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逾期不交，送县追缴。这种地主，为人不齿，从未闻有地主剥削榨取农民之事也。余从秦先生，初学八股文试帖诗，读完五经，又读周礼，看纲鉴。嗣又从上海本城汪季航先生。汪先生讲小学，嗜杯中物。十六岁，初应童子试。时考试童生，分县府及院试，县府取后，方可应院试。县府试发榜写成圆形，都录取。院试则钦派提学，按府临试，须到松江。时学政瞿子玖宗师。先祖陪我到松江应院试，未蒙录取，废然而返。后又就读于经莲珊（元善）先生家塾。经家亦在高昌庙，离我家不远，但食宿于经家。业师为张骧衢先生，是精于制艺者。同学有莲老令嗣，经享沐、享颐昆季，还有一幼弟、幼妹。又有施魁元、星伯昆仲皆植之之侄辈，老同学久不通音讯，不知情况如何。
十八岁，又应童子试，提学为龙湛霖宗师，以第五名入泮，始青一衿，惜先祖已不及见矣。松江城门口，有一石碑，刻十鹿，一鹿向前，九鹿回后，又无记载，俗称十鹿九回头，讽松江人无前进之勇气，其实却不如此，不知何人何时所立者也。
二 完姻后适值戊戌变法
二十一岁，双亲为我完姻，娶王氏名梅龄，梓生先生之女，培孙之胞妹（培孙事后有另记）。却扇之夕，即感失望，又以个性不同，一直不能和洽。少年夫妻，不能融和，真是莫大之遗憾。我之婚姻，既无媒妁之言，又非父母之命。记得十二三岁时，有王梓生先生，远道来访父，父尚未归，遂陪闲谈，有问必答。少顷父归，留在家晚膳，余亦同坐。王对父说，我有一女，与令郎年相若，拟许配令郎，我父犹逊谢，后竟定婚。彼此都是小孩，又未见过，自然不知长大后性情脾气，此由于旧式婚姻，只重门当户对之观念也。
越年生一女，生时仅七月，因制造局火药库爆炸，受惊而产，眼尚未开，又不能咀乳水，由外祖母及我母，以中国育婴法，用细银管滴乳育养，居然长成。我父以闻爆声而生，又以初次得孙而喜，即命名闻喜。此女很聪明，周岁未满，即能得祖父母欢心，对我父尤甚。我父夜归，总携果品给她，她总等祖父归来后，才肯睡觉，即晚归亦如此，故我父特别喜欢，我心亦稍慰。
入泮第二年，即逢乡试，我不喜作八股文，每逢入试，在场作文，又厌又急，出场后疲乏不胜，自问无登贤书之望。且闻即将废科举，故禀准我父，从未入乡闱。
又越年，逢会试之年。各省举子，俱集京师。南海康有为先生，约集举子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万言书，请都察院代奏，请修改马关条约，免割台湾，宁加赔款。格于廷议，未获上达。遂在京开强学会，昌言变法，士大夫同情附和者颇众。当时之士大夫，即今日所谓知识分子也，从此风气大开。时经莲珊先生（元善），绍兴人，设立两等学堂（高小高中之意），于其家之附近。名为学堂，仍是书院。惟学生膳宿于堂，分仁义礼智孝弟忠信八斋，学生共有六七十人，每斋请一教师。余分在仁字斋，业师为钱秋槎先生，绍兴老孝廉，讲经学又长制艺文。义字斋业师钮惕生先生（永建），亦名孝廉，讲史地学，又讲新学，余亦师事之。后钮先生从事革命，余则入仕清廷，音信遂绝。
余在两等学堂攻读，正是维新变法之时，每日报上登载，都是变法之上谕，有废八股考试改用策论，有令各省设立学堂，有准人民上书代奏，都察院不准搁置，有设立铁路局，修造铁路，设立矿物局，准人民开采，有饬赶修芦汉粤汉各铁路，有奖励士民著译新书，保有版权，有发明新器，给予专利，有饬地方官保护商务，有饬驻外使臣保护华侨，有饬各省考选学生赴日本及欧美留学，有裁汰绿营，有八旗绿营改练新式兵操，有饬各部裁汰冗员，登进新士，每日上谕，总有数条，乃至十数条，读之令人兴奋。后又有礼部员司王照，因上书请部堂代奏，礼部堂官不与代奏，为帝所闻，竟将礼部尚侍，一律罢免，而赏王照以五品京堂。一时轰轰烈烈，士大夫均欣喜相告，以为
国家有变法自强之望矣。余因手头无参考资料，初稿未曾列入，后阅天文台报载梁敬先生《戊戌变法演讲集》，参以我记忆所及，特行摘录补记，亦有清末季重要之掌故也。
