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的妇女含泪藏起了她们的《圣经》。如此说来，如果托马斯·潘恩当选总统或成为政府什么其他高官，这些妇人要作如何反应就很难想像了。在《理性时代》一书中，潘恩大力抨击《圣经》和后来的所有基督教神学。关于耶稣，潘恩承认他是一个德高望重、亲切和蔼的人，但那些关于他神性的故事却被潘恩斥为荒诞不经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潘恩是对《圣经》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写道：“所有的教堂，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或土耳其教，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人的发明，是为了吓唬和奴役人类、垄断权利和利益而建立的。”2因为写作了《理性时代》，潘恩失去了他在开国元勋神殿中的位置（直到今天，美国的历史课本对此仍态度暧昧）。埃兹拉·斯蒂尔斯没有说过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是受人爱戴的：只有让理性作为陪审团时，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开放的法庭上拥有发言权。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得益于法国大革命燃起的热情，自然神论者的斗争成了一次全民的运动。他们攻击教堂是社会进步的敌人，批评宗教迷信是理性的敌人。1当然，教堂奋起反击，在自然神论者失去吸引力之后，他们开始内部争斗。到十八世纪中期，西奥多·弗里林海森和威廉姆·坦南特在长老会教友中领导了一次宗教奋兴运动。在他们之后有三个伟大人物参与了美国的“大觉醒运动”，他们是乔纳森·爱德华兹2、约翰·怀特菲尔德和后来19世纪的查尔斯·芬尼。
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传教者，他们的影响达到了理性无法控制的意识领域。据说，怀特菲尔德只要说出“美索不达米亚”这几个字，就会让他的听众泪流满面。这也许就如亨利·考斯威尔1839年所写的：“宗教狂热据说是美国精神病的最主要形式。”3 但是我们应该记住，18世纪和19世纪奋兴运动倡导者和传统教堂为不同教义的争论是通过行文理智、逻辑严密的小册子和书进行的。如果我们把比利·格雷厄姆或其他电视上的福音奋兴派人士当作当今的乔纳森·爱德华兹或查尔斯·芬尼，那就大错特错了。爱德华兹是美国历史上最聪明、最富创造力的人之一。他对美学理论的贡献和他对神学的贡献几乎一样重要。他潜心学术，常常每天在书房里呆上很长时间。他从不即兴向听众发言，他总是朗读他的布道词，他对神学教义的论述观点明确、逻辑严密。4听众可能会被爱德华兹的语言感动，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需要理解其意义。爱德华兹的名声源自他1737年出版的《上帝感化北安普顿数百灵魂之忠实记录》。他后来于1746年出版的《信仰的激情》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之一。
和今天“大觉醒运动”的重要人物不同的是，昔日美国奋兴运动的领导人都是学养精深之人，他们崇尚理性，具有不凡的辩论天赋。他们与宗教组织的争论不仅涉及神学和意识的本质，同时也涉及宗教的启示。例如，芬尼绝不是其对手有时贬称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乡巴佬”1，他接受过律师的训练，写过一本关于系统神学的重要著作，后来还成为奥伯林大学的教授和校长。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6）
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在18世纪是通过论述严谨的说理进行的，到了19世纪则是利用建立大学作为解决矛盾的应急手段。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美国的教堂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哈佛大学是为了给基督教公理会培养教士而于1636年创办的。65年后，当公理会内部为教义争论不休时，耶鲁大学成立了，目的是为了纠正哈佛大学的松散风气（但到了今天，它自己也难免这样的弊端）。公理会这种重视知识的努力得到了其他教派的效仿，尤其是他们创办大学的热情。长老会创办了田纳西大学（1784年）、华盛顿和杰弗逊大学（1802年）和拉斐德大学（1826年）。浸礼会创办了高格特大学（181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1821年）、福尔曼大学（1826年）、登尼森大学（1832年）和维克福雷斯特大学（1834年）。新教圣公会创办了何巴特大学（1822年）、三圣一大学（1823年）和肯因大学（1824年）。循道宗教在1830年至1851年之间创办了8所大学，包括卫斯里安大学、埃莫利大学和德鲍大学。除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公理会还创办了威廉姆斯大学（1793年）、米都柏利大学（1800年）、阿姆赫斯特大学（1821年）和奥伯林大学（1833年）。
如果说这种对于文化和学识的痴迷是一种“精神病的形式”，就像考斯威尔在评论美国宗教生活时所说的，那么就让这种精神病更多一些吧。在18和19世纪，美国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组织被一种质朴、博学的话语形式统治着，而这正是今天的宗教生活所缺少的。要想找出过去和现代公众话语形式的不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乔纳森·爱德华兹同当今杰瑞·法威尔、比利·格雷厄姆或奥拉尔·罗伯茨之流的神学观点进行对比。要想理解爱德华兹的神学观点，人们必须开启智力；但是，如果当今电视新教徒们也有什么神学观点的话，恐怕他们还未能清楚地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法律系统，也同样会发现，在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和以电视为基础的文化中，话语特征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在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中，律师往往受过良好教育，相信理性，擅长论证。在美国历史上，人们常常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如阿历克西斯·托克维尔所说的，律师这个职业代表了“脑力劳动的一个特权团体”。一些律师被奉为民间英雄，如亚拉巴马州的普兰提斯，或伊利诺伊州“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而当今电视里出庭律师的表演根本无法同林肯操纵陪审团的机智表现相比。美国法律界的大牌人物，如约翰·马歇尔、约瑟夫·斯托瑞、詹姆斯·肯特、大卫·霍夫曼、威廉姆·维尔特和丹尼尔·韦伯斯特，都是崇尚理性、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典范。他们认为，虽然*有种种的好处，但它无疑形成了一种助长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他们希望在美国通过“建立理性的法律”来拯救文明。1基于这样崇高的理想，他们相信，法律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行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公正开明的行业。著名的法学教授约伯·泰森提出，一个律师应该熟悉塞涅卡2、西塞罗和柏拉图的著作。3乔治·沙斯伍德也许是预见到了20世纪法律教育的衰落，早在1854年就指出，单纯阅读法律书籍有害大脑，“如果只拘泥于耳熟能详的专门术语，就会丧失对事物进行宏观全面认识的能力，即使在熟悉的领域里也一样”。1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7）
