了具有红军特色的参谋工作。长征期间，总司令部的机构虽然有所精简，但基本上仍然保留了主要职能部门，直到后来组建八路军指挥机关。“建国以后我军的总参谋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和发展起来的。”吕黎平写道。
吕黎平自1932年5月参加红军后，先后在叶剑英、刘伯承、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徐向前等我军第一代领导人身边工作，与中央红军的参谋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在阅读军史、战史时，却发现很少有专门研究红军参谋工作的著作。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陆续拜访了叶剑英、萧克、伍修权、康克清等老首长，并同一些老同志交换意见，共同回顾和探讨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战斗历程和参谋工作的具体情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陆续重返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南昌、井冈山、古田、瑞金、遵义等地，实地考察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一些情况。以这些历史过程为线索，结合个人的思考与回忆，吕黎平写出了这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
这本书激起我强烈的阅读热情。一方面因为我从军校毕业后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所以我对雏形时期的总参谋部的来龙去脉抱有很大兴趣；另一方面，这本书的出版及再版工作实际上还有我的一份努力，我曾为这本书的出版进行呼吁，并曾商请时任副总长的李景同志予以支持。
1935年9月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率领一部分红军率先北上，而吕黎平仍然留在司令部，后来成了西路军总指挥部的情报科科长。西路军失败后，他在祁连山打了一阵游击，后被中央接到新疆，入新疆航空队学飞行，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1942年9月，他和其他在新疆的党员被盛世才集体逮捕入狱。1946年6月被党中央营救获释，随后回到延安。此后，他一直从事与空军有关的工作，担任过航校校长，空一军军长等，直到后来在沈阳空军副司令员、顾问的职务上离休。
我军参谋工作的先驱（2）
我和他的相识，始于1984年。当时，他被借调到北京，作为军委联络组成员到我所在的部门检查整党，同时考核推荐年轻干部。考核的结果是我排在第一名，吕黎平按照考核结果推荐了我。
从那时起，我就和吕黎平有了交往。1995年，他把《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寄给我，同时寄来他和老伴高鹰结婚45周年的纪念照。2001年1月，吕黎平不幸在沈阳病逝，我立即向他的老伴由衷地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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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捭阖天地间
纵横捭阖天地间：四位隐蔽战线与外交战线领导人的签名盖章书
我于1956年从军，军旅生涯迄今已逾半个世纪。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我主要从事军事外交和情报工作。回顾既往，我常常深感自豪，因为我军的外交与情报事业，有着伟大而光荣的传统，曾经涌现过一批卓越的先驱者和领导人。我是在这些先驱者和领导人开辟的道路上迈步向前的，我时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光芒和温暖，因此我走得从容不迫，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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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君才调擅中华（1）
1956年，我高中毕业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本科班，从上海来到北京上学，也从此穿上了军装。
有一天，我们正在操场上训练，忽然接到通知，有一位重要领导要来视察，让我们作好准备。平时，遇上领导来学校视察工作，往往会提前通知，以便我们提前打扫卫生，整理内务，美化校园。但这一次，我们刚刚集合完毕，领导的车就已经驶入校园。
走在前面的领导中等身材，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他的眼镜，镜片很大很厚。一看到这副眼镜，我们就认出来，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上将。在校领导的陪同下，李克农参观了校园、教室、宿舍、食堂等。虽然我们没有充足的准备时间，但我觉得李克农会满意于他所看到的一切，因为我们的校园建设是正规的，我们的教学也是正规的。我们这所学校是在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创建的，负责培养外语及军事外交人才，所以甚至连舞厅都是正规的。我就是在这里学会了交际舞，将近20年后，当我刚到联邦德国从事武官工作时，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女士破例请我跳舞，我自然而大方地应邀起舞，很快融入了当地外交界，也改变了外国人认为中国军人保守刻板、不好接近的偏见。
李克农很快来到操场上。见到这位传奇式的人物，我们禁不住热烈鼓起掌来。李克农向我们挥手致意。我注意到，和过去的照片相比，此时的李克农略显病态。后来我才知道，他刚刚经历了一场重病。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疾病。1957年秋的一天中午，李克农在午餐后感到头昏，想出去透透空气，没想到刚迈出门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在台阶上，鲜血染红了衣襟。很快，救护车把李克农送进医院，经检查，脑血管破裂，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直到第八天，才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但他的大脑已经严重受损，几乎丧失了记忆。
一个依靠智慧的大脑战胜过敌人千军万马的上将，怎能甘心丧失记忆？为恢复大脑功能，李克农用顽强的毅力，向疾病发起了挑战。他每天坚持记生活日记，记起居琐事，会客、治疗、看电影、洗澡、喝水等，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他还练习书写，把过去扔下的毛笔字，又重新练起来。随着记忆力慢慢恢复，他又坚持每天阅读最重要的文件。
对我们学校的视察，就发生在李克农缓慢而艰难的恢复过程中。这是我唯一一次见过李克农。
到1961年7月，在与疾病搏斗将近4年后，李克农觉得自己可以恢复工作了，他便向中央写信，主动请缨，牵头搜集二、三十年代上海中央特科的历史资料。在信中，他深情地写道：“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情报和外交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作为这项事业的后继者，我看过许多关于李克农的历史资料，对他的主要经历都有所了解。我知道，二、三十年代上海中央特科的工作，既是李克农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工作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克农的革命生涯，与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工作，几乎是同一的，重合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和钱壮飞、胡底，深入龙潭虎穴，第一次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内部建立了情报小组。他们获取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多次粉碎国民党破坏我地下组织和围剿红军的阴谋活动。当1931年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共机关和领导人面临全部覆灭危险的紧急关头，李克农临危不乱，不但成功地将钱壮飞获取的情报送出，自己也顺利转移，在危急时刻保护了中央。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共识，并建立了电台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后，他又作为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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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君才调擅中华（2）
建国后，李克农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我就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就是在他担任总情报部长期间批准筹建的，此后，他一直关注、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1961年10月，在上海调查中央特科斗争史的工作结束后，李克农本打算再到南京作些调查，但由于身体情况不好，只好从上海直接返回了北京。这是李克农生前最后的一项工作。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因病与世长辞。
“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1962年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董必武的一首悼诗，将李克农喻为秦汉之际善于用间的李左车，唐初贞观年间多谋善断的房玄龄。
由于李克农工作性质的特殊性，长期以来，许多关于李克农的书籍，由于作者不完全掌握翔实史料，在真实性和思想性上难免存在差距。1989年在纪念李克农诞辰90周年之际，中央领导提出要组织撰写一部李克农传记。1992年4月底，国家安全部领导将撰写李克农传记的工作委托给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记者开诚。历经4年，三易其稿，《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于1996年6月成稿，次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在国家安全部的支持下，首次准确而全面地公开了李克农及其领导的情报战线的大量史料，是一本反映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权威性著作。
我和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将军、李伦将军都很熟悉，《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出版后，我很快买到一本。李伦请国家安全部办公厅在这本书上盖了李克农的印章，于1997年7月12日赠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