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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适暑假，因铁路学堂有名无实，遂与竹荪商量，国家遭此巨创，应有改变方针，我们亦应另作打算，竹荪亦同意，遂决计回沪不再来了。
四 鬻附郭田赴日本留学
八国联军入京后，军纪之坏以德国为最；其次俄国，而以美国日本两国军纪最好。联军分区而治，美军驻南城，人民有从内城移至南城者。日军卫皇城，不但宫殿无恙，连内库亦未开动，一时官民舆论，对日本印象特佳。两江湖北督抚，始派学生到日本学陆军，亦有学文理科者，自费去的学生亦不少。余暑假回沪，适章仲和（宗祥）、吴止欺（振麟）、陈乐书诸君在沪，因王培孙之介，得以相识，均称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尤以海陆军更优，且学费亦省，学堂为优待留学生，可不经考试入学。余闻而心动，回家向我父商请，我父虽赞成，惟措资为难。后经双亲决定，以附郭田两亩许，售得四百余元，以充学费。我父母为子留学，不惜鬻产，以遂我愿，可见我父母之见识，亦非常人比也。
其时培孙才接办育材书塾，该塾为培孙之叔柳生丈创办，因受义和团影响，师生星散，培孙愿继续接办。但教师已星散，非旦夕可聘请，遂请我及乐书、陈希贤（冷血）、雷季兴（奋）、仲和诸人，暂行代课。后教师聘定，我等即东渡矣。仲和写有日本留学指南，对于旅程费用，学校官立私立之分别，住宿饮食之习惯，详细记载，阅之即可知其大概，有便于留学者不尠。余与止欺同行，更没有不便，王荃士亦同行，乘轮船三等舱，自上海到长崎，只须大洋十四元。余等到神户，改乘火车到东京，那时快车亦须一夜，天明达东京。神户本为外人居留地，即中国称为租界者，自明治维新颁布宪法，开国会，改正民刑法律，各居留地及治外法权，始由日本政府收回。沿海尽是洋楼，很像上海黄浦滩。到了东京，由止欺介绍一日本人家居住，由居停主人教日文，荃士亦住在一起。日文稍通，余即入早稻田专门学校，荃士入高等商业学校。荃士为培孙堂弟。余以早稻田太远，后改入东京法学院（后私立学校均改大学，法学院称中央大学）。其时私立法政学校，共有六校，都有名望，教授亦由帝国大学教授兼者为多，故功课亦相差无几，惟少图书参考。那时日本风尚，帝国大学特重，官吏考试及第者，帝大占多数，若早稻田出身者，业新闻记者为多，中央大学出身者，从事律师为多。早稻田大学为大隈重信伯爵创办，中央大学校长则为法学家奥田义人博士。
日本明治以前之文字，多用汉字，中间加以日本字母，若将日本字母除去，即与汉文无异。维新以后，改用语体文，文言一致，遂与汉文不同。至各处方言，亦稍有异同。惟语言中，有所谓敬语，同是一语，说法不同。如下对上，须用敬语，这不免阶级思想。即妻对夫亦然，而为妻者，不觉有自卑感，习俗使然也。至学校讲义，都用通
俗语，只要记了各种专门名辞，辨明反正之意，即可听讲。译书更容易，然新出之书即不同了。
其时中国留学生，文武合计，只有五十六人、每逢假日，彼此往来，不分省界，亦不分文武，亲热异常，恍若家人。有一研究团体，名励志社，文武学生，都有入会，设立宗旨，只是联络情谊，研究学术。有时开辩论会，讨论时事，交换意见，在我未到以前，即已成立。然亦有激烈爱国分子参加汉口唐才常富有票案，被戕者有四人之多，都是用功优秀之士，甚为痛惜。后又改定章程，主张君主立宪，出一刊物，名《译书汇编》，翻译日本明治维新之著述，及维新人物之事迹，日本宪法书籍及名人讲义，以及各国宪法名人传记等，以期开发民智，灌输新知识于国人，月出一册，销行上海，一时称盛。其时日本留学生，都是纯洁青年，想改革中国政治教育及军事，没有存功名富贵之想。梁任公亡命横滨，发行《清议报》及《新民丛报》，立保皇会，留学生受其影响，同意主张君主立宪。任公笔锋犀利，议论透彻，容易动人，亦有因其谩骂西太后为太过分者。其时清廷政治*，大臣颟顸，任公批评，却是实情。加以戊戌变法失败，故议论不免过激，然对他表同情者不少。后以留学生来者日多，思想庞杂，有偏于温和者，有偏于激烈者，温和者多主张君主立宪，激烈者多主张排满革命。励志社会员中，亦有思想不同者，因之励志社外，又有新民会之组织。然思想虽有不同，彼此友情，依然如故。
