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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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之惑-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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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纲完成启蒙学业后,先后入了县学和州学,成绩一直优异,每次考试总能名列前茅。到二十二岁时,由州学推荐,进了京师的太学,名次是当年的第一。这个荣誉,他的父亲曾获得过,后来李纲有个堂弟也获得过。
  一门三个太学榜首,史书上说:如此盛事,“时人荣之”。
  就在这一年,李纲娶了襄阳人张氏为妻。张氏也是官宦人家出身。李纲的老岳父张根,官居秘阁修撰。
  从崇宁五年起,夫人为他连生了三个儿子,即长子李仪之、次子李宗之和三子李集之。
  李纲入了太学后,如鱼得水,学业更加精进。第二年成为“进士预贡”,具有了考贡士的预备生资格。 。 想看书来

一位惯于“惹事生非”的太学生(3)
第四年,因父亲升职,按照古代官场规矩,李纲获得了候补“将仕郎”的官职。这是一个最低品级的文散官,无具体职务,是专门赏给还没考中进士的官员子弟的。
  第五年,参加“国学贡士”考试,又得了个第一。这年春天,他已经具备了考进士的资格,但是突然听说有家中有亲丧,于是决定不参加考试。有朋友写信给他说,那不过是不确切的消息,劝他还是参加春季的考试,中了进士,也好安慰尊亲。李纲是个大孝子,坚决不干,宁可错失了这次机会。这一年,他被正式授予“将仕郎”和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法参军的职衔。
  从上面这个履历看,李纲也就是一个走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宦子弟,似乎看不出他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所以,他少年时的一次经历,在这里必须一提。他父亲早年在延安为官时,李纲才十四岁。当时有西夏人来攻,围城甚急。李纲的父亲组织城防,万分紧张。小小李纲那时就有胆量骑着马,时时在城墙上绕城巡逻,无所畏惧。父亲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敌寇的蔑视,给了小李纲以深刻影响。
  ……良好正派的家教,就是英雄的摇篮,不管这个家是华贵之所还是贫寒之屋。
  在太学就读的日子,是李纲仕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开封城内蔡河湾南岸的这所森严学府,在李纲踏入仕途之前,就锻造了他刚正不阿的为官理念。
  宋朝是个重文抑武的朝代。宋代的太学,规模甚为了得。这所当时世界上罕见的人文学院座北朝南,气象恢宏,共有一千八百七十多间大小屋宇。院内有亭园射圃,供太学生门练习射箭,触目皆是庭树森森、花木繁盛。
  从全国各州县推荐上来的优秀生,就在这里潜心攻读,学生人数常年保持在三千八百多名左右;再加上行政官吏、教师、工役,整个学院的人数,总计当在四千人以上。
  这里是全国读书人无限向往的深造之地,典籍丰富,浩如烟海,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太学生只要经过几次考试,朝廷就可正式授官,所以人们也把太学叫做“储材之地”。
  李纲赴太学就读之日,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一路水陆兼程,心潮难平。船一过尉氏县,远远就眺见汴京城楼高耸天际,端的是人间天上。进入东水门后,只见一座百万人口的繁华之都扑面而来……
  年轻的李纲饱读诗书,心怀天下,从此就要从太学的亭亭柏荫下,走上修身治国的坦荡大道了。想到此,他怎能不心事浩茫!
  入学之时,朝中正是蔡京当道,朝政糜烂如江河日下。一路所见,太湖采石所的官船,高挂“应奉局花石纲”的皇家大旗,十多艘一队,在水路上横冲直撞。
  沿途百姓不堪搜刮,怨声载道,都说国家将要败在这伙奸贼手里了!
  民间疾苦,深深震撼了从深宅大院里走出的年轻李纲。他不禁浩叹:人间何世,百姓何辜,要遭这刮骨剔肉的残酷盘剥?
  李纲是精英教育熏陶出来的学子,坚信儒家真理。古来孔子讲“求仁”,孟子讲“民本”,可是眼前的景象,哪里有一点仁义和爱民可言?他搞不懂,难道真理就是写在纸上来哄老百姓的?
