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王蒙还发现《红楼梦》中关于奴隶的一个奇特现象：《红楼梦》里的奴才，尤其是丫鬟，最怕的是被贾府赶出去。王蒙反用我们常说的“不自由，毋宁死”，把这种现象归纳为“不奴隶，毋宁死”。王蒙分析说，这是因为封建思想对这些奴隶的思想控制非常厉害，如果一个奴才被赶出去，是很丢人的；另外，虽然她们都是供人使唤的丫鬟，但也分享了一部分贵族特权，不但生活比普通劳动者好得多，而且社会地位也要高很多。
我和王蒙最早相识，是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因为我们都是外交学会的顾问。后来，我得到过多本王蒙签名书，最近得到的就是《王蒙自传》的第一部《半生多事》和第二部《大块文章》。
中国人的经济学大师
中国人的经济学大师：四位经济学家的签名盖章书
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这是目前我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授予经济学家个人、对个人长期成就进行奖励的经济学奖项，是目前中国最高规格的经济学奖项。这届经济学奖侧重于评选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在众多获得提名的经济学家中，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的获奖可谓众望所归，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大师。而我也陆陆续续地收藏了这几位经济学大师的签名或者盖章书。
92岁老人颤抖的签名
在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之后仅5个月，2005年7月22日，传来了101岁高龄的薛暮桥病逝的噩耗。有一位记者写道，那天北京下了当年夏天最长的雨，一天一夜，像是为这位世纪老人送行……
早在去世前几年，薛暮桥就因为年事已高、体衰而病，淡出了各种社会活动。在我印象中，薛暮桥最后一次出席比较重要的社会活动，是1994年10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计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当天也是薛暮桥的90华诞。那一天，朱基、胡绳等均到会祝贺。此时的薛暮桥身体已经比较虚弱，无力与到会者一一握手，只能坐在那里拱手致意。在简短的致辞中，薛暮桥说，“各位都是忙人，我是闲人，忙人来祝贺我这个闲人，真是愧不敢当”，他还说，“一下子能有幸会见许多渴望已久的同志们，我心里非常高兴，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薛暮桥是在1991年患上帕金森病的，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清，嘴巴也说不清，稍一疲劳就头晕脑涨、焦躁不安。虽然不能够工作，报纸、文件都要由秘书念给他听，但他仍然关心着两本书的写作出版工作。这两本书分别是《薛暮桥回忆录》和《薛暮桥晚年文稿》。
我收藏的薛暮桥签名书就是《薛暮桥回忆录》。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曾对记者说，1989年下半年的一天中午，她看见应该午睡的薛暮桥站在窗前沉思，就走过去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薛暮桥没有说话。但几天后，薛暮桥坐在桌前，摊开一摞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1991年夏天确诊患上帕金森病后，薛暮桥的双手抖得无法执笔。这使素来喜欢事必躬亲的薛暮桥不得不组织了一个“班子”。在许多学生、同事的热情帮助下，1996年7月，这本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后记中，薛暮桥诚恳地写道：“这是集体写作的成果。”
有媒体报道说，在《薛暮桥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中，有人认为薛暮桥是学者，但也有人说薛暮桥是政府官员，这关系到回忆录的取向，对此，薛小和曾问父亲如何定位，薛暮桥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我收藏的这本《薛暮桥回忆录》非常珍贵，因为上面有薛暮桥的亲笔签名。党的十五大召开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向李剑阁同志提出，想要一本薛暮桥亲笔签名的回忆录，他还写了一封信托李剑阁转交。正好当时李剑阁就有一本，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那本赠给了金冲及。后来薛暮桥看到金冲及的来信，又签了一本。李剑阁便保留下来。2000年10月，李剑阁将这本珍贵的藏书转赠给我。
这是一个92岁高龄老人的签名。由于身患帕金森病，他双手颤抖，难以执笔，因此我们无法用美观的要求来看待薛暮桥的签名，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和不断思索、不息奋斗的精神。
至于薛暮桥晚年关心的第二部书稿《薛暮桥晚年文稿》，在吴敬琏的建议下也于199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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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
和薛暮桥一样，马洪也是首先参与国家经济决策，然后才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的。早在1948年马洪在中共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就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结合苏联经济理论，写出报告《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首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
这里的秋林经济，既不是纯国家经济，也不是纯私人经济，而是国家和私人共有资本的混合经济，在苏联有，在东北也有。
马洪的报告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9年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次全体会议，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会议报告中，提出了促进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党的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其中，分析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是毛泽东报告的一项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道：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可以看出，这个报告除了将“秋林经济”改为更为通俗易懂的“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外，全面采用了马洪的分析。同年10月，这五种经济成分被写入建国“共同纲领”。
1952年，国家计委成立，马洪调任计委委员兼副秘书长，参与了“一五”计划的总体设计，成为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创始人之一。在“大跃进”之后的调整时期，他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参加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这个条例草案又被称为“工业七十条”。虽然在“文革”中，马洪和“工业七十条”同时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有报道说，邓小平“文革”后曾告诉薄一波，他看到毛主席直到生命垂危，还把一本“工业七十条”摆在枕边。
