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女子到此是豪雄》的创作距今已经超过10年，###也早已离开部长的工作岗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了，但文章中描写的那位真诚、敬业、人缘好的###，一点都没变。
早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时候，我就和她认识了。她担任外经贸部部长之后，有一次来我家做客。当时，我的母亲还健在，已年逾80。我给她们介绍：
“这是我们国家的外经贸部部长###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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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部长、女将军的签名书（2）
“这是我的母亲。”
“说起来，你们还有一些缘分呢。外经贸部原先有一幢出口大楼，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母亲就曾经在出口大楼管理处工作，还担任过管财会的科长呢。”
###听完后，哈哈一笑，向我的母亲拱了拱手：
“那您是老前辈了。向老前辈致敬！”
我们都跟着笑了。
身为国家部委的领导，###对一位早已退休、普通不过的老人还如此尊重和客气，这也鲜明地反映出了她的亲和与爽朗的性格。
《中国女将军》的收藏过程与《今日女部长》极为相似，而且二者的收藏还是一个“交相辉映”的过程。
为什么说是“交相辉映”呢？这是因为，我首先得到的是《中国女将军》，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请书中描写的女将军都为我签名。后来，在我请女部长们签名的同时，我也以同样的方式请女将军们为我签了名。
据编辑者介绍，《中国女将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向世界公开介绍共和国十四位女将军的书”。这14位女将军，除开国将军李贞外，都是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军中女杰。今天，随着时日推演，我军已经涌现出更多女将军。
我收藏的这本《中国女将军》，是1995年8月29日我的英语老师赵织雯将军签名赠送的。第二年，我专门选择了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将这本书转给其他女将军，请她们一一在书上签名留念。这样，除了已经病逝的李贞将军外，在这本书上留下了13位女将军的签名。
由于我长期在军队中任职，与这些女将军中的很多人都有交往。在这里，我仅重点谈谈我和聂力的交往。
聂力长期工作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上，我和她既有工作上的接触，又有工作之外的交往。工作中，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面，对于我的工作，她总是表示理解和配合，有时候遇到了难题，她会鼓励地对我说：“咱们商量着办。”对于她的理解和配合，我是很赞赏的。我和她的丈夫、国防科工委原主任丁衡高也熟识，我们曾经一同出访美国。丁衡高是上将，聂力是中将，他们的家庭是名副其实的将军之家。
工作之余，聂力一直很关照我的兴趣爱好。她是聂荣臻元帅的女儿，只要有聂帅的纪念品，她总会想到赠送给我。另外，国防科工委常常要承担卫星发射任务，这时候也会同时推出一些纪念品，如邮票、首日封等。聂力也总会想到我。而每到逢年过节，我都会给她寄一张贺卡，同时寄两本工作用的记事贴，她也表示欢迎。2005年底以来，随着我逐渐退出工作岗位，我也考虑着逐渐缩小邮寄贺卡和记事贴的范围。于是2006年春节，我只给聂力寄了一张贺卡，而没像往年那样附上记事贴。没想到，几天之后，我遇见聂力，她很直率地问我：“怎么没有给我寄记事贴？”这使我很感动。小小的记事贴并不珍贵，但却让聂力惦记在心，这也反映出聂力对友谊的珍视。我连忙道歉，并很快寄了过去。
出生于元帅之家的聂力，行事做人一贯比较低调，很少接受记者的采访。但在记者为《中国女将军》一书采访聂力时，她敞开心扉。在这篇《成如容易却艰辛》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从小饱受磨难、意志坚贞不屈、深情地热爱并献身于祖国和军队建设事业的共和国女将军的形象。
作为元帅的女儿，聂力一直对父亲聂荣臻深怀缅怀与思念之情。她说，父亲是一座山，无论从哪个角度走近，都能发现美好的风景；父亲是一本书，无论从哪一页阅读，都能受到启迪和激励；父亲是一双明澈的眼睛，无论走多远的路，他都在深情地注视着你、祝福着你；父亲就是父亲，他是一个厚道的人，高尚的人……为了追寻聂帅的革命历程，从2002年起，聂力陆续走访了许多与聂帅有关的人和事。2006年10月，聂力推出一部回忆父亲聂荣臻的著作《山高水长》（上海文艺出版社）。我从报纸上得到这本书出版的消息后，立即买了一本，并通过秘书打电话索取签名。聂力一如既往地没有忘记我，她的秘书回答说：“聂主任早就为你备好书了，请派司机过来取吧。”默契之情，溢出言外……
世纪老人的世纪传奇：董竹君的盖章书（1）
凡是到过上海的人，没有不知道锦江饭店的。在上海市中心繁华的淮海中路附近，花园式的锦江饭店占地数万平方米，欧式的建筑在茵茵绿草的映衬下显得高贵典雅。几十年来，锦江饭店已经成为上海酒店餐饮业的一块金字招牌，有3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他们的下榻之处选在锦江饭店。以“锦江”之名组建的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拥有270多家宾馆饭店，分布在全国24个省市的73个城镇以及4个直辖市，客房总数超过万间。2006年，锦江酒店及其附属公司被国际酒店和餐厅协会出版的《酒店杂志》评为全球酒店企业第17位。
正因为锦江饭店在上海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广为人知，所以许多人谈到锦江饭店时，常常会忘记，锦江实际上位于四川成都，而最早的锦江饭店正是以改良川菜以适合上海人口味而闻名沪上的。
锦江饭店的创始人是生于1900年、享年接近一个世纪的传奇女性董竹君。
1997年9月，三联书店出版了董竹君自撰的《我的一个世纪》。封底上的一段话，很精练地概括了董竹君充满传奇色彩的世纪人生：
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经历：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坑，成了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族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当然十分熟悉闻名沪上的锦江饭店。知道这本书出版的消息后，我很快买了一本，兴趣盎然地通读了一遍，当时就想得到董竹君的签名，后来听说董竹君已在1997年12月溘然长逝，心中颇觉遗憾。
和我同样感到遗憾的还有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协会主席傅庚辰。傅庚辰是我的好朋友，曾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获授少将军衔，人们常常称他为“将军作曲家”。由他创作的《雷锋》、《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等影视音乐，以及《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等歌曲，都脍炙人口，代表着军旅音乐创作的一个高峰。我最早是在参加军队音乐活动时认识傅庚辰的，后来知道他也和我一样，有收藏签名书的爱好。《我的一个世纪》出版后，傅庚辰也买了一本，读了以后，很受感动，还写出一篇读后感，刊登在《人民政协报》、《博览群书》等报刊上。
