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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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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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大概也不会只要是美国队就疯狂喊加油吧。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所谓国家,对于所谓代表国家的人。
  所以,十八岁的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为德国队加油吗?“德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德国的历史,它的土地、风景、教堂、学校,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以马丁 ?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贝多芬为荣吗?希特勒的耻辱是不是你的耻辱?你,还有你十八岁的朋友们,已经能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感和耻感,押着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种不安和尴尬?
  欧洲已经是深秋,森林都变金黄色了吧?我们这儿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
  喔,孩子,答应我,踢完球满头大汗时,不要直接吹风。
   
  

第3封信 逃避国家
MM:
  记得两年前,我和朋友挤在法兰克福中心的“罗马广场”上——起码有五千人挤进了那个小广场。我们用力挥舞手里一支巨大的国旗,五千人在等候从韩国和日本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回国的德国国家队。五千个人唱歌、鼓掌、跳跃,有人流下眼泪。
  在那之前的一个礼拜,我们守在广场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广场上一个超大屏幕前,看决赛。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这感觉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间,作为“德国人”是一件被容许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还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来。
  从哪里说起呢, MM?你知道爸爸是挺“爱国”的——
  你曾经不以为然;而他的爱国,我想和爷爷有关。爷爷,他的父亲,随着德国部队在苏联战场打过仗,而爸爸的叔叔,在从列宁格勒撤退的冰天雪地里失踪。所以我其实受到爸爸某个程度的影响,可以说是“以德国为荣”的,但是因为纳粹的历史,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种“荣”的情感是“错误”的,是不可以流露出来的。你记不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各种统计指标,每次看到在什么指标上德国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兴,甚至还包括什么“欠债最多”前十名,我也觉得光荣,反正不懂。
  所以从小,一方面在心里关心自己的国家,为德国骄傲,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得很冷漠、很不屑;像拔河一样,有一种紧张,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说错话。觉得德国是个不错的国家这种感觉是没有人敢显露、大家都要藏起来的。在别的国家你常看到国旗,德国很少;我们也没唱过国歌。我记得, MM,当你发现我们小学的开学典礼在教堂里举行,你大吃一惊,说,不是政教分离吗,怎么开学典礼在教堂举行?
  我想过这问题, MM。那是因为,德国人逃避“国家”这个东西,以至于宗教都显得比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显了。
  在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和教育中长大,我看见它的优点: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爱国宣传的影响——政客要操弄我们太不容易了;当你对“国家”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冷静地去分析它的问题所在。
  可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我这一代人,对这种老是小心翼翼、老是低着头怕做错事说错话、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确”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开始觉得受不了了,烦了。很多年轻人开始说: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说我自己想说的,让我自由吧,我受够了——这包括,我还要努力假装“以身为德国人为耻”多久?
  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是我觉得,世界杯足球赛对德国的集体意识有巨大影响。譬如说,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杯比赛里,德国出乎意料地赢了当时一直称霸的瑞士队。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国人自信心多么低落,自我感觉多么坏啊,二战的失败和羞辱才结束没多久。这场比赛使德国人重新发觉,咦,我没那么烂,我竟然还可以啊。
  这一两年来,我有个感觉,好像德国文化像浪头一样起来——我说的当然是流行音乐、时尚、电影等等通俗文化。好莱坞文化本来笼罩一切,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国电影,譬如《再见列宁》,还有《曼尼图的鞋子》,大大走红。一群很年轻很杰出的德国演员,突然出现。还有流行音乐,本来只听美国音乐的我们,也开始注意德国的创作了——
  我得走了,因为练球的时间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个星期六是我当教练。你不要笑, MM,这群孩子足球员,我从他们四岁开始教,现在他们六岁了,可爱死了,而且训练
  他们踢球能让我自己放松,忘记功课的压力。跟他们一起使我很快乐,更何况,我觉得我对他们有责任呢。
  给你“偷窥”一下我和一个美国朋友昨晚的网上交谈,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意思。刘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顿读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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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封信 年轻却不清狂(1)
MM:
  信迟了,因为我和朋友们去旅行了三个礼拜。不要抱怨啦,儿子十八岁了还愿意跟你写信你也应该够满足了,尤其你知道我从小就懒。好,跟你报告一下我的生活内容吧,也免得你老
  嗦说我们愈来愈疏离。
  可我马上陷入两难:我们去了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和巴塞罗纳,但我真的能告诉我妈我们干了什么吗?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德语有个说法:
