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省识春风面，唯由画师定妍媸。21世纪的毛画师据查是一洋画师。十六比九这种规格，据说是荷兰人发明并制定的。没有无缘无故的胖，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矮，众所周知，荷兰人乃是目前全世界个子最高的民族，男子的平均身高为米，与40年前相比，增高了约15厘米。生活富足，酷爱吃奶之外，荷兰人个高，我看很可能还跟他们平均海拔低于海平面的低地国家有关——长得高，可免于内涝时没顶的恐惧。与此同时，从“漂泊的荷兰人”到“飞翔的荷兰人”而“压扁的荷兰人”，其民族体型喜好虽不至于以奶粉罐上那个壮硕的挤奶女郎为标杆，但集体潜意识里可能都不愿意（ 至少在电视上 ）显得太长太瘦，电视显示器的Go Dutch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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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大的难处
人类学家莫里斯在《 裸猿 》（ The Naked Ape ）中指出，哺乳动物中唯人类社会所有的“乳房崇拜”，始自繁殖，终于性感。也就是说，现而今，女性胸部已不再为哺乳而发展得丰满，奇峰突起只为吸引异性。当然，交配也早就不只为繁殖了。
吃奶没有摸奶亲——这则不无悲凉的苏北民谚，简明生动地高度概括了莫里斯关于“乳房崇拜”的理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要搞清男人是怎样集体成为“奶粉”的，根源上仍有必要追溯到吃奶。
除了苏北民谚之外，也不断有学者对莫里斯的理论做出补充。例如，人类学家波比·劳（ Bobbi Low ）提出：经过进化，女性乳房已经成了制造假象的标志，它使女性看上去能够给下一代提供良好营养。然而其他人则认为作为奶罐的乳房和激发性欲的乳房不完全一样。男人认为乳房很性感，却不怎么想得起它们喂奶的作用。还有人认为乳房真实地反映了维持怀孕所需的脂肪储备。
又，根据我本人总结出来的“没什么搞什么”之淫贱定律——例如，没身体的，都在大搞身体写作；无美食的，厥有七十集电视连续剧《 大长今 》；我没腰，却一天到晚腰痛；没脖子，又隔三差五脖子痛；男人恋乳，正出自因自己失去乳房的焦虑而被强化的占有欲。凡此种种，“大抵发愤之所为作也”。
不管是何原因，非要搞乳房崇拜的话，崇拜就崇拜好了。问题是不崇拜小的、正常的、合乎比例的，即张爱玲所说的那种“人人爱好求之”的“健康向上的乳房”，而只崇拜大的。此集体性怪癖遂令天下女人罩杯逐步升级，纷纷坐B望C，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做女人挺好”这句广告词就不如改成“做女人大好”了，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
本质上，此事乃人类对“大”的崇拜之延伸。工业革命以来，把一件事情“搞大”几乎已经成了人类的天性，更是快乐的重要源泉。在我国，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波三折。本来我以为，在以小国寡民为理想的农耕社会里，古人很少视乳房为关键性感客体者，相反，而是特别崇拜“小”，把小脚视为性感的象征。即使古代情色文献中，亦鲜见西方文学里那种对乳房的激情文字，最多也就是质地上的“酥”。不过，早在汉字的生成期，“美”这个字却已在根子上和“大”扯上了干系，按照《 说文解字 》，羊大为美，只有把一头小羊羔养大了，让我们吃到更肥的羊肉，剪下更多的羊毛，捡到更多的羊屎蛋，才能让我们在形而下地爽歪了之余进而获得一种形而上的“美”感。
说到“搞大”，对于男人来说，除了那个你不想和她结婚的人的肚子之外，还有什么不是以大为美的呢？生意，要搞大；电视机的屏幕，要搞大；地盘，要搞大；房子，要搞大；车子，要搞大；官职，要搞大；女人的胸部和男人的生殖器，也统统都要搞大——然而搞来搞去，在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统统搞大之前，欲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按照我们喜欢的尺码统统搞大，除了要有钱，说到底，还得要有胆，光有胆还不成，你那颗贼胆的尺码不能小得像蛇胆一样，得有足够的大。“大跃进”时代有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正所谓“艺高人胆大”是也。