  在太学里,人也是物以类聚的。李纲结识了同学李彪、陈朝老等人,彼此情投意合,如同手足。他们目睹奸臣弄权,朝政*,都压不住心头的一股怒气。几个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慷慨陈词,指斥时弊。 。。

一位惯于“惹事生非”的太学生(4)
李彪这个人,入太学已有些年头了,因为敢言而触怒了学官,同时又无强势人物做后台,因此迟迟得不到授官。同年的学子,到了“释褐”(脱下布衣、换上官袍。意为毕业)之时,大多都顺利进入官场,风生水起。而他,则一直伴着真理的化身……孔老夫子的塑像吃冷猪头肉。
  越是郁闷,他越是要说!
  借酒浇愁之时,他总要破口大骂: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宦官阉人只知残民,朝廷只知敲骨吸髓,还让百姓活不活了?
  除了骂以外,李彪还将所见所闻种种,写成了一道奏疏草稿,全面抨击当朝执政的弊病,准备有机会递交给皇帝。
  学官们对李彪的大逆不道早已很不耐烦,经常派人去监听。这日李彪骂得太狠了,太学当局认为不能再容忍,便将情况密报给了蔡京。
  蔡京大怒,说:太学本是弘扬朝廷教化之地,有如此背逆,还要太学做什么?于是下令,将李彪逮入监狱究治。
  太学当局杀了鸡,但是却没吓住众多不满的猴。李彪被逮后,又有陈朝老奋身而起,上书皇帝,说皇帝五次任命宰相都所用非人。当朝大佬只知贪婪跋扈,坏事做绝,天下万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太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员,是国家的栋梁,老是这么闹,着实堪忧。这日,徽宗、皇太子赵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议,如何打压太学里的这股逆流,内侍又递上来一个东西,是太学生邓肃进呈的政治讽刺十首。
  徽宗看罢,心里有气,半晌不语。
  蔡京在旁趁机奏道:“邓肃以诗讥讽朝政,还敢公然上呈,应予严处。如不杀,有人将更肆无忌惮,浮言谤语,将扰乱天下而不可收拾。”
  宋代没有杀大臣的先例,更别说杀太学生。徽宗虽然觉得蔡京说得有理,但权衡再三,还是不敢开这个恶例。于是下令将邓肃除籍,遣返回乡,交给州县严加管束。
  十天后,太学将邓肃开除遣返。临别的那天,李纲一直把他送到东水门外,执手洒泪而别。
  几番整肃,太学里的刺头给收拾得差不多了,当局落得耳根清静。
  古代的昏庸之主,有一个习惯性思维:以为人家不说了,就是问题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怕*弊政能亡国,而只怕人们发牢骚。
  高压之下,太学生们的表现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花天酒地,无心向学,一天到晚去干谒权贵,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出路;另一种就是埋头苦读,从读书中寻求解脱。学院当局也抓紧了课程,想以沉重的学业来压制思想自由。
  太学的课程,后来发展到十天一小考,每月一中考,三月一大考。考得你焦头烂额。当局还出了一些拍皇帝马屁的题目,比如《喜见黄河清》、《天下太平赋》、《鹤瑞呈祥诗》等,让学生们写诗做赋。实质上,考试教育就是精神奴役,学校里没命地举行考试,就是为了磨掉学生们的锐气……几年考下来,你就是烈马也能给驯服了。
  这种吹牛文章,李纲不愿意做,即便是写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也感到是耻辱。于是常常一下笔就离题万里,写成讽刺文章了。太学官员对李纲的这种不驯服也是大为头疼,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刺头:从出身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官子弟,但从言行看,又分明是个异端分子,不向学校当局靠拢,专和闹事者同气相求,专看异端的书,专写异端文章,显然不堪造就。
  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讨论来讨论去,也只有听之任之。
  李纲这位“愤怒青年”,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到最后,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恰好李纲这时也中了进士,他们才松了口气,赶紧送神。
  跨出学院大门,李纲年纪已经二十九了,即便在今天,这也算是超龄学生了。
  消磨了的光阴固然可惜,但这也磨练了他的意志,此后他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有一个“叛逆太学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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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1)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