时光绪帝亲政伊始，翁同龢为帝师，时以时局危急进言。因甲午丧师失地，列强对中国，各定势力范围，递以瓜分之局，迫在目前。又以翁师傅之保举，召见康有为、梁启超。康梁二氏，又奏陈国家危殆，非变法不足以图存，帝遂下变法谕旨，继续连下以上各谕旨，大都皆康梁二氏，由翁师傅转陈者也。其时帝已亲政，太后移跸颐和园。朝中大臣分新旧两派，新派以翁师傅为首，又有张荫桓、徐致靖、文廷式等，主张辅弼皇帝，推行新法。旧派以徐桐、倭仁、刚毅、赵舒翘等，以依和太后，阻挠新政，极力反对新派。疆臣中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虽赞成新派，然尚有观望之意。光绪帝虽已亲政，大权仍在太后，每次上谕，先赴颐和园，得太后同意而后下。太后表面上，虽同意变法，想不到闹得如此之大，当康有为召见后，仅派在总理衙门行走（即办事之意），梁启超仅赏六品衔，可见帝秉承懿旨而行，不敢自己作主。后因王照上书被阻，一怒罢斥礼部全部堂官，太后遂谕翁同龢开缺回籍。帝始露独断之心，以康之保举，起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参预新政，赏给四品京堂，暗示反抗。从此帝与太后，意见愈深，新旧两派，势同水火。帝又拟开懋勤殿议政，并拟请日本伊藤博文为顾问。太后知光绪帝已有主意，想独断独行，执行大权，于是更加留意，故此两谕，不获发表。然伊藤已起程来华，只以私人游历为名，虽荷召见，未谈及政治。帝又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时袁方在天津小站练新军，谭嗣同密往袁之旅舍，告以皇帝将遇大难，非你带兵入京围颐和园，无法救驾。袁听了惶恐无以对，又想此事万不可行，遂回津密陈于直隶总督荣禄。时荣禄为节制练兵大臣，袁之本缺为温处道耳。荣遂连夜入京，面奏太后。太后一面派荣禄节制新军，一面派怀塔布管理健锐营。帝即谕康有为办理译书馆，梁启超办理《时务报》，暗示令两人出京。帝遂颁旨吁恳太后垂帘训政，而变法维新，适值百日，遂告终结。康梁二氏，以英日公使之庇护，得获出京逃避，而免于难。而光绪帝，从此幽禁瀛台，六君子同时被戮。六君子者，除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京堂外，尚有康广仁系南海之弟；在南海馆被捕就刑，杨深秀因抗疏反对垂帘听政而被戮，与变法之案无关也。
闻当时太后已定以赴天津阅兵为名，实行废立，风声传播，北京使团，已有违言。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之谏奏，阅兵之举遂寝，废立之议，亦不果行，遂将光绪终身幽于瀛台，诚可慨也。
经莲珊先生，时以候选道总办上海电报局，虽是官场中人，亦是维新之士，当废立之说流行之时，经氏抗疏，由都察院入奏，致触太后之怒，密令拿办，经氏遂逃匿海外。两等学堂，无人主持，因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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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游学汉皋拳匪闹北京
戊戌以后，风气渐开，张香涛（之洞）制军印有劝学篇，提倡设立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各省多设学堂，而以香帅在武昌，设自强学堂为之倡。梁任公主编的时务报，议论精辟，于开风气最为得力。余因两等学堂停办，见新闻纸汉阳设铁路学堂招生广告，我想造铁路亦当务之急，遂萌出门求学之意。堂上许可，投考录取，搭轮至汉口，船中遇洪竹荪（镕），安徽芜湖人，亦赴铁路学堂者，相谈甚洽。学堂设在襄河上游，属于芦汉铁路，由铁路督办郑孝胥兼摄，另派严少和驻堂监督。堂舍以仓库改造，设备简陋，功课分法文、算学、几何、测量，亦有汉文一课，但并无建造铁路工程学科，有学生五十余人。余与竹荪见此情形，甚为失望，惟既来之，学点法文、算学亦好，再看机会。余与竹荪以邑诸生故特别优待，宿舍另给一小间，不与诸生同宿大间。学堂不但免费，且更给膏火银月二两，以资鼓励，以养成帮工程师、测量人员为主旨。教员有比国修士二人教法文，福建船政出身两人教算学，如是而已。