  “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十八岁的香港女生问我时间是怎么花的,我读什么书、想什么议题、朋友相聚时讨论什么话题等等。我吓一跳,嘿,她真以为我是个虚矫的知识分子?我当然偶尔会去思考一些严肃的大问题——一个月里有五分钟吧,当我无聊得要死的时候……
  好啦,我在夸张啦,但是我要夸张你才会明白十八岁是怎么回事。刚刚我才从咖啡馆回来;我们在咖啡馆里谈得最热烈的大半是身边的小世界、朋友之间发生的芝麻蒜皮。我们当然也辩论政治和社会议题——譬如我今晚就会去看《华氏 911》,朋友们一定也会各有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都是很肤浅的,而且,每个人说完自己的想法也就够了,不会太认真。
  周一到周五每个人都忙:足球、篮球、舞蹈,每个人疯的不一样。德国学制每天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下午的时间各管各的。我是个足球狂:一周三个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做教练,教六岁的小鬼踢球。每个周末又都有巡回球赛,所以我的生活里足球占了最高比例。功课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其它,就是跟朋友磨混,尤其是周末,我们不是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咖啡馆或小酒馆里喝酒聊天,烂醉的时候就用瓶子把酒馆砸个稀烂,或者把随便什么看不顺眼的人揍个鼻青脸肿……
  怎么样,又吓到你了吧?(我知道你会真信呢, MM,你真的是“小红帽”,没办法!)好,说正经点,有些事,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小家伙想尝试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着你的老二菲力普),而我们已经到一个程度,觉得酗酒而醉是难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时候会喝醉,譬如在马耳他,相处九年的好朋友们要各奔西东了,我们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非洲###的某一晚吗?我认识一个华文作家,在###的酒店里喝醉了,醉得当场敲杯子唱歌,还要把餐厅的杯盘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卷起来带走……那个人你记得吗?你大醉的那年我才十岁,可是至今难忘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4封信 年轻却不清狂(2)
我不是在为饮酒辩护,我是说,欧洲的饮酒文化,可能和亚洲不太一样。你知道饮酒时的碰杯怎么来的吗?中世纪时,如果你要害死一个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里下毒。很多人是这样被毒死的。所以就开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溅到别人杯里,要死就跟对方一起死。同时,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边的人,渐渐地就变成社会习俗了。讲了这么长的“前言”,其实是想告诉你, MM,对于年轻人饮酒,我觉得做父母的不需要过度紧张。
  到马耳他岛是我们的毕业旅行,十个男生,十个女生,一个老师。这个岛其实蛮无聊的,对我们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处,而且,因为朝夕相处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认识。白天,老师陪着我们看古迹,晚上,他就“下班”了。十八岁的人,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几个下午,我们懒懒地围在游泳池畔,听音乐,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馆里晃。老街很窄,挤满了欧洲各国的人。
  巴塞罗纳比较有意思。我们是五个人,租了一个公寓,一整个星期只要五百欧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么多的广场,围绕着广场都是美丽得惊人的建筑,不论古典或是现代的,都那么美,雕塑也是。每天我们都在用脚走路,细细发掘这个城市。我觉得巴塞罗纳是我所走过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过的城市还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和一个在美国认识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内瑞拉人,在巴塞罗纳读书。她就带着我们走遍了老街老巷。这就是欧洲的美好之处:往任何一个方向飞两个小时,你就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国就不行了,飞到哪都千城一面。
  你呢, MM?在匮乏的年代里成长,你到底有没有“青少年期”?你的父母怎么对你?你的时代怎么看你?十八岁的你,是一个人缘很好的女生?还是一个永远第一名的最让人讨厌的模范生?一个没人理睬的边缘人,还是最自以为是的风纪股长?
   
  收件人: Lung Yingtai寄件人: Andreas主 旨: Don’t panick
  MM:
  能不能拜托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我想从弗洛伊德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类是由直觉所左右的。“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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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封信 对玫瑰花的反抗(1)
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十八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 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二十三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台湾的青年人世界那样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显得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得玩、热爱玩、拼命玩?他们的父母难道对他们没有要求,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他们的学校难道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回馈社会,报效国家?我们当然也玩,但是所谓玩,是在功课的重压之余,参加“救国团”所设计的有组织的“自强活动”。“救国团”,就是和东德共产党的“青年团”一样的东西,其实是爱国爱党教育的延伸机构。你懂吗?我们的“玩”,叫做“自强”。含意就是,透过“玩”去建立强壮的体魄、强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国”。我们的“玩”都是为了救国。
  “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 ,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集体划一的动作。幼儿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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