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我叫熊光楷，熊是能字下四个点，光明的光，楷书的楷。”
“谢谢你了，搞同声翻译很辛苦。你去吃点夜宵吧。”
夜宵的味道很好，但我的心情更好。虽然几年不摸外语，但我适应得很快，翻译水平没有下降。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对我态度很客气让我感到很温暖。他是共和国的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他面前，我只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很普通的专业军官，但他礼貌地询问我的名字，客气地留我吃饭，由此可见他对人的尊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一个星期后，我又一次走进了元帅之家。
叶剑英正在走廊里锻炼身体，见到我，他停下来，说：“别告诉我你叫什么。”略一沉吟，他马上接着说：“你姓熊，熊向晖的熊。”
我接触最多的元帅（2）
这一次，我不但是感动，而且是钦佩了。战争年代，叶剑英长期担任参谋长的职务，从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到八路军参谋长，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是军中公认的“参座”。参谋的一项基本功，就是事无巨细，了然于胸。叶剑英只问了一次我的名字，便能准确记住，这样的基本功，令人惊叹。而渗透于其中的，仍然是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后来我知道，叶剑英还有一位外文秘书，这在老帅中也是罕见的，而他并不把这位外文秘书称为“秘书”，而是称为“Teacher（老师）”，这也反映出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国际问题的关注。
而叶剑英提到的熊向晖，既是与叶剑英很熟的一位传奇人物，又是当时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参与打开中美外交大门会谈的主要助手之一，因此叶剑英看到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熊向晖的熊。
我在叶剑英家做同声翻译，前后长达3年之久，主要翻译英语和德语电影。每次放映电影，叶剑英都会邀请一些朋友和同事一同欣赏，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放映电影前后，他们还会进行话题广泛、无所拘束的轻松交谈。逐渐地，我意识到，对于叶剑英来说，看电影不仅仅是放松身心，陶冶性情，还是一种特殊的交往交流方式。有一次，我去解放军总医院看病，恰好遇到曾经在叶剑英家做过保健工作的马望兰。她告诉我，“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弥漫着风声鹤唳的气息，身处高位的叶剑英也不得不处处小心，甚至家中电话机的位置稍有变化，也会引起叶剑英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就成了叶剑英与自己信赖的老同事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想法的重要方式。后来我想，叶剑英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我们的党和国家，既与他的多谋善断有关，也与他能广泛地进行联络，听取党内老同志的正确意见想法有关。
在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叶剑英的子女，并与他们有了一些交往。
正是由于我和叶帅的家庭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所以，在我收藏叶帅盖章书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一个意外，但最终仍然修成了正果。我所说的“意外”，其实也不算意外。我先是委托叶帅办公室张主任在我购买的《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上盖章，结果他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叶剑英副主席办公室”的圆形公章盖了上去。我没有气馁，接着又把这本《叶剑英选集》转给叶帅的侄子叶选基。1998年11月30日，这本书又盖上叶剑英的私章，回到我的手中。
走错门走到了徐向前家（1）
北京后海附近幽深曲折的一条条胡同，不但牵系着我对叶剑英元帅的思念，而且牵连着我和另一位元帅的因缘巧合。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叶剑英家。出发前，为了不走错路，我专门问了曾经去过叶剑英家的老同志，把他们说的路线详细记在本子上。可是，真的到那儿时，我还是迷惑了。寂静的巷道，相似的院落，究竟哪个才是叶剑英的家呢？眼瞅着暮色四垂，华灯初上，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敲响了其中一户人家的门扉。
“你找哪儿？”
那是两扇铁门，严严地关着。听到我的敲门声，铁门上狭窄的望孔打开了，里面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
“请问，这是叶副主席的家吗？”
“不是。”
“我是总参的，来执行任务，请问叶副主席家是哪个门？”
听说我是总参的，望孔里的战士略微放松了一些，伸手指了指斜对面的一个院落：“那一家。”
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工作。但我时常会想，我曾经走错的那一家究竟住着谁？能住在叶剑英的对面，一定也是位了不起的大首长了。和叶剑英家的工作人员逐渐熟悉后，有一次，我决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对门是谁的家呀？”我问。
“你不知道吗？那是徐帅的家。徐向前元帅。”
真没想到，一条巷子居然住着两位元帅，而且还是比邻而居。中国人讲究“居必择邻，游必就士”，可见二位老帅的融洽和默契。
1977年，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余毒，加强整军建军，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军委组成了一些委员会，徐向前被任命为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这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而是一个战略研究机构。后来，由于年事已高，徐向前陆续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各种职务，但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却一直伴随着徐向前，直到他1990年去世。我由于从事国际战略研究，曾经多次为徐向前提供战略研究资料。令我感动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徐向前仍然密切关注着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进程，以及战争战略因此发生的变化。因为这些原因，我和徐向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有了一些联系。
1990年6月，我突然接到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打来的电话：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急需你的帮忙。”
李而炳说，语气非常着急。
原来，89岁高龄的徐向前因为发烧住进了301医院。由于发现痰里有抗酸杆菌，医务人员怀疑徐向前旧的结核病复发了，于是决定使用链霉素，进行抗结核病治疗。
“医生们给徐帅注射了罗马尼亚进口的链霉素，但没有疗效。听说法国的更好，你能不能请我国驻法国使馆的同志，给买一些带回来？”李而炳问。
