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 第1部分

龙应台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新年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台湾引进了去年畅销港、台、新、马四地的龙应台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龙应台，对台湾影响巨大的《野火集》作者，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香港大学访问教授，一个思考社会和时政的中年知识分子，她会如何对待忽然长大的儿子？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两代人，如何交流沟通？《亲爱的安德烈》会告诉你一个温暖的答案。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应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之邀，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几年后，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龙应台感到，在她和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的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
　　龙应台觉得：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
　　通信以龙应台《十八岁那一年》对人生18岁的回收开始，以安德烈《伟大的鲍布？迪伦和他妈》对母亲戏谑式的亲昵结束，充满了母亲的认真、知性、怀疑和中年的犀利，也充满了儿子的玩世不恭、黑色幽默，戏谑和年轻的真诚。
　　安德烈说：“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和摇滚乐’。只有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心平气和和儿子讲人生的龙应台一下子就急了，“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安德烈对母亲的紧张大为不屑，“当然是隐喻”他在对喜欢讲大道理的母亲强调生活中最凡俗的快乐，强调那些能够让人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
　　就这样，母子俩以通信的方式，在阻隔、误解、试探和艰难中，渐渐接近并进入了对方的生活、对方的世界、对方的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藉着《亲爱的安德烈》的书写，龙应台与21岁的安德烈共同找到一个透着天光的窗口，透过35封电子家书，两代人开始打开天空说亮话。母子通信涉及道德伦理、文化差异、爱情、人生，文笔生动，话题广泛，情感深邃。书中有母亲对儿子的告诫，还有母子的趣谈。这既是龙应台与安德烈的家书，也是送给所有青年朋友的最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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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简介
35封家书中的家国天下，两代人心灵的碰撞交融！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两岸三地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最为看重的著作！
　　★《南方周末》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野火集》后“龙旋风”再度发力！
　　★亚洲周刊二零零七年中文十大非小说，港、台、新、马四地榜首畅销书
　　★看龙应台如何重新认识忽然长大的儿子，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这是龙应台与安德烈的母子书信集。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应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之邀，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几年后，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龙应台感到，在她和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的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
　　龙应台觉得：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
　　？　？在信中，儿子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母亲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儿子对母亲嘲笑有加，母亲对儿子认真研究。
　　就这样，母子俩以通信的方式，在阻隔、误解、试探和艰难中，渐渐接近并进入了对方的生活、对方的世界、对方的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收入此书的龙应台和安德烈的三十多封书信，感动了无数被“亲子”之间的隔阂与冲突深深困扰着的家长和子女。面临同样困境的读者，也许会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弭平代沟、跨越文化阻隔、母子之间对话沟通交流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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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简介
生于台湾高雄县，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获美国堪萨斯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回台湾任教。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以锐利而深刻的文风，惊动当时台湾文坛，并多次再版，余光中因此称其为“龙卷风”。
　　1986年1月出版《野火集》，以辛辣的文字抨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书一上市，洛阳纸贵，一个月内再版二十四次，风靡台湾，是上个世纪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6年8月至1999年9月，旅居瑞士及德国十三年。除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之外，也在欧洲重要报纸如《法兰克福汇报》撰写专栏，颇受瞩目。1995年起，在上海《文汇报》开“龙应台专栏”。
　　1999年夏，应专程飞往法兰克福的台北市长马英九的邀请，回台担任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2月，辞去文化局长职务。当年8月，赴香港，头一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后四年任香港大学访问教授。
　　2006年11月，《龙应台的香港笔记》出版，在香港及新加坡畅销书榜上长达半年。
　　《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名列其中。该刊评语是：“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
　　龙应台著作共二十余种，2007年12月出版的《亲爱的安德烈》等图书，在台北、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均列畅销书榜首。2008年7月出版《目送》，居台北文学类书籍畅销第一名长达十周之久。
　　2008年10月，香港大学礼聘龙应台为“孔梁巧云杰出人文学者”。
　　

作为母亲的龙应台（1）
黄广明
　　在一般读者的想象中，龙应台应该是一位具有“大男子”气息的作家、知识分子，她的多部作品，其主题或是反抗专制，鼓呼人权，或是家国认同，文化冲突，或是世道人心，社会变迁，无一不显示出这位女知识分子对宏大主题的偏好，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再加上她轮廓鲜明的面庞，更让人感觉她是一个典型的忧国忧民、具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作为一名女性，龙应台身上一直有着“大男人”与“小女人”的两面。80年代，在写《野火集》这样忧国忧民震聋发聩作品的同时，她同时也在创作《孩子，你慢慢来》这样喁喁细语充满母性气息的“育儿日记”。即使是龙应台宏大主题的文章，仔细体会，也可断定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其细腻与鲜活的笔触，视觉化的语言效果，都显得别具一格。
　　在最新的一本书里，龙应台则直接亮明了自己的母亲身份，《亲爱的安德烈》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不久，即占据排行榜榜首数周之久。这本书收录的是2004年至2007年间龙应台与儿子安德烈的通信集。这期间，龙应台多数时间在港台两地，而安德烈主要在德国。说起这些通信的起因，竟是龙应台“哀求”、安德烈“妥协”的结果。1999年，龙应台应台北市长马英九之邀，离开旅居十多年的德国，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这时她与德裔前夫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0岁，“自然是牵肠挂肚地思念”，出任局长三年一千多天，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孩子。
　　但电话多了，龙应台难免热脸碰上冷屁股。安德烈正在长大成人，再不是她从前“可爱可亲可抱”的安安了。每当周末他与朋友聚会，不断接到电话打来，并且告诉朋友“这不是女友是妈妈”时，都会异常尴尬。
　　“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莫非就像无数西方的家庭一样，随着子女的长大成人，两代人之间便渐行渐远，逐渐陌生？龙应台不甘心。她提出建议，愿不愿意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感情？没想到安德烈同意了，条件是，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2004年，母子俩的通信开始了，那年，龙应台52岁，安德烈18岁。
　　让龙应台始料未及的是，她与18岁的儿子沟通如此艰难，充满了挫折感。
　　安德烈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作为母亲的龙应台（2）
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安德烈回信给母亲，“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该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位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德烈写信给母亲，“MM，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而是一个与天下所有母亲无异的母亲，温和，关爱，琐碎，甚至有点唠叨。
　　龙应台也意识到两人的差异，“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既是睿智的知识分子又是不懂事的“小红帽”，缺乏品位的“麻布袋”；龙应台面对独立且充满青春自信还有些叛逆的安德烈，又是伤心又是安慰。
　　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二十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安德烈对他与母亲的差异有一个精辟的描述，“It‘stheagegap，notthegendergap。”（这是世代差异，不是性别差异。）
　　终于，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差异在一次对抗中得到最充分最彻底的体现。2007年夏天，安德烈和飞利普都计划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龙应台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像：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
　　但是现实击碎了龙应台梦想的和谐图景。21岁的安德烈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龙应台可怜巴巴地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二人眼晴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无奈之下，到了上海，龙应台只得与安德烈和飞力普分住两处。龙应台后来写信对儿子说，作为一个母亲，她当时真的很受伤。“我尊重你们独立自主的‘欧洲价值’，你们能否也照顾一下老妈‘注重亲情’的‘亚洲价值’？”
　　当然，在双方的信中，话题所至，不仅仅有生活方式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