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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鼓励媒介与市场互动的政策佳音，加上境外专业化收费频道成功运营的刺激，让一直怀揣人文梦想的杨澜热血奔涌，她认为电视节目不能简单依靠迎合观众来生存，而应该引领观众获取有价值的内容信息，她相信只要节目做出专业品质和个性内容，就一定会有它的忠实拥趸。
本着这样的信念，杨澜决定成立理想中的电视专业化频道“阳光卫视”，打造中国的History 和Discovery 频道。面对杨澜的执著，基于同样对历史和文化的热爱，吴征给予了妻子最有力的尊重和支持，不仅拿出启动资金并负责与海外供片商的谈判，还找来自己担任香港亚视营运总裁时的老部下徐小明担任阳光卫视总裁。
为了阳光卫视，有孕在身的杨澜几乎跑遍了港澳办、文化部、广电总局、外交部等相关部门，用最大的热情去说服每一位审批者。关于为什么要做阳光卫视，杨澜给出了两个坚定的理由：第一，从国家文化的角度，阳光卫视不仅要让世界看到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中国，而且还要让世界看到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在文化上的演进；第二，未来的电视格局应该是分众的时代，每个观众都有个性化的需求。阳光卫视致力于满足部分观众对深度内容的需求，通过记录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制作高品质的电视节目。两个强有力的理由加之杨澜纯粹的热情，让审批者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终于，阳光卫视拿到了“有限制落地”的许可。
2000 年1 月，吴征、杨澜投入3500 万港元，与友利电讯联手收购了主营建筑的香港良记公司，并将其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阳光文化”作为上市公司，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三地布局：香港主要负责节目的包装，北京主要从事纪录片的创作，上海主要是翻译进口纪录片和筹备新版本的《杨澜工作室》。
为了让阳光卫视在卫星上占据好的带宽位置，杨澜亲自与卫星公司谈判。这个时候的杨澜还处于强烈的妊娠反应阶段，对牛奶味比较敏感，一旦有这样的味道飘进鼻子里，就会恶心呕吐。尽管杨澜在开会与谈判期间会尽量克制，但有时候实在忍受不住，只好跑进厕所呕吐。吐完之后，用胭脂粉遮盖满面的苍白，涂上口红，嚼上两块口香糖，回来继续进行。
在杨澜看来，人生中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无论是孕育儿女，还是孕育阳光卫视，杨澜都是在用自己的心血去孕育未知，然后在希冀中等待幸福时刻的悄然降临。“人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自己的事，有的时候可以拉开很长的时间做，有的时候只能强度很大地做很多的事。这是无法选择的，如果机会来了，没有把握住，懒懒散散，那么过去就过去了，年轻时该拼的时候就要拼一下。”艰难仿佛赐予了杨澜永不衰竭的激情，为了自己的电视理想，她最终以无畏的付出，将这股激情幻化成了8 月8 日那最美一刻的来临。
2000 年8 月8 日夜，香港维多利亚港如往日一样戴上了熠熠生辉的皇冠，照亮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初来乍到的游客们看着迷人的夜景有些沉醉。他们并不知晓，身旁的丽晶酒店即将上演另一个让人沉醉的盛景。
“五千年前的太阳和五千年后的太阳都照耀着我们这个地球，它不但能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希望，而且还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光明见证……”当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主席杨澜在向来宾讲述这一段话的时候，亚太地区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人物传记为特色的主题频道——阳光卫视——开播了。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身着庄重的黑褐色西装，满怀期许地将手放在启动仪器上，与杨澜一同按下了启动按钮，连成一片的闪光灯记录下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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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站在启动仪式台上的杨澜格外美丽，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中式上装，上面有半透明的梅花形珠绣，配着的同色长裙。