其时北京闹义和团，势甚凶狠，以扶清灭洋为号召。自称能御枪弹，设坛焚表，凡与外国人有交情者，均目之为二毛子，拘到坛上焚表，表若上升，即没事放回，若表不上升，即听神处分，甚至杀戮，京中人心皇皇。端王刚毅等又为庇护，称为义民，带进入宫，当面试验能否避弹。据说确能避弹，于是太后准其设坛，声势越大，杀害人民甚多，甚至害及外人，戕杀德国公使克林德于西四牌楼道上，并害日本杉山书记生。北方如山西等省，亦有响应，有蔓延之势。该团发起于山东，时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极力追剿，遂窜入北京。其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恐延及东南，贻害全国，遂议联合保护南中各省，与各国使领，订立协定，声明保护各国侨民，不受政府乱命，南方得保安全。但北京团匪越闹越厉害，连合董福祥军队围攻各国使馆，攻了一个多月，终不能攻进。嗣后八国联军来华攻毁大沽炮台，长驱直入已进了京城，西太后仓皇出走，只有李莲英、崔玉桂随行，伦贝子亦扈从。临行推珍妃入井毙命。余只看报章，实情不甚了了，史称为庚子之役。后伦贝子告我那时宫中情形，太后令懿亲王公连太监卫兵每天在宫中换了短衣窄袖，束了红巾，亦练义和拳，蹦蹦跳跳，如疯如狂，称义和团为义民，藉此排外。迨联军由大沽登陆，直趋京城，等到进了城，宫中才知道。于是太后慌慌张张，换了布衣，扮成村妇，传令珍妃前来（时珍妃被皇后谮于太后，幽禁在三所）。珍妃见这情形知道要逃难，即跪求请留皇上在京，跟洋人讲和，太后厉声骂道，都是你闹的乱子，你还想跟他（指皇帝）一同活命吗？咱们俩一同跳井，免得被鬼子侮辱，你先下去，我亦同下。珍妃跽求，太后命太监崔玉桂扔她下去，珍妃还泣求，崔玉桂太监对珍妃说，主子快跟老佛爷谢恩吧（意叫她快投井）！说了遂要动手。珍妃怒斥曰：你敢动手！崔不理她，就此被拖带拉将珍妃推下井了。临时传驴车进宫，只有两辆，太后坐一辆，令皇上跨车沿，皇后、大阿哥坐一辆，令我（伦自己）跨车沿，只有李莲英、崔玉桂两太监伺候。太后狼狈出了德胜门，肃王、庆王、端王、刚毅等才追赶上来。太后命庆王仍回京，留守京城，跟洋人议和。一路喝井水，啃窝窝头，困苦不堪，直到怀来县，知县吴永，出城迎驾，迎入衙门，息了一宵。怀来地方破烂不堪，一无所有，煮了一大锅小米绿豆粥，大家充饥，只太后同皇上一桌，有两三样荤菜。后赵舒翘、马玉昆率了神机营，赶来护驾，才觅得几乘轿乘坐，到处荒凉，百姓已逃避一空。及将到潼关，岑春煊由甘肃带兵勤王，沿途保驾，太后始露笑容。后到了西安设了行在，京中官员才陆续来了等语。这次慈禧闯了弥天大祸，临行犹不忘珍妃之恨，置之于死，可想西太后之毒辣。
平心而论，拳匪这种举动，等于未开化民族，然亦有激之使然者。当时民智未开，哪知宗教信仰，愚民信教，名为吃教，且有不安分之徒，借吃教为护身符，且有犯了罪，地方官要捕他，他即诉求教士，捏造谎言，说被地方官欺负，地方官即要来捕，求教士救他。教士只要入教人多，不辨是非，即准其入教，地方官即无法拘捕。若地方官要求教士交出人犯，教士即诉之公使，公使听了教士之言，认为地方官不对。若案情大的，教士不肯交出犯人，人民起而抱不平，即闹成教案。因当时各国教士，都由各国公使保护，教民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教士加以庇护，地方官无可如何。甚至守正不阿之地方官，受教士控诉，公使即向政府交涉，结果地方官受了处分，犯罪之莠民，反逍遥法外。且更依仗教会之势力，欺负平民，因之平民积怨渐深，不但仇教更仇洋人，好事者乘机煽动，教会遂为众矢之的。加以那时朝中顽固大臣，亦仇视洋人，太后亦不例外，借义和拳以泄忿，义和拳遂依势横行，毫无顾忌了。追原其故，由于其时罗马教廷对中国政教不分，嗣后教廷于中国分设主教，教士不由公使保护，教案即从此绝迹了。当义和团闹得最凶之时，许景澄京卿，在御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