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预先声明，我方自然极力否认。其实其时英国名记者莫理逊，美国记者端赖均在北京与参事顾少川、伍梯云等时有往来，会议情形知之甚详。日使因无凭证，只口头抗议亦无它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四三 外交大楼中日开会议（5）
余以会议僵持已久，终须设法打开，遂向总统建议，请密遣公府顾问有贺长雄博士，回国向日本*疏通。总统问，此着有效否？余答有贺博士在日本不但学者地位很高，他在明治初年设*院时他是*的干事，与陆奥宗光同事，故于*方面，颇有渊源。日本政府对于*很为尊重，*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于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我曾与有贺谈过此次交涉情形，他亦很以为然。请总统召见有贺，假以词色，恳切相托，他必肯效力。总统遂特召有贺进府，告以此次日本提出的觉书，由外交部总次长尽最大之努力，以副日本之愿望。今日置公使又要求商议日本希望条件之第五项，实在令我为难，请回国向*详细说明，请其谅解，顾全两国之友谊。君必能谅解我意，及政府为难情形，务请善为说辞。有贺果然自告奋勇，愿回国尽力向*报告，力说利害。时日本*以松方正义侯最关心中国情形，有贺见松方侯陈说此次中国政府已尽力商结日本觉书之各条，日置公使又要商议希望条件之第五项，未免逼人太甚，难怪中国政府为难不肯商议。松方侯听到第五项，似未知道，又听有贺报告第五项内容，面现诧异之色，随即召见加藤外相，诘问他觉书中有第五项，何以没有报告？加藤说，这是希望条件。松方即说，既然只是希望条件，对方不愿开议，即不应强逼开议，设若交涉决裂，你将何以处置？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笑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日本对善处之语，意颇严重）。加藤知是有贺进言，遂令监视有贺，不许行动，幸有贺已完全报告矣。加藤外受盟邦猜疑，内遭*之诘责，进退两难，图穷而匕首见，竟决下最后通牒，以强迫我国，一面又将第五项在最后通牒内谓〃暂时脱离，容后再议〃。这种措词等于自行撤回，对外尚剑拔弩张，对内已色厉而内荏矣。陆公使亦探得内容，密电报告。最后通牒电达北京日使馆，一面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陆公使，陆公使（宗舆）即电告外部。而北京日使馆方面接到通牒，不即送交我外部，由小幡来见我，说政府即预备下最后通牒，不惜一战，若将第五项酌议几条即可免此危险。我答以贵国已将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已来电报告，公使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无异送交我政府。既下最后通牒，有何再商之可言？小幡语塞而去。日本外交官，总想得寸进尺以邀功也。
翌晨，日使即将最后通牒亲到外部交送陆总长，态度严重，不发一言。陆总长只说了可惜一语，他即告辞。一面关外调动军队，渤海军舰游弋，迨下通牒后，训令日侨预备撤退，下*令，尽其恫吓之能事。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膳，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陆闰生公使（宗舆）又时以日本内情电告。陆外长确能恪遵总统批示，决不越出批示范围。正式会议之外，又有侧面商谈，卒以说动日本*挽此危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
揣日本此次所提之《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我是次长何能签约？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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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召大会讨论最后通牒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领、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到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朱使云，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并非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闻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我答以今日之会，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将事。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见他坚定诚恳，遂答称，我必以贵使之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若不照贵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争。朱使方辞去，故到会已迟，请大家原谅。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散会后，我回外部，与参事顾少川商拟复日使照会稿。我们以为虽然接受通牒，然我方应驳之处，仍应声明，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请少川以英文译述，亦觉妥当。脱稿时已逾四时，假眠片刻。黎明后，余即携稿入府。总统已在办公厅，状甚兴奋，似未睡眠。正在阅稿时，日使馆即来电话，请余接话。余接话时，知系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我答必在期内发出。他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它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我答知道了，即将电话挂断回报总统。可知我方举动，彼均留意侦悉。总统听了，叹了一口气，即命内史长阮斗瞻重拟一稿，将我原稿交阅，且说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只要简单。惟于末尾称，除第五项外余照允等语。后高尾又来部云，奉公使命，请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反为不便。余以干涉太甚，不允交阅。彼再三要求，且说你如不允，请见总长。余乃请示总长，总长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即先给他阅看吧。岂知阅后又生问题，他说除第五项外这句，不是通牒原文，须照原文更正。余说这是事实并无不合。他说原文是暂时脱离容后再议，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终不同意。直至黄昏，时限将到，仍未商妥，陆总长乃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遂定稿缮正，由陆总长及余并施秘书，亲送至日使馆，交与日使日置益，已在午夜，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归途与总长同车，他说前随节俄馆，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令杨钦使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余为传译，犹觉心悸。杨使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国外交，言之可叹。事后，总统有告诫百僚书，语极沉痛，因手头无此书，从略。余以商租事属创举，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两省特派交涉员及警察长官来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难情形。日本提出内地杂居条件，本部以治外法权尚未收回，外人内地杂居，此例一开，各国效尤，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办法。商租不是卖绝，又不同典租，必须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应照各地习惯，订立租契。租契应由官制，发交各处应用，以期划一。应贴印花收契张费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从中国警察法令这八个字，争了几次，才得照允。此与主权有关，本部甚为重视，执行时不必节外生枝，亦不可随便通融。至警察条例两省谅均有规定，最好两省大旨相同，以便执行时免生枝节。惟须切实执行，一次通融，即成惯例，务请诸位格外注意等语而散。
后来两省照行，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后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适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
四五 总统感国耻气忿发奋
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后，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于兴利除弊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俱举。于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于辞色。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拟成计划，付之实行。尤其对于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对于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于胸。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相入，杨皙子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古德诺之话为证。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渐生懈怠。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日置益公使回国之前，来辞行，杂谈移时，留他吃便饭。他说昨天向袁总统辞行，也谈了不少话。我就说袁总统向有亲日之意，何以日本总不接受。他常对我说，亲善要相互的，譬如我刚伸手跟他握手，他反伸手掴我一记，这样怎能讲亲善？我觉得贵国对前清，似比对袁总统要好得多，是否因为国体改革之故？他说非也，贵国改革后，若使孙中山先生当元首，没有可说，因孙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