后以国内留学来日之前，时有通信询问情形，故有留学生会馆之设立，在上海登报，如问留学情形，可直接通信留学生会馆，随时答复，并可代为照顾。会馆公举干事十二人，轮周值日，管理通讯等事，余亦为干事之一，会费由同学量力捐助。初来之人，极为称便。甚至考察之员，亦来信请招呼，会馆虽是为留学生便利而设，但又不便拒绝，惟有妨学业。后来各省有同乡会，会馆对这种事情逐渐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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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蔡钧升官吴氏被放逐（1）
驻日公使蔡钧，汉军旗籍，其人不学无术，善钻营，顽固自大。有一日，留学生公宴公使，酒酣耳热之余，陆军学生，将公使高抬举起，口呼公使万岁，此系致敬之意。蔡钧不知此意，吓得变色，急呼下来下来。陆军学生气旺力壮，更加抬高，公使误为戏弄他，跟他开玩笑，认为侮辱，密函政府，谓日本留学生中，多有革命分子，目无
公使，即目无朝廷，以后派留学生，当严加考选，自费生不准学陆军云云。日本定章，外国人欲入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各种专门学校者，须由本国使节保送，后因中国学生，初入士官，言语不通，听讲不便，故设一成城学校，先习语言，略教军队体例，及兵式体操，亦以军人当教员，但不必使节保送。蔡公使商之日本政府，以成城学校，亦有军事性质教育，亦须公使保送。日本外务省没有复文，大约亦不赞成。适有某省自费生两人，请公使保送成城，公使以自费生拒绝不保，两生再三恳请无效。时吴稚晖（敬恒）先生同蔡孑民（元培）先生来日考察学务，两生转恳吴向公使说项，以为以吴先生之面子总可有望，岂知蔡公使仍不许可。吴先生问他理由，他答自费生不能学陆军。吴先生再询，是否奉有政府训令，且成城尚不是陆军学校，日本方面，亦无公使保送入学之章程，贵公使到底据何理由，不肯保送？蔡使因吴先生是学者，不是显宦，即存有轻视之意，即说我不保送即不保送，请君不必多言。
吴先生听了怒甚，说道政府派你来，不但专办交涉，亦为保护本国人，今君对学生，尚且无理取闹，不肯送保学校，非说出理由不可。相持之下，蔡使竟不理吴先生，拂袖上楼去了。吴先生见他这样无礼，乃云真是岂有此理，今日不得保送许可，我不出馆门，经馆员一再劝慰，请回去再商，吴先生坚执不肯，遂留在客厅不走。于是学生闻此消息，群起公愤，闹入使馆者有十余人，偕同吴先生踞坐客厅门内外，彻夜不散。公使即电召日本警察，入使馆执行驱逐，吴先生等均被撵出使馆。遂动全体学生公愤，公电政府谓公使馆有治外法权，今蔡公使不显本国主权，电召日本警察，入馆驱逐本国人员，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应请撤回，惩其丧权辱国之罪。国内报纸，亦响应攻击。外部复电慰谕学生，稍安无躁。不久政府派载振贝子（庆王之子）为亲善使节来日，随员有唐蔚芝（文治）、汪伯唐（大燮）两公。学生开会，举吴止欺、章仲和及余三人为代表，往见载振贝子及唐汪两公，陈述欢迎之意，及蔡公使对待吴先生情形，没有理由拒绝保送学生等。振贝子温谕后，嘱详细报告唐汪两位，并云朝廷深望留学诸生，学成回国，报效国家，派我来特为慰问，好好求学，你们有意见，尽管向他们二位陈说，我回国报告政府。后见唐汪二公，说蔡公使向来对学生有成见，即从宴会之事说起，说到对吴先生之无礼。唐公听了，连说荒唐，荒唐。继又说电召日本警察进入使馆，驱逐吴先生及学生，两位都说，岂有此理。我们又说，蔡公使在此对留学生，总不相宜，最好关于学生的事，另派一监督，至蔡公使撤回与否，政府自有权衡，非学生所应干预。