“没有问题，”我连声答应，“着急吗？”
“着急，十万火急！”
“李秘书，请你放心，为了徐帅的健康，我们一定用最快的速度办理此事。”
“最快的速度有多快？”
“一天。”
放下李而炳的电话，我马上拨通法国的国际长途，找到我们驻法国使馆的武官韩开河。中国与法国相差7个时区，当时法国正值上午。韩开河接到电话后，立即奔上巴黎街头，买到药后又立即赶到机场，托人把药带回。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第二天上午，这盒珍贵的药品就飞越半个地球，降落在北京。中午时分，我把这盒药亲手交给了李而炳。
我虔敬地盼望着，徐向前能够早日康复。可惜天不假人以年，1990年9月21日，传来了徐向前病逝的噩耗。
后来，李而炳告诉我，301的医生检验了法国买来的药，认为还是国产的好，因此决定选用国产药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结核治疗，徐向前病情明显好转，体温一度恢复正常。但最后还是多器官衰竭，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终无回天之力。
走错门走到了徐向前家（2）
我所收藏的《徐向前军事文选》，上面的印章，是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帮助盖的。徐小岩也是一位解放军的将军，曾经将他的著作《信息作战导论》（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签名赠我。同样，通过徐小岩，2004年9月21日我又得到了徐向前夫人黄杰亲笔签名的摄影集《徐向前和黄杰》（长城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这本书上还钤盖了徐向前和黄杰的印章。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徐向前的印章，《徐向前军事文选》上的印章是阴文的，《徐向前和黄杰》上的印章是阳文的，二者的字体字形几乎完全相同，构成了一个阴阳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
2007年6月18日，黄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我和陈昊苏的“秘密协定”（1）
1996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陈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由于都是从事外交工作，我和陈昊苏比较熟悉。我说：“十大元帅中，我最早知道的是你的父亲。说起来，我还曾经是你父亲的市民呢。”
那是1949年5月，我当时只有10岁。已经连续几个月了，上海市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街道上到处都是碉堡工事，国民党的军队惶惶不可终日地躁动不安，远方的枪声或急或缓地持续不断，大人们都说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了。但是，有一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却惊讶地发现枪声消失了。走上街头，只见湿漉漉的街道两边，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我在不知不觉间，经历了上海解放的历史时刻。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位市长就是陈毅。
“当然，我对你父亲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外交战线。他是元帅，又是诗人。所以他在外交中，既有元帅直爽豪迈、横扫千军的一面，也有诗人激情澎湃、机智幽默的一面，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对陈昊苏说。
陈昊苏说：“确实，我父亲恐怕是世界上唯一的既是元帅又是诗人的外交部长了。”
“你记得吗？1965年9月29日，他在外交部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等候美国人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那个气概，震古烁今。”
陈昊苏当然记得。不但陈昊苏记得，凡是老资格的外交工作者几乎都记得，因为那是一次令世界惊叹的成功的记者招待会。
“各位记者阁下，你们可要警惕。你们到中国来，要当心被‘洗脑筋’啊！”
这是陈毅的开场白。当时，西方国家常用“洗脑”一词来歪曲丑化中国，陈毅信手拈来，诙谐地加以回敬，同时使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放松。
当日本记者打听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时，陈毅诙谐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你们等着看公报好了。”幽默的话语，引得满堂记者大笑。但陈毅非常清楚世界人民特别是受过核武器伤害的日本人民的担心，他接着说：“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弹。我们的核武器只用于防御。”
面对各种挑剔的问题，陈毅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坚强无畏、豪迈乐观的精神面貌。最后，陈毅充满信心地预言：“世界真正变为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来！”
“当时，我正在我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看到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文件后，我们都备感振奋。在我的印象中，外交场合中如此慷慨激昂而又透明坦率的讲话，在国际上都是罕见的。”
“的确，当时的外国驻北京记者也普遍认为，我父亲的讲话，是他们在职业生活中所经历的最激昂的讲话。”陈昊苏说。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陈毅受到了迫害。1967年8、9月间，外交部召开了8次针对陈毅的批判会，在副总理中，陈毅是被批判次数最多的。不久，就传出了一个关于陈毅的故事：在一次“批陈”会上，陈毅按照当时的惯例，举起小红书，说：“请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翻到第271页。”台下的造反派们一阵忙碌，继之一片哗然，原来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这时候，只听陈毅浓厚的四川口音朗声诵道：“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但不是真的。”陈昊苏说。
“我也亲历过批陈大会。那时候，我和许多外交人员一样，也从国外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一次，批判会在老六国饭店的礼堂举行。造反派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但陈老总毫不畏惧，仍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元帅。”
1972年1月，陈毅被癌症夺去了生命。1月10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他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故事传说中毛泽东对陈毅的评价，终于在陈毅去世后，得到了确认。
我和陈昊苏的“秘密协定”（2）
在谈到我的藏书爱好后，我发现陈昊苏对我的爱好很感兴趣，于是说：“搞外交的，既讲究公开发布新闻公报，也讲究密约。我们能不能订个秘密协定？”
“什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