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脏脏的辫子垂到胸前。从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实很小。十六岁的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队小猪出来遛达。海风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土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二十三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二十三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里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整条街飘着腐臭腥味。然后太阳出来了，炎热毒辣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
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永远有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不断地说黄色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脱啊脱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台湾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人们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噗”一下，一张肮脏的塑料袋贴到你脸上来。
第1封信 十八岁那一年（2）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理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焚烧废弃的电缆；我闻到的气味是“戴奥辛”的气味，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
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天黑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还附带卖斗笠塑料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年的台湾。
你或许惊讶，说， M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柬埔寨，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朝鲜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大陆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很模糊，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台湾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才刚开始动工。“###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遇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刚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台南成功大学爆发了“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 ”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但是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1封信 十八岁那一年（3）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吗，安德烈？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残缺。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和态度，是无法补课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是一种知识范围，不是一种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吧？它应该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造成我美的贫乏。
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富裕使你们精通物质的享受，同时具备艺术和美的熏陶。我看你和你的同学们会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你们熟悉每一种时尚品牌和汽车款式，你们很小就听过莫扎特的《魔笛》，看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去过纽约的百老汇，欣赏过台北《水月》，也浏览过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教堂。你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自己的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的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
你们这一代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是什么？终极的关怀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不堪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连？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只为自己而活？
第2封信 为谁加油？
亲爱的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个中国大陆的奥运金牌运动员到了香港，香港万人空巷地去迎接他们。朋友和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这样的镜头，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说，“龙应台，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你为他们加油吗？”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德国，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成长的家乡，对于我是什么呢？她不耐烦了，又问，“那——你为不为台湾队加油啊？”我又开始想，嗯，台湾队……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说，如果台湾队是跟——尼泊尔或者伊拉克或者海地比赛，说不定我会为后者加油呢，因为，这些国家很弱势啊。朋友笑了，“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只为中国队加油。 ”她两个月前才离开中国大陆。
为什么我这么犹豫，安德烈？是什么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电视上的人们单纯、热烈，奋力伸出手，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堆里，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我想的却是：这五十个金牌运动员，在香港大选前四天，被安排到香港来做宣传，为“保皇党”拉票，他们自己清楚吗？或说，他们在乎吗？
你说，为台湾队加油的激情到哪儿去了？难道世界公民主义真的可以取代素朴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情感？怎么我对“民族”这东西感觉这么冷？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以做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我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位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都是我们自己。然后，随着“独立”意识的抬头，“中国人”这个词不“正确”了，不能用了。政治上，这不稀奇，任何“独立”的追求过程里，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现在的台湾很尴尬，因为“独立”不“独立”还没有共识，文化的尴尬就常出现，譬如说，讲“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着中国人的民族美学”时，你会句子讲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么讲完这个句子。因为，说“勤俭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怪怪的，难道只有台湾人勤俭？说，“中秋和七夕蕴含着台湾人的民族美学”，怪怪的，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似的。于是，有很多习惯性、概括性句子不能说了。前几天，在电视新闻里还看见一个台湾的“部长”，正要赞美工程人员的认真辛劳，他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然后一副要天打雷劈的样子，马上中途截断，改口“我们台湾人”。看他懊恼的样子，心里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冷”来自哪里？老实说，安德烈，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使我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
但是，有一个相反的东西却使我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归属：耻感。当代表我的“总统”跑到国际的舞台上，耍的却是国内的###，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商人跑到贫穷的国家访问，把钞票抛向空中让赤脚的孩子去抢，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觉得羞耻。当国际新闻报道台湾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制造工厂如何不人道地虐待工人，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外交部长”在国际的舞台上说出不堪入耳的脏话（他说新加坡 licking the balls of China——这是最正确的翻译），我觉得羞耻。最让我觉得羞耻的，是读到台湾人如何虐待越南和中国大陆的新娘或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劳工。
这份羞耻，使我知道我是台湾人。
美国出兵伊拉克那几天，我出席了一个宴会。宾客来自很多不同国家。有一个人被介绍时，主人随口加了一句，“斯蒂夫是美国人”。斯蒂夫一听，深深一鞠躬，说，“对不起”。
他很认真地说，“对不起”。没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大家仿佛都懂了。那是一种耻感。觥筹交错之间，一时安静下来。
我想，他大概也不会只要是美国队就疯狂喊加油吧。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所谓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