不过若蔡公使这样的人，做公使总不相宜吧。两位笑而不答。后振贝子偕唐汪二公，到留学生会馆，受学生欢迎，对学生训话，加以奖勉，并说你们好好的求学，朝廷需用人才，对留学生期望甚殷。至蔡公使事，我回国报告政府，一定有办法，望少安毋躁等语。不久撤回蔡公使，继任者为杨枢，广东人，人颇和蔼，时邀学生到使馆，谈话留饭以示联络，改变作风。又派汪伯唐为留学生监督，容纳留学生意见。可见那时政府，却有重视留学生之意。后又易以钱念劬（恂）为留学生监督。念劬先生，人甚潇洒，曾随节外国，见识亦广，与学生相处更为和洽。后日本警视厅，竟以妨害治安为理由，下令吴敬恒出境，吴先生遂不能不离开日本。吴先生出发时，学生走送者近百人。吴先生走到皇城二重桥，忽跳入皇城护城河，群相惊惶，日警即下水救起，幸水不深，仅湿履袜衣裤而已。学生恐中途出事，公推吴震修 。 想看书来
五 蔡钧升官吴氏被放逐（2）
、吴灏二人送至上海。后闻蔡钧钻营得江海关道，虽以此人善于钻营，而政府之用人，亦可想而知。蔡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政府对留学生之举动，不过是敷衍而已。
来日留学者，越来越多，因不到留学生会馆留名，故无从统计。各省能文之士，都出一种刊物，评论朝政，发表意见，以《浙江湖》、《江苏》等销路最广。《译书汇编》，改为《法政学报》，但偏于学述，不重时论。星期日时开讨论会，地点总在神田区锦辉馆，席地尚宽敞，可容数百人。有一次开会，轮我演说，我即登台演说。我说诸君知道，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先说个譬喻，设有一巨宅，栋梁倾斜，濒于圯倒，非拆造不可，但基础尚坚固可用，如将巨宅拆改，即在基础上重建，既省料又省工，何乐不为，因需利用的是重建的巨宅，不是原来的基础呀。现在政府*，非改革不可，譬如拆去巨宅，重建新宅，仍留君主虚位，留一点元气，免得人民流血，即譬如利用原来的基础，可省工又省料了。我们中国，向称五族，但汉族占了十之九，无论选举也罢，投票公决也罢，总是汉族居第一位，决不会他族胜过汉族的。所谓五族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将来立了宪法，开了国会，规定大权属于政府，则虽有君主，亦不过为国家代表，对外称元首而已。故虽仍以君位让满人，愚意看来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一个偶像而已。惟汉人当国，亦得受国会监督，凡事取决多数，不能独断独行。政府违宪国会可弹劾重新组织，国会若不合宪法行事，政府亦有权解散，这是立宪国的正道。若今日之*政府，应全部改革。宪法上规定，总理由国会公选，永不会落到汉人以外的，只要汉人自己不违宪，尽力为国，从此国家即有望了。满族亦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算他是外国。况满人入主中国已近三百年，若论政事，还比明朝好些呢，如废廷杖，禁宦官干政，永不加田税等等。至于开国时不痛快的事，这是一时的变态，何代蔑有？故我主张虚君位立宪，是合宜于今日的事势，若必要排满革命，人民不知要流多少血，大伤元气，一切都破坏。要知破坏容易，建设繁难，试观法国革命，虽然推倒王朝，成了共和政体，嗣后战乱频仍，牺牲了多少人命，流了多少的血，闹了几十年，尚没有太平。我们不应只看今日法国的繁荣，而忘了法国革命历史之惨痛！中国已民穷财尽，若再加以革命的破坏，从头建设，即使成功，亦非我们一代能见到共和的康乐。我并不是为清朝辩护，我只为中国百姓着想。说句公道话，现在政府之*，自然应归咎于满人，但我们汉大臣之无能，亦不能辞其咎也。此我个人之见，还请诸君见教。说罢下台，满场拍手。
张溥泉君（继）上台，说曹君的话，我不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