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把专门砍人脑壳的大刀，只要轻轻一拉，人的脑壳就掉了。
姚大胡子的屁股边上挂着一杆驳壳枪，是国民政府委派下来的剿匪游击大队长。姚大胡子的手下在厢房的门上挂了一块“芷晃联合局”的牌子。
为了对付杨白狼，姚大胡子让父亲组织九保民众成立自卫队，协助剿匪。
姚大胡子与父亲联手杀得土匪喊爹叫娘，也死伤了很多弟兄。
死了的弟兄，他们的牌位都在庵里供着，大厅里摆满了牌位。
长老每天都焚香祭奠，敲木鱼超度亡魂。
联合局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们抓到土匪后，不需要押送到芷江，也不需要请示，常常就地处决。
因为杀人太多，姚大胡子遭到了土匪疯狂的报复，他的三个儿子都被土匪开膛破肚掏空了心肝，还割了他们的三大件，连*岁的孙女也被人掳走了，下落不明。
姚大胡子杀土匪杀红了眼，只要是偷鸡摸狗干坏事的，抓到了就牵到河坝头砍脑壳。
那时候，协合乡每五天赶一次场，碰到赶场天，姚大胡子就把抓来的土匪弄到街上游街，然后斩首示众。
晓得就要上路了。
有些土匪的脊梁骨硬得很，打死也不肯自己走路了，姚大胡子的手下只好把土匪的手脚绑在椅子上，抬着走。从联合局到乡里有八里山路，土匪个个都大老爷似的坐在椅子上骂骂咧咧，见有女人躲在路边上，不管漂亮不漂亮，土匪都朝她们吐口水，甚至破口大骂：“老子日你个臭婆娘，不在家里侍候男人奶娃崽，到街上卖么子骚撒！”
赶场天，街上很热闹，商铺林立，街道两旁摆满了乱七八糟的摊子，碰到卖饼子糖的摊点，土匪就会俯着个身子把脑壳伸到摊点上，张嘴就吃，狼吞虎咽，因为他们一会就要上路见阎王了，所以也没有人打骂他们。
第十二章 砍脑壳（2）
姚大胡子专门雇有砍脑壳的，砍一个脑壳给一块大洋。
砍脑壳的人姓杨，是本地人，以前是个屠户，手法非常准，两三百斤的大肥猪，他一刀进去，准断气，更让人叫绝的还是在肉摊子上，称肉的要砍半斤八两，他一刀下去，就是半斤八两，不会多，也不会少，丝毫不差。
十里八寨的人都叫他一刀子。
有一次上街买肉，一刀子被姚大胡子看中后，就成了刽子手。
一刀子每次杀土匪都是一刀。
杀一个土匪是一刀，杀两个土匪是一刀，杀十个土匪还是一刀。
有一次，联合局在石头寨活捉了五十四名正在打家劫舍的土匪。姚大胡子叫手下把这些土匪捆在河坝头的木桩上，似笑非笑地说：“妈的一刀子，你要是一刀能把这些兔崽子的脑壳都砍下来，大队长我就服了你，另外再加五十四块大洋，怎么样？”
身穿红大褂子的一刀子也不急着搭话，而是反手提着大刀，袒露着个毛茸茸的胸脯，把土匪一个个地看过去，看得土匪心里直发毛了，这才回头跟姚大胡子打赌：“大队长，我一刀过去要是还剩一个脑壳没掉，五十四块砍头大洋我就不要了。”
看热闹的人多得像过节，桥上岸上河坝头，到处都是围观的人。
只见一刀子端起大海碗，把满满一碗米酒直着脖子灌下去，然后把大海碗朝河坝头一扔，把最后一口米酒喷洒在亮得发绿的刀锋上。这才在刀把上裹了一块大红布，护住身子，反手握着大刀，左手的小手臂顶在刀背上，右手护住刀把子顶端，从土匪面前一晃而过，只见身后的那些脑壳纷纷从木桩上滚落下来。他这一刀过去，竟然把五十四个脑壳全都砍掉了，鲜血顿时染红了半条河。
看热闹的人群一阵骚动，突然就像遭雷公劈一样，惊叫着，四下里散去。
这一刀，一刀子不仅拿走了姚大胡子一百零八块大洋，还从集市上拿走了一百六十二斤猪肉。
一刀子杀五十四个土匪的这天，米焙街上有三个屠户在卖肉。
按规矩，一刀子每次杀了土匪，就拿着鲜血淋漓的大刀到集市上跟屠户要肉，而且是杀一个土匪，每头猪就要一斤肥肉。卖肉的屠户晓得一刀子要来，都事先砍一斤肥肉挂在砧板的钉子上。如果哪个不先砍了挂着，一刀子就会自己动手砍，往往是大刀上的鲜血碰到哪，他就砍到哪。
这一刀，并没有吓住土匪，相反，匪盗更加猖獗了。
这土匪都是把脑壳系在裤腰带上的主，这一刀下去，脑壳就掉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姚大胡子就要一刀子换一种杀人的方式，抓到土匪，也不砍脑壳，而是拿来谢天地，敬鬼神。
