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来形容他心中的“暴风雨来临之感”。他热切地盼望着日出，可是，“《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
的确，虽然《日出》结尾处方达生大声呼喊“外面是太阳，是春天”，但陈白露已经吞服了安眠药。陈白露说：“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遗憾的是，虽然北京人艺多次上演《日出》，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一直没有机会到剧场里感受这出经典名剧的魅力。不过，收藏了曹禺亲自签名的《日出》剧本，足以弥补我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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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隽淡雅，明朗善良
我最早收藏的冰心签名书，也得益于李天天的帮助。李天天和冰心的家人熟识，常有来往。有一次，李天天去冰心家串门时，请她为我签了名。
“冰心的话不多。我记得签名时，他们家的猫还在。”李天天说。
冰心爱猫，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在《冰心文集》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冰心和猫的故事。例如，在《漫谈赏花和玩猫》中，冰心写道：
我小女儿的这只小白猫，叫“咪咪”，雪白的长毛，眼睛却不是蓝的，大概是个“混血儿”吧。它是全家的宠儿。它却很居傲，懒洋洋地不爱理人。我当然不管给它煮鱼，也不给它洗澡，只在上下午的一定时间内给它一点鱼干吃。到时候它就记得跑来，跳到我的书桌上，用毛茸茸的头来顶我，我给它吃完了，指着一张小沙发，说“睡觉去！”它就乖乖地跳上去，闻闻沙发上的垫子，蜷卧了下去，一睡就是半天。
猫的情态，人与猫共处的乐趣，呼之欲出。
这只“咪咪”是冰心的小女儿吴青养的。据说，“咪咪”是人来疯。只要家里来客，它就会忙不迭地出来见客，还常常出镜，于是就有了许多冰心与猫合影的照片。
“咪咪”并非全白，它的尾巴是黑的，身上还有三个黑点，因此冰心就称它“鞭打绣球”。同样爱猫的夏衍还从猫书里给它取了个更加堂皇的绰号“挂印拖枪”。根据冰心的描述，后来，吴青的孩子陈钢也抱回一只猫，因为有个“奔儿头”，所以被称为“奔儿”。这是一只纯白的波斯猫。
不知道李天天碰到的是“咪咪”还是“奔儿”。
后来，我又得到了几本冰心的签名书。
在北京地安门西大街什刹海旁边，有一座不太起眼的小楼，名叫“文采阁”，这里属于全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就在这里办公，同时这里又可以就餐。我就是在这里就餐的时候，认识了在这里办公的李小慧。得知我的爱好后，“也许我可以帮助你，”李小慧说，“文采阁常常会有作协的活动，作家们也常常在这里聚餐。有时，我们就请作家们签一些书。我记得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老作家。”
李小慧是个有心人。后来她果真地替我找了几本，其中就包括冰心签名的《冰心著译选集》（上、中、下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第一版）。
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版本，上册、中册分别是散文、诗歌和小说，下册是译文。在序言中，冰心也认为，这个集子的特殊之处是收集了冰心的代表性译文。实际上，著名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之所以流传那么广，与冰心传神到位的译笔有着密切关系。
冰心的签名也很别致。“冰心”两个字连成一体，而“冰”字的第一个点却在最后才点上，颇有点画龙点睛的味道，也很像玉壶里的一点冰心。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我是在印度大使馆参加活动时认识的季羡林。当时，仙风道骨的季羡林老先生和我比邻而坐。
季羡林先生是那种一见之下就能让人心生钦敬的长者。他相貌清癯，举止从容，态度亲和，双目传神。他之所以受到印度大使馆的邀请，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与印度有很深关系。他精通梵语、吠陀语、吐火罗语等，在语言学、文化学、佛教学、印度学等方面深有造诣，这些都使他能够深入印度文明的内核，起到沟通中国与印度的桥梁作用。
但我对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了解不多。我读过季羡林先生的一些散文，对他在散文里流露出的豁达乐观、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非常欣赏。而且，季羡林先生曾经留学德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滞留于德国小城哥廷根，这也使我这个有着德国情结的人心生亲近。
我和季羡林先生很自然地谈起了德国。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的时间是1935年到1945年，正是德国命运最乖舛多变的年代。我在德国的时间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德国一分两半，被夹在东西两大阵营中间，也是痛苦不堪。因此谈起了德国，我和季羡林先生都忍不住叹了口气。
面对这位硕硕勋儒，我突然想起自己藏书的爱好。如果请他为我关于藏书的书题词，岂不妙哉！
于是我对季羡林说：“季老，我一直收藏签名书，等着将来退休后好好写写这些书，写写我得到这些书的经历，写写帮助我得到这些书的朋友。我已经想好了书名，请你为我题个词。”
“书名是什么？”
“藏书，记事，忆人。”
季羡林的字如其人，也是清瘦见骨，是那种典型的文人书法。这不同于一般书法家的作品，这种书法风格的养成，靠的不是临池挥毫，力透纸背，而是靠长年累月地埋首文案，辛辛苦苦爬格子。这种书法带有浓厚的书卷气，能够给人以轻松自然的视觉享受。
其实，早在1997年，我就得到了季羡林的签名书。那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季羡林自传》。这本书虽然名为“自传”，却并非专门写成的传记作品，而是季羡林一些回忆文章的集纳。由于季羡林几十年来一直勤于笔耕，所以这虽然不是专门的传记，但从这些集纳的文章中，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完整地看到季羡林的人生轨迹。
2007年初，季羡林出版了《病榻杂记》。他在书中著文，谦虚地辞去人们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他写道：“三项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求真务实的谦虚态度的确令人钦佩。《病榻杂记》出版后不久，我通过301医院的朋友得到了季老的签名本。
我仔细读过一些季羡林的散文。他对生命的豁达态度对我很有启发。在《老年谈老》中，季羡林写道：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20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