衣服是松腰身的，既合体又舒适，宽松的裙裾恰到好处地包裹着凸起的腹部，勾勒出一种母性的曲线。早在启动仪式开始的几小时前，前来参加仪式的纽约大学电影系系主任、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院长崔明慧刚走进会议大厅，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杨澜。这位善于用眼睛捕捉个性的纪录片导演，一眼定格在杨澜的身上。她迫不及待地用惯有的大嗓门喊道：“澜，你是我见到的最美的孕妇！”这个因拍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而获奥斯卡奖提名的旅美华人、这个喜欢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纪录片导演，不愿将她由衷的赞美拖延一分一秒。率性而为的崔明慧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喊声引来了那么多人的关注，当时站在大厅里的凌峰、孔祥东、朱哲琴，以及许多电视圈内人士纷纷将目光投向杨澜。此时的杨澜，就像一个受到上帝垂青的天使，穿梭于人群之中，向众人尽情展示着她的惬意，而这种惬意也得到了周围所有人由衷地接受和赞美。是啊，此时的杨澜拥有着一个女人最为完美的幸福：媒体理想的实现，挚友亲朋的厚爱，更重要的还有牵着手的老公和即将出生的第二个孩子。
在后来的文字中，杨澜对2000 年8 月8 日进行了幸福的回顾：“不夸张地说，我感到自己时时沐浴在幸福中，那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说，‘你是我看到的最美的孕妇。’我也毫不谦虚将这些赞美照单全收。不论那以后的道路是多么艰难，我曾经拥有了这样的时刻，已经很知足了。我认为那是我迄今为止最美的一天。”
……
新生的阳光卫视裹挟着政治、文化、商业三合一体的热情，将8 月8 日的利好消息传递给了它的股民，也传递给了彼时大热的网络媒介，当然，还有传统的电视媒介。
2000 年8 月9 日，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编辑部照例一片忙碌，负责接收港澳台新闻信号的实习生金嘉楠忽然在一幅来自香港媒体的资讯画面中，看到了她很熟悉的两个人：一个是面孔慈祥、满头银发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一个是脸盘圆圆、穿着粉色孕妇装的主持人杨澜。在一群来宾的簇拥下，他们一起为一个新的电视频道剪彩……
看到香港特首出现，又看到名人杨澜，这位还在上海大学广播电视专业三年级学习的上海女孩感觉“大事发生了”，于是急忙请示值班的资深编辑老师：“这条新闻我们要编辑采用吗？”没想到见惯大场面的值班编辑看完整条新闻之后，表现出了与她的资历并不相符的激动：“当然要播！杨澜要办电视台了，这是真正的新闻。再者，你看，香港特首董建华都出席了，有他在，肯定能播。”于是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金嘉楠开始复制此条新闻的信号，但因为画面上有港台的字幕和LOGO，而且画面质量太差，无法进行编辑加工，怎么办？
此时的值班编辑表现出了她高度的敬业精神，一番拐弯抹角的查找之后，她竟然联系上了阳光卫视设立在上海的办事处，进一步联系，竟然又联系上了杨澜在上海的助手朱迪云。
于是，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朱迪云亲自将阳光卫视开播的录像资料带送到了
上海电视台，金嘉楠加班进行了编辑。就在双方紧密地配合下，8 月9 日当晚一条长约半分钟、关于阳光卫视在香港开播的消息在上海电视台黄金时间顺利播出。阳光卫视的诞生就好像一首高亢的歌曲，虽然和那位值班编辑的个人命运无关，但将余音袅袅的激动遗留在了她的脸上。大三学生金嘉楠也许无法理解自己的老师为何为一条新闻如此亢奋，只是记住了她反复给予的忠告：小姑娘，好好干，将来去这样的电视台工作才有出息！此时的金嘉楠没有想到，一年之后她真的走进了阳光卫视，成为了《杨澜访谈录》的一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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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2000 年的当口，一份纸媒的新年发刊词有这样一段话：“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唯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如上海电视台那位普通新闻编辑的亢奋，阳光卫视的诞生给这个无趣的时代带来了几多温暖的畅想。是的，阳光，总是为执著者照亮前行的道路，总是为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送去温暖和关怀，就像巴尔蒙特所说：“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从2000 年伊始，很多心中收藏着人文理想的人走进了阳光卫视。