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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事投射到一位作家敏感而善于思索的心灵中，他决定以此为背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
但在此时，由于神经衰弱、胃病、眼疾一齐发作，这位作家无法写作，只能在心中不断进行构思。直到1931年10月，这位作家初步摆脱了疾病的困扰，终于拿起笔来。这一写，便有了吴荪甫、屠维岳、赵伯韬等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有了描写急风暴雨的大时代中民族资本家生存状态的不朽名著《子夜》。
这位作家就是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小说家茅盾。
《子夜》发表于1933年，当年就以其全景式的宏阔视野引起轰动。瞿秋白曾经撰文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吴宓称赞《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茅盾的一生写过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子夜》最为著名，也是再版最多的。1999年4月，我的同学和同事曹彭龄找到茅盾的儿子韦韬和儿媳陈小曼，请他们为我在一本茅盾的著作上盖章。他们从博物馆借回茅盾生前最喜欢的一枚印章，盖在了一本《子夜》扉页上。
这本《子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印刷，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之一。
韦韬和陈小曼也都是作家，他们曾经合著《父亲的晚年》、《我的父亲茅盾》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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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替我请巴金签名
有一年，我到上海出差，带着一本书去看望汪道涵。汪道涵极爱读书，逛书店是他的最大爱好，文学、历史、经济、社会、艺术等类别的图书，他都爱读，可以说是每日手不释卷。但我带去这本书，却不是送给他读的，而是想请他帮忙，求得作者的签名。
这本书是《春》，作者巴金。
“汪老，巴金老人因病住在医院，想得到他的签名很不容易，我想来想去，只能拜托您了。”
在和汪道涵谈完公事之后，我拿出《春》，对汪道涵说。
1994年，91岁的巴金由于长期工作劳累，造成脊椎压缩性骨折，住进上海华东医院。1999年春节期间，巴金又因呼吸道突发高热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被送进华东医院抢救，并因年事已高病情反复，从此未能出院。要得到他的签名，必须寻找特殊的门径。而汪道涵曾在1980年后担任上海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在上海广受尊敬。我想，通过汪道涵，肯定能使我如愿以偿。
汪道涵和我由于工作的关系，有很多交往。汪道涵是长者，又是前辈，在担任海协会会长期间，他在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方面承担了重要使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都对他非常尊敬。而汪道涵却从不因其年长而自傲，与我们相处，平易近人，儒雅敦厚，使我们甚少拘束和距离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冒出请汪道涵代求巴金签名的念头。
“巴金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这三本书，我都买了，都想请巴老签名。但因为他年事已高，过度烦劳他，于心不忍，所以，巴老如果能签其中一本，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继续对汪道涵说。汪老耐心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
“‘激流三部曲’中，‘家’太小了，‘秋’太老了。所以，我想请巴老在这本《春》上签名。”
当然，我所说的“家”太小，只是单纯地就字论字，而不是指巴金的小说《家》影响小。实际上，“激流三部曲”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最广为人所知的就是《家》。同样，“秋”太老，也不是说小说《秋》老气横秋，而是说“秋”作为一个季节，使人产生迟暮的寒意。
听了我对“激流三部曲”“强词夺理”的解释，汪道涵温厚地笑了，“你把书放在这儿吧，我会想办法的。”汪道涵说。
委托汪道涵，是正确的选择。不久，我就收到了巴金的签名书。令我惊喜的是，巴金不但在《春》上签了名，在《家》和《秋》上也签了名。
我只把《春》给了汪道涵，巴金怎么会在《家》和《秋》上也签了名呢？
原来，汪道涵想让事情做得更圆满一下，就自己掏钱，另给我买了一套“激流三部曲”。而且，我交给汪道涵的《春》是简装本，而汪道涵自己掏钱买的“激流三部曲”却是精装的。这令我更添感动，更感温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金就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他的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就是在病中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写出的。在给我的签名书上留下的巴金笔迹，也是颤抖着一笔一画写下的，但这更加增添了遒劲沧桑、老而弥坚的气息。
巴金是不老的。今天，这位文学巨匠虽然已在101岁的高寿之年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巨大文学财富、精神财富却值得我们永远珍藏。在小说《春》的结尾，巴金写道，春天带来的是生命，是欢乐，是花香，是鸟鸣，是温暖，是新绿，以及别的许多许多的东西。在这个春的季节里，已经从封闭的大宅门里跑到上海的淑英写来一封信。“我真高兴，我想告诉你：春天是我们的……”淑英在信中写道。
的确，“春天是我们的……”这其实也是巴金的小说《春》要告诉广大读者的，也许，巴金以他的超越一个世纪的人生之旅，想要告诉我们的也是这句话：“春天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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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笑中有泪的人生（1）
灯光暗下后，舞台上传来潺潺流水声。一面斑驳古旧的灰砖墙上，“吱扭”一声打开一扇门。门后走出一位身材颀长的老者，身穿白色长袍，戴着金丝眼镜。老者开口说话，是标准的京腔京韵，一幕幕有笑有泪、有喜有愁的戏剧，就在老者的引领下在舞台上演绎开来……
这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话剧《正红旗下》的开幕场景。2004年7月这部话剧在北京上演，我在首都剧场观看了演出，并与扮演老舍的著名话剧表演家焦晃交换了一些看法。