美国及各州都有一部明文的宪法，法律条文的制定非常明确严格，这更要求法律界人士必须具有开明、理性和清晰的头脑。律师需要具备超过常人的读写能力，因为理性思维是判断法律事宜的主要依据。约翰·马歇尔无疑是“理性思维的杰出典范，是和纳蒂·班波2一样家喻户晓的代表人物”3。他是印刷术时代的优秀代表——冷静、理智、崇尚逻辑、憎恶自相矛盾。据说，他在阐明观点的时候从不运用类比，而是用“我们已经确定……”来开始他的论述。一旦你承认了他的前提，你也只好接受他的结论了。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早期的美国人不仅熟知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律事件，甚至还熟悉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时使用的语言。丹尼尔·韦伯斯特就是一个例子。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中选择了丹尼尔·韦伯斯特来和魔鬼辩论，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魔鬼怎么可能战胜这样一个具有非凡语言能力的人呢？下面是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托瑞对韦伯斯特语言特点的描述：
……他措辞简洁明确，涉猎广泛，善于从实际生活中旁征博引；他分析透彻，敢于解决难题；对于错综复杂的情况，他善于化繁为简并用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加以解决；他擅长归纳，常常利用对手的论述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理智慎重，从不因为忘形而在辩论中处于被动之地，或是为了无用的观点而浪费口舌。4
我全文引用了这段话，是因为它对19世纪深受铅字影响的人所形成的话语特征作了最好的描写。詹姆斯·穆勒对于印刷术所能创造的奇迹有过种种预测，而这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他心中的理想和典范了。如果说这样的典范有些遥不可及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成为律师们奋斗的理想。
这个理想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律师或牧师行业。即使在我们日常的商业社会里，印刷术产生的共鸣也随处可以感觉得到。如果我们可以把广告作为商业的发言人，那么其历史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18和19世纪，那些有商品出售的人绝对是把每个顾客都当成了丹尼尔·韦伯斯特：他们以为那些潜在的顾客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都能做出理性的分析。确实，美国的报纸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刷术统治下的思想日渐衰落的象征：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法兰克·普瑞斯布利在其经典著作《广告的历史和发展》中，讨论了印刷术的衰落，他把印刷术的衰亡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把这个阶段之前的时期称作排印技术的“黑暗年代”。1他所指的“黑暗年代”开始于1704年，那一年美国的《波士顿新闻信札》上第一次出现了付费广告。当时共有3个广告，占了报纸一栏的4英寸。其中一个是为抓小偷悬赏；另一个是为找回被不知名者“占用”的铁砧悬赏；第三个广告是想卖什么东西，但和我们今天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的房地产广告毫无相似之处：
在纽约长岛的牡蛎湾，有一个很好的漂洗作坊，可供出租或出售。此处亦可作为农场，有一新造的砖石房屋，旁边有另一房子可作厨房和作坊，有粮仓、马厩、果园和20亩空地。作坊可以单独出让或和农场一起出让。有意者可向纽约的威廉姆·布赖德福特·普林特询问详情。2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8）
150多年之后，广告的形式变化不大。例如，在布赖德福特先生为牡蛎湾的房产作广告64年之后，保罗·瑞威尔在《波士顿报》上刊登了下面这则广告：
很多人不幸因意外或其他原因失去了他们的门牙，不仅在外观上不够美观，公共场合和私下讲话也多有不便：特此告知所有这些人，他们可以安装假牙，效果保证和真牙一样好。有意者请联系波士顿戈德史密斯的保罗·瑞威尔，靠近克拉克医生码头的尽头。1
在另一段广告里，瑞威尔继续写道，那些由约翰·贝克补的牙，或是那些补过的牙仍然松动的，可以到他那里加固。他透露，他的补牙技术师承约翰·贝克本人。
直到瑞威尔广告100年之后，广告商们才开始试图改变出版商要求的线形排版。2直到19世纪末，广告才真正采用了现代的话语模式。即使在1890年，广告里仍然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广告被看作是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借用斯蒂芬·道格拉斯3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话就是：广告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激情。这并不是说，印刷术时代发表的文字就一定都是真实的。文字不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形成一个语境，让人们可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19世纪90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例如，19世纪90年代的广告商开始在广告中运用口号。法兰克·普瑞斯布利认为现代广告的起源是这两句口号：“你按下按钮，剩下的我们来做”和“看见那头骆驼了吗？”4几乎在同时，广告短诗也开始被广为采用。1892年，宝洁公司向社会征集短诗，作为象牙牌香皂的广告。1896年，亨氏公司第一次采用了婴儿的照片：一个可爱的宝宝坐在宝宝椅里，面前摆着一碗麦片粥，手里拿着调羹，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到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为了理解铅字是怎样帮助早期美国人认识智力、真理和话语性质的，我们应该记住，18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