所谓谢天地，敬鬼神，就是挨千刀。
动刀子之前，一刀子要用单掌猛拍土匪的心窝，据说这样土匪的心脏就会紧缩起来，血液流动的速度大大地减缓。然后刀子一旋转，一块铜钱般大小的肉从土匪的右胸脯上旋下来。不偏不倚，这一刀恰好旋掉乳粒，留下的伤口酷似盲人的眼窝。然后用刀尖扎住那片肉，高高地举起来，向围观的人群展示一下。然后手腕一抖，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这第一片肉是谢天。第二刀从左胸动手，还是那样干净利落，还是那样准确无误，旋掉左边的乳粒。第二片肉摔在地上，是谢地。第三刀是在土匪的胸脯上切了。铜钱般大小的一片肉甩向空中，这一甩，是谢鬼神。然后，把肉一片片切下来。整个过程，也不怎么流血，直到第一千刀，土匪气绝身亡。
一刀砍掉脑壳，很舒坦。
而挨千刀，就很窝囊了。
湘西土匪最怕死得窝囊，自从看到有几人挨千刀，匪盗之事也就销声匿迹了。
匪患平息之后，姚大胡子的那队人马也就迁走了。
一刀子没有脑壳可以砍，于是重操旧业，在集市上杀猪卖。
。。
第十三章 草鞋税（1）
民国十年，全省大干旱。
十里八寨的灾情最严重，水稻无法下种，一些地主和高利贷者趁机抬高米价。山上的木材卖不出去，村民吃不上饭，只好到山上吃树皮草根。山上能吃的树皮草根不多，很快吃光了，不少人就到白石坡上挖白色的石头来充饥。十里八寨的人把这种白色的软石头叫做观音土。观音土能吃，但吃多了消化不良，最后下头一堵，把人活活撑死了。
仅上半年，白石坡就被人吃了个大窟窿。
路边上，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狗不吃狗骨头，人却吃人肉。
要是饿极了，人连狗都不如。
刚开始是吃死人的肉。亲人死后，大家煮了吃，用以延续亲人的生命。娘老子吃儿女，或者儿女吃娘老子，哪个死了，就吃哪个。后来连大活人也煮吃了。最先吃活人的是乞丐。临县有三个乞丐住在一个山洞里，十天半个月也难得吃上一点东西，后来，其中一人饿得晕死过去了，两个同伴趁机用石头把他砸死，煮吃了。
寨子里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为了延续香火，自己干脆爬到树梢上，让不懂事的孙子孙女在下面使劲摇晃，如果从树梢上掉下来，死了残了，孙子孙女就煮吃，如果自己掉下来没事，就继续活着，一切听天由命。
当然也有个别孝顺的子女，剜自己身上的肉给娘老子吃。黄玉圣是十里八寨出了名的孝子，家里穷，有个瞎了眼的老母亲，全靠他一个人给在外面做短工养家活口，这一闹饥荒，就没有几户人家请短工了，就是请，工钱也少得可怜。家里实在没东西下锅了，他就从自己的手臂上剜块肉下来，给老母亲炖汤喝，自己则到山上吃青草树叶。每每老母亲问他，哪来的肉？他就说，现在旱得厉害，没收成，米太贵，咱们吃不起，只能吃猪肉，这猪肉卖不出去，烂便宜的。老母亲就信了，觉得有肉吃也挺不错的，殊不知，每天都在吃儿子身上的肉。还好，没多久，政府放粮赈灾，黄玉圣才勉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这期间，父亲呼吁当地政府放粮赈灾，但没有人听他的。父亲只好开自家的仓库救济难民，派人在路边上摆“粥摊”，过往难民每人喝一碗粥，后来是半碗。
一时间，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了。
其实，父亲的仓库里也没有几担谷子，没几天就断了炊，难民还在不断地涌来。
难民开始打砸抢，先是抢地主的粮仓，然后是抢政府的粮仓。
芷江城头的难民更是不要命了，无论男女老少，都提着盆子桶子和布袋，不要命地冲向城头最大的粮仓。保安团的人在粮仓的门口架起两挺重机枪，他们开始是对着天空放枪，但不管用，然后是对着疯狂的人群扫射。
然而难民们前赴后继，踩着尸体不要命的往前冲。
三天三夜下来，机枪手的手软了，无法扣动扳机。