80岁和90岁的时候，季老分别写了《八十述怀》和《九十述怀》。在《八十述怀》中，季羡林引用冯友兰的一句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88岁，“茶”是108岁。季羡林说，他是没有什么大志的人，但他“相期以米”，他知道，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他并不恐惧，因为在他眼里，既看到了坟，也看到了野百合和野蔷薇，在未来的路上，他眼前会“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在《九十述怀》中，季羡林又说，在他眼里，坟墓多了，野百合少了，但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他的步伐。
这样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真诚地希望，以这样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去生活，季羡林“相期以茶”的那一天，真的会到来……
金庸赠我一箱书
我很少读武侠小说，但对金庸却是闻名已久了。在中国，又有谁不知道金庸呢？在宋代，柳永的词传播很广，于是有了“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说法。这个说法现在常常被改成“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了。
我不但知道金庸的大名，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签名书。于是，我找到了刘延东同志。刘延东与港澳各界人士有着广泛联系。我请刘延东在金庸访问北京的时候，安排我请他吃一次饭。不久，宴请的事就定了下来。
金庸气质雍容大方，始终面带微笑，给我一种非常友好而善解人意的印象。作为小说家，他非常有名；作为报人，他也以查良镛的本名闻名香港报界。1985年他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所以他对香港回归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而我恰好对香港问题也有所研究，所以我们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找到了共同话题。金庸带着明显的江浙口音。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密不透风，显然思维敏捷活跃。
为显示索取签名书的诚意，我专门请来了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佟铁鑫。没想到，佟铁鑫是个金庸迷。他说，他最喜欢的书籍，就是金庸的小说了。席间，他用雄浑的男中音演唱了一首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插曲。
这次聚餐，使我的索书要求得到了超额的满足。我原来只想收藏一本金庸的签名书，没想到，我却收到了满满一箱书——总共36本的金庸作品集，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囊括了金庸的主要武侠小说。
金庸的签名留在了《书剑恩仇录》上册扉页上。他不是直接签在书页上的，而是先签在一张烫金镶边的签名纸上，再贴到扉页上的。在金庸的签名边上，加盖了一枚小小的印章。
这套金庸作品集由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初版于1976年12月，我收到的是1997年5月的第18版。与内地的版本相比，香港的版本在最前面几页增添了多幅与书中内容有关的绘画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上册为例，封面选用的是金庸收藏的黄胄绘制的“维吾尔族少女”，扉页上盖有西泠八大家之一黄易的印章“登山观海”，插页中还有乾隆采芝图、乾隆游江南图、乾隆阅射图、乾隆南巡阅兵图等。喜欢考据的读者看完小说后如果再对照着看看这些绘画作品，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至于我，直到今天还没有抽出时间好好阅读那一箱子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许有一天，当我再老一些，我也会打开书箱，看看这些成年人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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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兼作家与学者
2006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书中，王蒙写道：
“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实际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不但改变了王蒙的一生，还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56年9月的《人民文学》。小说刚发表，就引起了广泛争议，肯定赞成者有之，否定或基本否定的也有。肯定者认为，小说的主人翁是“我们的榜样”，否定者甚至有人提出这是“香花还是毒草”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王蒙受到了很大压力。但恰在此时，毛泽东主席对这篇小说进行了肯定，并且赞扬王蒙有文才，激烈的争议才暂告停息。
正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关注，使这篇小说以及王蒙举国皆知。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王蒙的名字的。
王蒙是个高产作家。有材料说，他发表的作品已经超过1000万字。这些作品包括众多小说、散文、评论，也包括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因此，王蒙还不仅仅是一名作家，他还是一名学者。
在学术研究活动中，王蒙着力较多的是对《红楼梦》的研究。三联书店和作家出版社分别出版过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和《王蒙活说红楼梦》。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我还听过王蒙从政治角度对《红楼梦》的讲解。
王蒙认为，贾家是一个恶性消耗原有资源的家族，其灭亡不可避免。例如，贾家原是名门之后，但“君子之德，三世而斩”，而作为贵妃的元春又去世很早，使贾家没有什么政治资源可资倚恃。贾府道德败坏，政治形象差；没有新的功劳，也没有什么能人，不具备政治实力；财产入不敷出，不具备从政必需的物质基础。“这些都是恶性的消耗，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任何一个个人、集团、家族，如果对所有的资源不是积极积累，而是恶性消耗，那么就逃脱不了衰微、灭亡、颠覆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王蒙还发现《红楼梦》中关于奴隶的一个奇特现象：《红楼梦》里的奴才，尤其是丫鬟，最怕的是被贾府赶出去。王蒙反用我们常说的“不自由，毋宁死”，把这种现象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