80年代的著名朦胧女诗人舒婷在写给80年代著名朦胧男诗人顾城的一首今天看来不算太朦胧的诗里也给我们留下过这样的传世金句：“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很大很大。”可见，不管是唯心还是唯物，做大做强，50年来一脉相承。照这么无休止地“大”下去，总有一天，这句话会被读成“心也许很小很小，胸的领域很大很大”。
回到吃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派的理论相信，男人迷恋乳房，纯粹是恋母情结所致。其中又以在幼儿时期因没有或缺乏母乳喂养，或断奶过早，导致口腔期不能得到满足者为甚。此说也许能对恋乳做出更完善的解释，却依然回答不了“恋大”。我个人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一个猜想是，“恋大”有可能与母乳喂养率的逐年下降有关。据新华社，目前我国城市的母乳喂养实现率仅有，农村是，约一半左右的婴幼儿要靠婴幼儿配方奶粉喂养。也就是说，靠喝牛奶长大的儿童越来越多，此举在少儿期造成龋齿及视力不良，自青春期起，说不定就会造成心理上的严重恋乳，因为打小喝的是牛奶，从不识人乳为何物，故不仅恋乳，而且只恋奶牛那么大的巨乳。由是观之，大力提倡母乳喂养，不仅对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对从根本上杜绝“恋大”这种社会公害性变态，作用亦十分重要。正确对待丰乳，正确对待隆胸，也要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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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结婚
一到“五一”和“十一”这样的黄金周、长假期，若碰上好天气，结伴组团出游的特多；若碰上好年份的话，不仅结婚办喜事的特多，以“结伴组团”方式办喜事、即举行“集体婚礼”的更多。结伴出游，集体结婚，图的是大家不碰巧同时都有空。当然，如果新人们在参加了一场集体婚礼之后随即开始一场旅行结婚，无疑是喜上加喜，闹上加闹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旅行结婚已不可考，可考的是第一场集体婚礼。1934年，作为上海市长吴铁城为蒋介石一手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旨在“以简单、经济、庄严的仪式来改革繁琐铺张的旧婚俗”所办的一桩“实事”。上海市社会局在吴主持下通过的《 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集团结婚办法”，4月3日下午3时，全国首届集团结婚典礼在江湾的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参加者共57对新人。按当局统一要求，新郎均着蓝袍黑褂，新娘均着粉红色软缎旗袍，披白纱，持鲜花，在军乐进行曲声中步入礼堂。司仪宣读新人名单，新郎新娘按照名单顺序，两对一次轮番登台，向孙中山像三鞠躬，双方相互两鞠躬，向证婚人一鞠躬。然后由证婚人赠送结婚证书和纪念品，致证婚辞。礼毕，新郎新娘在音乐声中步出礼堂，到广场摄影留念。
除了人多，“集团结婚”与西式婚礼（ 文明结婚 ）仪式上并无差异。中国人行西式婚礼的最早文字记录，见《 王韬日记 》1859年4月30日（ 比张德彝同治五年＇1866＇在《 航海述奇 》里记载坐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途中享用西餐还早了7年 ）：“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西人来者甚众。裨妇鼓琴讴歌，抑扬有节……其法：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揖。礼成即退，殊为简略。”比照此“新式结婚”记录，不难发现“蒋吴记”的“集团结婚”仪式上依然换汤不换药，只是牧师换了司仪（ 政府指定的 ），“望空而拜”改了“向孙中山像三鞠躬”，“唱文明结婚歌”易做“在军乐进行曲声中步入礼堂”，无非是从“二人转”变成“百人转”，从PK倒退至“海选”——当然，重要的是，结婚人数从两个人猛增至114人。
与此同时，政府办公效率也获得大幅度提升，即一次性批准的合法性交申请因此而比平时多出了56宗。