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正红旗下》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老舍先生最成熟时期的作品之一。但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只写了11篇约8万字就没再写下去，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远的遗憾。这种遗憾延续到了话剧《正红旗下》中。编导一方面活灵活现地展现了20世纪初老北京旗人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以老舍旁白的方式贯穿了这位人民艺术家的命运。在演出终了，当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历史话剧即将结束时，舞台上又只剩下白色长衫的老舍。他缓缓踏进宽4米、长14米的水池，微笑着说：
“至于我自己，我死于1966年8月24日……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唯一的遗憾，就是《正红旗下》没写完……我只希望，我的墓碑上有一行小字：这里埋葬着一名文艺界尽职的小兵……”
这个场景，也是对老舍投身太平湖走完人生之路的生动隐喻。
老舍是一位文学界和话剧界公认的艺术大师。他的笑中有泪的艺术风格，精练地刻画了老北京百姓生活的历史长卷。早在1985年，著名话剧演员于是之就提出，应把《正红旗下》改编成一部话剧。后来，这项工作虽然起步，但因为各种原因时断时续，直到1999年老舍诞辰百年之际才改编完成。之后，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搬上舞台。别有意味的是，在我国话剧界，素有“北有于是之、南有焦晃”的说法，但当焦晃饰演的老舍走上北京舞台时，最早倡导改编《正红旗下》的于是之已经卧病多年，甚至连说话都困难了。这也是一件令人叹息的缺憾。
我和焦晃谈到老舍这个角色时，焦晃说，他饰演的老舍，既要有温和的一面，说起话来不急不躁，平心静气，舒缓从容，同时又要有沉重的一面，要有被时代重负、民族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憋屈感，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增加了表演的难度。
话剧《正红旗下》完成于老舍诞辰100周年之际，而我收藏的最为珍贵的老舍盖章书也得自这个时候。
我很早就收藏到了多本老舍先生的盖章书。《老舍文萃》、《老舍散文》、《老舍散文精编》等，都盖有老舍先生的印章，其中有的还同时盖了舒乙先生的印章。但在1999年春节期间，老舍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正处于高潮之际，由于我的同事曹彭龄帮忙，我得到了一本最为珍贵的《骆驼祥子》。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骆驼祥子》单行本，1955年1月在北京印了第一版，到我购买的1995年12月第9次印刷版本，印数已超过50万册。这是最普通的版本，也是最经典、最普及的版本，著名版面家和插图画家高荣生绘制了封面和插图。我们常常讲“文如其人”，其实，这本书的装帧也“书如其文”，像老舍笔下的老北京和老北京人一样，平凡普通中透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翻开这本书的封面，环衬的空白页面上，分别盖着老舍、老舍夫人胡青女士、老舍之子舒乙先生的印章。再翻开这页环衬，扉页上又盖着一枚大大的印章。舒乙在印章旁写下注解：
于非厂先生拟瓦当文
“和平万岁”刻赠老舍先生
特赠盖赏藏
舒乙
于非厂是近代著名的工笔花鸟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画院副院长。这枚大大的印章，外方内圆，圆形处刻着“和平万岁”四个篆字，四角空白处则刻了展翅飞翔的和平鸽。
舒乙先生解释说，人们常说秦砖汉瓦，有瓦就有瓦当，瓦当是最靠近屋檐的那一片瓦边沿垂下来的部分，最初的功能是对建筑物进行防护，后来就发展成一种装饰品和艺术品。汉代的瓦当艺术，对今天的雕刻、金石、书法、美术等都有重要影响。这枚“和平万岁”的印章刻于20世纪50年代，就是模拟瓦当艺术。但由于印石打磨成圆形工序较复杂，所以仍然保留方形，而在空白处刻上了和平鸽。老舍先生生前很喜爱这枚“和平万岁”图章。
书写笑中有泪的人生（2）
我想，老舍先生终其一生，对新中国的衷心赞美，也许就可以归纳为“和平万岁”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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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写成了，太阳却没有露出”
曾经在海湾战争期间担任我国驻伊使馆武官助理的李天天是革命烈士李耘生的孙子。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排在第一位的烈士就是李耘生。当李耘生被捕入狱后，他对狱友们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1932年6月8日，在雨花台的刑场上，一位执法官问李耘生“有什么遗嘱”，李耘生说：“遗嘱就是盼亲人继续与你们作斗争到底！”李耘生英勇就义时年仅27岁。
李耘生的妻子章蕴也是著名的革命老人，她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重要领导人，全国妇联第二、三届副主席。1995年5月21日，李天天去北京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奶奶章蕴，恰好曹禺也在住院。他们原本就熟悉，于是李天天就顺便探望了曹禺，同时请曹禺在一本《日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上签了名。随后，李天天将这本珍贵的《日出》赠送给我。一年半之后，1996年12月13日，86岁的曹禺辞世。
谈到现代文学史，就不能不提“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位文学巨匠中，郭沫若、老舍和曹禺都曾经写出过经典的戏剧作品，如郭沫若的《屈原》、《蔡文姬》等，老舍的《茶馆》、《龙须沟》等，但只有曹禺主要以戏剧作品闻名于世。
翻开《日出》的剧本，写在最前面的，是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曹禺引用这句话表明，他要通过《日出》，揭露“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平的社会。
《日出》最早发表于《文学季刊》1936年第1－4期。《日出》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大公报》邀请了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等文坛代表性人物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并辟出专栏，对《日出》进行评论，以至于这部戏剧还没有上演就已经广为人知。
1936年11月，《日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曹禺写了一篇很长的跋，详细讲述了他创作《日出》的过程。曹禺写道，与《雷雨》相比，“我是喜欢《日出》的，因为它最令我痛苦”。曹禺引用了《商书·汤誓》里的一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来形容他心中的“暴风雨来临之感”。他热切地盼望着日出，可是，“《日出》写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