在和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同时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时，马洪获奖的一条理由是，他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
1984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马洪给中央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
马洪很快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论点。1988年，他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崭新的开创性的事业。为宣传、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总书记责成马洪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共同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10余年来的改革作了系统的回顾、总结和升华，###总书记亲自为之作了序。这本书出版后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对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理念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没有见过马洪，我收藏的《马洪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也只盖了马洪的藏书章，但翻阅这本集中了马洪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代表性作品的文集，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位经济学大师的权威、广博、笃实之处。这本书也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理论，还包括企业管理、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社会科学研究等，是对马洪研究领域的比较全面的展示。
2007年10月28日，马洪因病逝世，享年87岁。
计划与市场烈火的锤炼
我在参加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起草的过程中认识了刘国光。他的形象很有特点，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很有感染力。
刘国光生于1923年，有人评论说他是承前启后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既深刻地研究过计划经济，又深刻地介入了市场经济。对于这样的学术历程，刘国光有自己的描述方式。他说，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烈火和实践反复的锤炼。在《刘国光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前言中，刘国光说，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中国经济的两种模式转换——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实际上，这两种模式的转换，既是刘国光面临的学术问题，也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
1985年11月4日，刘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概略地论述了两种模式转换的内涵。他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外延发展为主导方式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逐步转向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适度增长，以内涵发展为主导方式和合理配置资源的相对平衡发展战略。
刘国光认为，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是指从行政指令型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计划与市场结合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新体制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机构，以经济手段间接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政企分开、横向经济联系为主的组织结构。
对双重模式转换的研究，也是刘国光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原因之一。党的十四大后，他还从双重模式转换引申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主张，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无论是双重模式转换还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刘国光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我收藏的这本《刘国光自选集》是曾任我国驻伊拉克武官助理的李天天赠送我的。李天天的母亲曾在社科院经济所工作，与刘国光熟悉。我就是通过李天天的母亲，得到了刘国光的签名书。
推进改革靠的是经济学界的集体奋斗
1994年10月25日，在薛暮桥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周年之际，刘国光以后学的身份，向薛暮桥致敬，同时向薛暮桥致敬的还有当时远在美国斯坦福的吴敬琏。吴敬琏在致敬信中提到，早在1959年准备###召开的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的时候，吴敬琏就曾是薛暮桥的助手。1984年以后，吴敬琏又曾与薛暮桥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从吴敬琏致敬信的恳切言辞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老一辈不同年龄经济学人的集体向心力。
对于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吴敬琏说：“我把这一奖励看做对我国经济学家群体对改革作出的贡献的肯定和表彰。”
吴敬琏说，中国经济学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是，即使在“左”毒横流、经济科学处境最差的岁月，有科学良知和公民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吴敬琏还说，改革开放以后，尽管经济学的研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改革的阻力还很大，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也并不分明。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靠的是经济学界的集体奋斗。吴敬琏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年过八旬的薛暮桥带领刘国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