政府为了控制这种混乱的局面，最后不得不下令，全县范围内放粮赈灾。
一时间，全县每条路口都摆上了“粥摊”。
这些“粥摊”都是政府委派地方乡绅摆的。
“粥摊”前排起了一条长龙，长龙长得望不到头，长得都让难民感到绝望。为了保存体力，饥肠辘辘的难民除了排队，不得不放弃一切活动了。孩子们不再奔跑游戏，男人们也停止了对女人的调笑。有些女难民想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向某个男人换取一个稍稍靠前的位置，但是都没有成功，在饥饿的面前，性这个与生俱来的玩意已经退后到了很不重要的地步。
第十三章 草鞋税（2）
每个难民每天只能领到一碗稀粥。
为了防止难民重领，领到稀粥的难民就在额头上打一个蓝色的记号。由于“粥摊”的稀粥每天都有限，有的难民排了好几个“粥摊”也没有领到那碗稀粥。还有就是，大多地方的乡绅都在稀粥里做了手脚，能吃到整碗稀粥的人不多，往往是喝两三口，碗底的肉就露出来了。
碗底有肉，并非地方乡绅们是菩萨心肠，而是他们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上面拨下来的大米，被他们偷梁换柱换成了肉。人是铁，饭是钢，人饿了只顾吃饭，有钱人家养的肥猪卖不出去，而大米价在一个劲地涨，一升大米竟然卖到了银元二角四分。
长短工每天的工钱也就七八分银元，给地主做一天活路，只能买三四两大米。
政府拨下来的大米，被地方乡绅用不值钱的猪肉顶替了，白花花的大米进了地方乡绅的仓库，然后又变成白花花的银元，落入了他们的口袋里。
然而，就在老百姓整天盼着能吃上一碗没有肉的稀粥时，那些拿枪杆子的大军阀们却在一次国宴上为了争夺一块叫做权力的骨头打起来了，就像一条条疯狗，他们彼此撕咬，相互*。他们“逢州吃州，逢县吃县”，吃得老百姓叫苦连天。
他们中有个姓蔡的大军阀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地从省城打过来，队伍里挑草鞋的就有千把人。
后来姓蔡的招安了两股土匪，无恶不作的两个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芷江县保安团的首脑，为姓蔡的筹军饷派款，连队伍穿的草鞋也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
按人头算，每个人头五双草鞋。
第九保有五百户人家，两千多口人，每年要交草鞋一万多双。
催交草鞋的任务落在了保长的身上。
父亲只能挨家挨户做宣传。草鞋是用稻草编织而成的，需要大量的稻草。十里八寨头两年是干旱，水稻下不了种，接着又发了一年大水，稻草都打了水漂，村民哪来么子稻草。村民们把床上铺的屋顶上盖的旧稻草都拿来了，还是凑不够五双草鞋。
父亲多次到乡里反映情况，要求减免草鞋这项摊派，每次都被乡长杨士基骂了个狗血喷头。
乡长杨士基后来不耐烦了，就说：“没有稻草，干脆交钱，每双草鞋给我要两分钱。”
政府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正如老百姓唱的：“国民党，太残暴，捐如草，税如毛。”这不，老百姓光“正税”就有二十余种，还有治安等各种捐税，本来就不堪重负了，许多人连粥都喝不上，现在又多了项草鞋费。
为此，父亲到芷江城头为民请愿，要求减免这项不合理的摊派。父亲把第九保全体民众联名按手印的请愿书交到县政府，没想到这次请愿不成，反倒引来了半年的牢狱之灾。
父亲与乡长杨士基为了一万双草鞋，结怨了。
天大地大，军阀最大，县政府哪敢得罪用枪杆子说话的大军阀，草鞋费还得如数缴。
官官相护，父亲对仕途开始失望了。实在不忍心向村民伸手要钱，父亲往往是村民捐多少，他就交多少。年底结算时，父亲还有五千双草鞋收不上来，结果乡长杨士基给父亲定了一个挪用公款侵吞军饷的罪名，把父亲关进了芷江监狱。
其实国民政府抓人跟土匪绑票差不多，只要交足了钱，就会没事的。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