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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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的签名书（1）
德高望重的长者，博览群书的智者：汪道涵的签名书
汪道涵老先生去世后，我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想起他的敦厚儒雅，想起他的博览群书，想起他微笑的样子，想起他专注的眼神。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写汪老的签名书，但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多少寄托一点我对汪老的敬仰之意，缅怀之情。
这本书是2005年10月23日我在上海瑞金医院当面请汪老签的。这并不是汪老的专著，也不是关于汪老的传记，而是《第2届东方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11月第一版）。汪老博览群书，但对自己的著作却惜墨如金，尽管我曾多方搜集，但始终没有找到汪老的专著。无奈之下，我只好请汪老的张秘书代劳，找到这本《论文集》，因为汪老曾经在这次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而《论文集》中收录了汪老的演讲稿。
1998年10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共同在北京举办“第2届东方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东方思想对当代社会以及未来的影响，研究探讨了“为万世开太平”、“共生与循环”、“兼爱互利”等东方特色的思想观点和伦理道德。在开幕式上，汪道涵作了题为“东亚文明与世界潮流”的特别演讲。
演讲中，汪道涵引用了《中庸》中的“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他说，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之后，发源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就被人类日益自觉地引入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去。这是一个“尽物之性”的基本过程。200多年来，这种“尽物之性”的过程已累积地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是从“尽物之性”开始的，但现代化的圆满却是在“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的同一、经济和伦理的同一中实现的。
汪老的演讲，带有明显的东方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实际上，兼容并蓄也正是汪老的人格伟大之处。
人们常说，汪老是个奇迹，因为汪老晚年在上海养老，外出走动并不很多，但他却像俗话说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胸怀天下，锦绣万千，仿佛世界万事万物都逃不出他的法眼似的。这样的奇迹是怎么产生的呢？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汪老有好人缘，二是汪老有好书缘。
汪老的朋友之多，朋友之广，是很著名的。他善于和各种国籍、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段的人打交道。很多人一见汪老，立即为之倾倒，输肝剖胆，尽吐胸臆。而汪老又是那么睿智，那么广博，那么和蔼。他永远都是最好的倾听者和谈话者。自从认识汪老之后，我每到上海，或者他每到北京，我都要抽出时间看望他，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观点和见解。汪老生于1915年，比我年长20多岁，论年龄，他是我的长辈，我也一直以长辈视他。但汪老并不以年长自居，从他和我谈话的内容、语气、神态，很容易感到，他仿佛是把我当成忘年交了。因此在他面前，我们很少拘束，很少谨言慎行，也就很容易表达心中的真实想法。当然，我们的实话实说，也同时使汪老兼听则明，了解到各个方面的不同观点，以便进行自己的判断。
汪老的好书缘更加著名。几乎所有关于汪老的文章，都会写到汪老对书的痴爱。他买书，尤喜亲自去书店翻阅挑选，据说有一次，汪老竟因身体不适昏倒在书店里。每到一地，汪老都会尽量抽出时间逛逛当地最好的书店。如到北京，他就常去位于隆福寺附近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他读书，常常夜过子时仍然手不释卷，而且他读书的效率很高，厚厚一本书，他不但很快读完，而且把握书中要脉，记牢书中主要观点。他所说的“读书就是生活”，是传诵很广的名言。他藏书，家中大部分空间永远被书占据，以至于他的夫人孙老师曾经悄悄地对客人说少带些书来，没地方搁了。他荐书，每次看到好书，他不但要推荐给相关人员阅读，还要推荐给出版单位，以便让更多普通读者受到知识的滋养。他还以书荐人，据我所知，一位大学教师曾经写了一本很好的书，被汪老看到，推荐给外交部，被外交部作为人才引入，现在已经成为一位大使。访客熟知汪老嗜书之癖，因此总是以书为礼。我也是如此。每次拜会汪老，我都会给他带去一些书，而我们的谈话，也往往从书开始，进而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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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的签名书（2）
然而，这样一位博览群书的睿智长者，等我要搜寻著作请他签名时，却只能找到一本《论文集》，这不得不让我对他的为人和行事有了更深的感悟。
瑞金医院汪老的病房里，种着两盆蝴蝶兰，这是汪老喜爱的花卉。在花木掩映下，汪老的神情从容安详。我送上一些野山参和鲜花，对汪老说：“我到上海出差，顺便来看望您。”汪老客气地表示感谢，接着他介绍了自己的病情。他说：“我得的不是肿瘤，不是癌症，而是十二指肠出了毛病，要治疗几个月。”汪老的语气很轻松，但我听着，心里却是一阵阵绞痛。因为，与汪老所说相反，我已经获悉他得了不治之症，而我也不是如我所说，是到上海出差顺便探访，实际上我是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见汪老最后一面的。看着汪老病中略显疲惫的样子，我的心中泛起阵阵不舍之情。怕影响汪老休息，我没坐多久就起身告辞了。汪老要送我出门，被我极力劝止了。“汪老，祝您早日康复！”说着，我不禁眼眶发涩，鼻子发酸。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汪老。就是在病床上，汪老躺着在《第2届东方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扉页上签了名。
两个月后，噩耗传来，汪老于2005年12月24日7时12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12月30日，汪老的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我和夫人寿瑞莉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送汪老远行。通往殡仪馆的路上，摆满了花圈，很多花圈是敬爱汪老的朋友、晚辈，甚至素不相识的普通市民自发献上的。汪老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之间，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大厅里回旋着汪老生前喜爱的音乐。
时光荏苒，2007年8月，我在翻阅香港出版的一本杂志时，突然看到一则简短的书讯，说是有一本汪老的纪念文集在香港出版了。我立即请人去香港帮忙购买，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书买到了。书名是《老先生》（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6月第一版）。出版者据《辞源》、《辞海》解释说，年高博学者称老先生，并引王世贞《觚不觚录》中的话说：“京师称位极尊者曰老先生。”
这本书汇集了众多爱戴汪老、敬仰汪老的人士撰写的回忆文章。在前面的彩色插页里，还有一张我陪同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上海与汪老会见的照片。这张照片记录了汪老对中美防务和安全交流的贡献。
长者之风，山高水长。虽然汪老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品德、修养，他的睿智、渊博，仍将垂范后世，激励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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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韩启德、徐匡迪的签名书