后之学者认为，“集团结婚”当年之所以为上海市政府所首创，是因西风东渐，上海滩乃“得风气最先”。王韬日记里的西式婚礼确实在上海，且其“风”确为“西风”，但“集团结婚”之“西风”究竟从何而来，学术界并未给出明确答案。至少，“集团结婚”一事西人至今或时而为之，作为堪与“文明结婚”及“文明离婚”相提并论的“西风”一种，原典却鲜有见之。查莎士比亚《 仲夏夜之梦 》中倒是曾有集体婚礼一场。雅典的希休斯大公与亚马森部落女王喜波丽妲，雅典城内的两对恋人荷米亚和莱桑德，地美特利阿斯与海伦娜，几经波折，如此这般，一场群魔乱舞之中，神话中的“集团结婚”仪式始告完成。当太阳重新升起，包括“集团结婚”在内的一切，只是仲夏夜里一场意（ 大利 ）式形态的奇幻美梦。
以当时的语境，蒋之“新生活规条”的法西斯色彩十分鲜明。虽不能说提倡“集团结婚”和倡导“礼义廉耻”一样，其实与反对“随地吐痰、撒尿，洗冷水脸，吃冷饭，吸香烟，拍香水，站没站相，坐无坐相，蓬着头发，拖着鞋子，扣子不扣，帽子歪戴”一样，其共同目的都是欲“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不过，除了以小人之心度出来的“省钱”之外（ 若不能免费，“团体结婚”在经济方面亦如今之“团购”，折扣大大地有 ），集体婚礼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形态背景。这事，办好了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兼受受教育；办不好，就有变成洗脑工具的可能。马克·亚伯拉罕之所以把“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统一教领袖文鲜明，理由系“因为他提高了集体婚礼的效率，并促进了这一行业的稳步增长。1960年他为36对夫妇举行了集体婚，1997年则激增至3600万对”。亚伯拉罕并没有提到洗脑，只是用“大规模生产”（ Mass Production ）来定义集体婚礼。据1926年版《 大英百科全书 》：“大规模生产是一种现代生产方法……是指按照精确、积极、系统、持续和快速的原则，集中力量进行生产的生产项目。”
不论传统还是新潮，即便只是从仪式、场面上来看，结婚都属于一项不折不扣的集体活动。把原本就集体性异常丰富的婚礼刻意办成“集体婚礼”，无非以行礼者的集体性驱逐观礼者的集体性，不能说脱裤子放屁，也是放了屁脱裤子。就算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正在变得日趋险恶，然而自古以来，入洞房毕竟不是过景阳冈，往来客官没有结伴过冈的必要，更没有必要给旁观者造成群P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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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扫黄（1）
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这样定义A片：“色情片的两个关键特征是重复和观看。首先，它有着一遍遍重复同一场景的冲动，仿佛是为了向我们自己证明这种对规范着我们的（ 社会 ）现实的他者的不可思议的悬置‘果真存在’。其次，我们观看的画面或者场景必定会公然‘回视’我们……它引入的是一种反思性，它规定不受破坏的纯洁的私人快感是不存在的：性总归有一定程度的暴露癖特性，它依赖的是他者的凝视。”
具有“一遍遍重复同一场景的冲动”的足球比赛和它所依赖的世界杯观众之间，其实早就达成了A片式的默契，踢球者和凝视者之间，一直是各爽各的。在这种情况下，黄健翔同志对于他所犯的错误在认识上其实还是很不充分的，我的意思是说，高潮没问题，和场上的意大利足球队以及电视机前的“意粉”同时达到高潮，更没问题，错就错在有了快感他不该喊。这一喊，太性感，太官能，粗暴地破坏了踢球者和凝视者之间的默契，把暗爽喊成了明爽——准确地说，应该是“笑场”。本来，你好端端地坐在家里看世界杯，他一喊，让你突然觉得自己原来是在看A片，能不恼羞成怒乎？
“扫黄派”的依据，其一曰“不专业”，其二曰“不道德”。首先，如果把世界杯视为A片，则A片根本就不需要解说。黄健翔存在的合法性立马受到严重质疑。即使个别加上解说的A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那么这种解说至少也应该是叙述性，最多只可以容忍解说者对如火如荼的肉搏场面做出极其适度和克制之技术评论，一旦解说者像黄健翔那样突然爆发，所谓“失去中立立场”就应该这样解释，即原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看A片的观众，被他一嗓子惊醒，未免恼羞成怒；对于那些一直在把世界杯当成A片来看的观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