  一个人的仕途走得如何,往往由三个因素所决定:一是天分,二是志向,三是性格。在这三样中,李纲前两样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直接导致他后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大戏。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性格,他敢说话,不平则鸣。这其实是一种对政治负责的态度。可是古代的皇权统治,容不下认真负责的人。你一认真,皇帝就不免要露出没穿衣服的窘态来。所以,不仅皇帝喜欢装聋作哑的人,整个机制也在淘汰着对政治认真的人。
  李纲的出身与学历,足可保他高官厚禄一辈子,他只要不说话,就一切平安。可他的思路是:既然国家高薪养士,就要对得起这份俸禄。看见了国家的弊病而不说,是做臣子的最大不忠。
  这种性格,在皇权政治的混沌状态下,就显得太清醒了。一般执政的君臣,都喜欢混沌(混沌了才容易做坏事),他们容不下讲真话的人。即便在同一利益集团里,爱讲真话的人也往往要被自己的同僚整肃,这就是历史上“自己人整自己人”现象的根源。因此,李纲的仕途坎坷,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其实,徽宗一开始倒还没把李纲当外人,对他青睐有加。李纲考中了进士乙科以后,据史料记载,发榜之日,皇帝“顾问再三”,也就是关照了三次,特旨升为甲等。这大概是徽宗有照顾近臣子弟的意思。
  紧接着就授予了李纲官职,让他当了承务郎、镇江教授。“承务郎”的职务相当于校书郎,是一个表示俸禄等级的衔;“教授”才是实际职务,是州学或者县学的主管官员。
  此后,李纲的仕途呈缓缓上升之势,徽宗对他似乎也很满意。如果仅此而已的话,李纲在后来当一个十几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两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静:一是金军入侵,二是他太敢说话。
  在镇江督学的两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他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奉养,沉醉于山川秀丽之中。这情形,有诗为证:“山川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李纲《谒告迎奉诗》)
  此后的五年间,李纲的官阶不断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国子正”(国子监的职员),后又短暂地担任过监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礼乐的国家机关;少卿是副长官。拿到现在来说,是副部级的职务。应该说,李纲只用了五年工夫,就进入了帝国中枢机构的上层。
  这期间,有一次李纲与他的父亲恰巧于同一天被徽宗召见。徽宗注视李纲良久,慨叹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荣耀啊!”
  监察御史是“言职”,也就是负责纠风、提意见的官儿。李纲担任这个职务后,接连提了几条意见,就内侍(宦官)外派的问题、宰相喜欢任用幕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徽宗见他说话太冲,赶紧罢了他的言职,让他干别的去了。
  这是他在政坛上初试啼声,一切后面的大波澜,现在暂时还看不到苗头。可是,也许他心里有预感。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契阔离亲宁素愿,
  迂愚报国只丹心。
  远游自是男儿事,
  更把《离骚》细细寻。
  (《吴江五首》)
  像屈原那样忠诚,又像屈原那样被谗,这的确就是他未来仕途的不幸命运。
  宣和元年,京师忽发大水,城西一带淹得渺漫如江湖。灾情严重,导致漕运不通。徽宗慌了,下诏令群臣献策。众人皆不敢言,惟有李纲敢说真话。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2)
他上奏说:灾害不是没来由的,必有其发生原因;防灾虽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灾之策。李纲分析,这次水灾,是因为京西水利长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出,灌入京城。他认为,水利失修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当朝大佬不思国政,只知搬运花木竹石以取悦皇上,结怨民间,因此才引来了天灾。
  那么如何治灾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严守卫。”
  这篇着名的奏疏,题目叫做《论水便宜六事奏状》,当头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灾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想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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