院士从政：路甬祥、韩启德、徐匡迪的签名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时代里，一批在科学技术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院士走进了我国领导层，徐匡迪、路甬祥、韩启德就是如此。由于这样那样的机会，我和他们都比较熟悉，因此，在他们的著作出版后，我都得到了他们的签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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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创新体系铺路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德国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位来自浙江大学的年轻学者，正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攻读流体传动和控制方面的博士学位。谈话中，他提到浙江大学分给他一套不大的房子，他很是感激。不久后我就听说，他的创新性技术成果，同时获得了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局注册，改变了沿用上百年的传统方式，推动了液压技术的进步。他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读取了一般人要5年才能获得的工程博士学位。德国方面很想把他留下来从事科研工作，但他客气而坚决地谢绝了。
我当时想，他的心中肯定有一个外国人无法理解的天平——祖国的一套小住房，要胜似国外的宽敞住房，同样，国外的酬金哪怕再丰厚，也比不上祖国的微薄薪金。因为，在他心中，任何事务只要与祖国联系在一起，哪怕原本轻若鸿毛，也会立即重逾千钧。
1997年我参加了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再次遇到这位当年旧识。畅叙过往，知道他回国后很快在浙江大学创建了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流体传动控制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之一、国家教委首批开放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完成了几十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他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路甬祥。
在十五大报告起草期间，他多次提出知识经济时代，要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思想。后来，我知道，从路甬祥担任科学管理领导工作之初，就开始研究和倡导国家创新体系建设。1997年，55岁的路甬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成为郭沫若、方毅、卢嘉锡、周光召之后的第五任院长。上任之初，路甬祥就将“知识创新工程计划”提交中央。1998年2月，中央批准了科学院呈交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并把试点工作交给了中科院，这使中科院成为研究国家创新体系的排头兵。
此时正值世纪之交，20世纪科学技术取得了哪些辉煌成就？20世纪的科技创新有哪些规律？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文化、经济因素促进了20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破解这些问题，有助于缕清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有鉴于此，从1999年开始，中科院开始以“百年科技回顾与展望”为题，边总结边作报告。这是一项系列报告活动，其高潮是中科院建院50周年之际，面向社会举办的科学报告会，当时有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在内的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袂出席，一时盛况空前。
2001年9月，路甬祥将他准备演讲稿时搜集到的资料、图片，连同他的一些思考结果汇总，出版了一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书《百年科技话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25日签名后赠给我。
路甬祥性格平和，很好相处。我邀请他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高级顾问，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有些学会的外事活动要请他参加，他在百忙中总是尽量抽出时间。至于是以学会高级顾问的身份，还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他总是听从我们的建议，随和而大度。当然，我也曾受他邀请，到中科院就新军事变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演讲。但愿我的演讲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
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路甬祥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要勇敢地生活，做生活中的强者”（1）
1999年，正在致力于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路甬祥在为“中国中青年院士文集”写的序中这样说：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21世纪，中国将要在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科学和教育的腾飞，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沿着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的轨道不断前进。中国科技界，包括正在成长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应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韩启德院士文集》是“中国中青年院士文集”中的一本。
我是通过韩启德的夫人袁明和他相识的。早在1992年12月，我在一次宴请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丁时，袁明也在场，当时她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明和哈丁将他们合编的《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签名赠给了我。这本书是中美两国学者对1945－1955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国共两党对美政策、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局势等问题共同分析和研究的成果，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运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研究了导致中美关系敌对僵持的复杂原因，得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结论。这本书，使我对袁明的学术水平有了很高评价。后来，我受聘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而袁明恰好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因此，我就常常将她称为“领导”了。
通过袁明，我认识了韩启德。2002年5月5日，在一次宴会上，袁明将签名本《韩启德院士文集》赠送给我。
收到这本书后，我照例概略地浏览一番内容。韩启德长期从事心血管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