在这篇读后感中，傅庚辰把董竹君的人生归纳为五次大的抉择。一是不做卖唱女，用计跳出青楼与四川革命党人夏之时结婚。二是与颓废而夫权思想严重的夏之时决裂，为了自尊、自立、自由，放弃荣华富贵，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两个老人在上海再次过上贫困的生活。三是自己创办实业，历经挫折而不低头。四是参加革命，紧跟真理，鞠躬尽瘁不变心。五是在功成业就之际，为革命的需要而将全部产业献给国家。傅庚辰说：“这五次关键选择，决定了她一生的道路，决定了她从一个青楼卖唱的小女子成长为中国第一代革命的女企业家，成就了一番留驻青史的事业。”
当初，董竹君以一个弱女子之身，带着4个孩子，在旧社会艰难创业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为了生活，为了子女教育；二是为了协助革命。后来，她的子女均学业优秀，成为有用之才，而她亲手创办的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也在建国后合并为锦江饭店，成为“上海第一家可供中央首长、外宾们食宿和召开重要会议的安全场所”。可以说，她创业时的两个目的都得到了圆满实现。
2000年的一天，傅庚辰告诉我，他联系到了董竹君的女儿董国瑛，可以为我加盖董竹君的印章。欣喜之下，我便与傅庚辰一同前往。
董国瑛居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2000年11月15日，我和傅庚辰一同驱车，前往拜访。董国瑛已经80高龄，精神很好。她的家里布置得很现代，桌上还有一台电脑。令我感兴趣的是，董国瑛还参与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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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老人的世纪传奇：董竹君的盖章书（2）
对于我们的慕名来访，董国瑛非常欢迎，又是端茶，又是倒水。最后，她当然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我们的藏书盖上董竹君的印章。
在董国瑛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醒目地挂着董竹君的一幅座右铭，上面写着：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
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
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在《我的一个世纪》封面上，也曾印着这几句话。但当我亲身走进董竹君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董国瑛谈起这位身世坎坷、坚韧不拔的世纪老人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几句话里蕴涵的人生信念和奋斗精神。
谈话中，我还知道，建国前，为了党的革命需要，董竹君还出资创办了永业、协森、美文等印刷厂，印刷了大量革命进步书籍、期刊、传单。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市委大量印发的《告上海市市民书》，就有一部分是在董竹君创办的印刷厂印刷的。上海解放的时候，我已经10岁，对这份《告上海市市民书》有很深印象。
像董竹君这样一位当年红遍上海的女企业家，能够如此倾尽家财、全力以赴地资助、支持革命事业，这也生动地证明了我们党的统战政策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
如今，一拿起《我的一个世纪》，我就会想到傅庚辰和我一同拜访董国瑛的情景。2007年8月1日，是建国80周年的喜庆日子。中国文联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军旅音乐作品展演周活动，其中第一场就是傅庚辰作品的交响音乐会《革命诗篇》。但很遗憾，我由于恰好在国外访问，无法亲临现场、亲耳聆听，只好通过电话，向他表示了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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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1）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三位特首的签名
200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0周年。在一系列庆典活动中，人们经常看到董建华、何厚铧、曾荫权的身影。如果说，“一国两制”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构想，那么，1997年的香港回归，1999年的澳门回归，就是这个伟大构想的具体实践。回归10年，香港的繁荣稳定更胜往昔，有力地证明了“一国两制”不但可行，而且成功。作为香港、澳门回归后的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何厚铧、曾荫权不但参与了，而且见证了“一国两制”伟大而成功的实践。
在我的收藏品中，董建华、何厚铧、曾荫权签名的文稿非常特殊。它们虽然不是签名书，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董建华是在他2001年10月10日所作施政报告《巩固实力、投资未来》上签的名。这份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第五份施政报告，也是董建华在第一任特首的任职期间所作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这份报告是在“香港出现了多年未遇到过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作出的，所以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如何实现香港经济转型上。根据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的研究，董建华在报告中明确提出，香港的定位，“就是背靠内地，面向全球，作为我国一个主要城市和亚洲的国际都会，提供高增值的服务”。香港的前进方向，“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巩固自己的强项，同时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推动新的增长”。
这份施政报告是时任驻港部队司令员熊自仁替我请董建华签名，于2002年3月交给我的。当时，我还未曾与董建华见过面。2006年6月中旬，我到美国参加中美非官方第二次高层对话，正巧时任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也在美国访问，这使我们有缘聚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