远在北京的电影制作人周七月得知阳光卫视成立的消息，是在2000 年8 月的一期《北京晚报》上。此时已经53 岁的他刚刚放弃自己的企业，打算沉下心来重操节目制作的老本行。得知阳光卫视要做中国第一个专业化的人文历史频道，周七月倍感欣喜，他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进去，为阳光卫视做点什么。于是，周七月给杨澜写了一封求职信，并托人转交给了杨澜。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进了阳光卫视上海节目制作中心——永嘉路387 号的小洋楼里。
……
但凡是阳光卫视的老员工，都会对上海永嘉路387 号有着极深的印象。这是一幢有着异国情调的两层联体式洋房，其建筑底层由红色清水砖砌筑，南面中部的大半露台由水泥砌筑。墙面为淡淡的橘黄色，窗框有红砖镶边。大门是阿拉伯风格的曲线形木门，红漆的木门上镶嵌着铁质的横栏，上下交错着，卷曲成藤蔓状的柔美花纹，门前的梯形台阶有五级。洋房的屋顶呈双坡形，由红色半露木构架而成。这样的设计风格，很容易让外面的人误以为这是一个三层的小楼。小楼最早建于1932 年，当时是比利时商人鲁义士洋行住宅，后来由上海最大的红色资本家荣家成员之一的荣智勋所有。与这幢小楼相邻的383 号，便是宋霭龄的故居。当年，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后，就在这里建造了豪华气派的西方城堡式豪宅。如今，这些建筑已成为那段历史的珍贵遗存。
收到周七月的求职信，处于孕期最后阶段的杨澜很快给周七月打了电话，邀请其到上海面谈。两人的会面是在杨澜家楼下的一家真锅咖啡馆里，这是周七月第二次见到现实中的杨澜。第一次见到杨澜，杨澜还是《正大综艺》的实习主持人，正在上海主持一个节目。那时两人的相遇仅仅是擦身而过、匆匆一瞥。如今再次见面，两人才第一次有所交谈。通过这次的谈话，两人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投缘的话题。
因为年龄、出身等诸多原因，周七月很早便接触了西方影视界。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毕业后，周七月进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职务是艺术创作中心的导演。从20 世纪80 年代起，他参与了多部中国内地与香港以及海外电影机构合作的电影作品，其中就有轰动一时的《火烧圆明园》、《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等，这样的经历使他较早接触到了西方制作的价值起点——人文关照。
1987 年，周七月受美国帕库拉公司的邀请，来到美国参与《明天早上见》的节目制作。这是周七月第一次美国之旅。然而，他受到的最大触动不是美国先进的节目制作理念，而是美国乡村公共厕所里的卫生纸和水管里的热水。他惊诧地发现：在美国，不管地方有多荒僻，公共厕所里也会提供卫生纸，水管里也会有热水流出。周七月用“恐怖”一词来形容当时经受的冲击：“到纽约的第一天，就觉得这里真亮，周围全是灯。经过中央公园的时候，看到一棵树，树上缠绕着很多的小灯泡，真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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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更深地感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周七月自然具备了普通人不具备的跨界视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CBS 制作人苏珊、主持人丹· 拉瑟以及有着“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称号的ABC 的芭芭拉· 沃尔特斯先后来到中国采访，基于对两种体制和两种文化的通识，周七月受美方邀请，担任了“中方顾问”的角色。美国人选择周七月合作自有他们的理由。周七月出身于高干家庭，母亲王昆是中国著名的歌唱家，早在延安时期就是远近闻名的“红歌星”，新中国成立后更因扮演《白毛女》里的“喜儿”一角红极一时。父亲周巍峙也是中国著名的音乐活动家、作曲家，后来担任过中国文化部代部长及中国文联主席。当父母被“十年浩劫”卷裹进去的时候，周七月也遭受了长达13 年的牢狱之灾。在“监狱大学”里苦读哲学经典，并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他，又遭遇到日渐开放的年代，周七月拥有着常人无以获取的丰富乃至繁杂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为了让周七月对这个刚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