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碎- 第1部分

《玉碎》作者题记
作者题记
　　自小长在天津，海河两岸我都曾跟儿时的伙伴玩遍过。闹灯节的娘娘宫、作礼拜的西开教堂还有繁华的劝业场都曾经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我曾以为自己是个地道的天津人，但是看多了天津的近代史，才发现自己远没有了解天津和天津人。当年，这座比北京小许多的一个城市，竟然有着英、法、美、日、意、俄、德、比、奥九国租界。我常想，那时的天津人在身处耻辱的同时又要在华界与多国租界之间来来往往讨生活，度日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上世纪初，八国联军管制了天津整整两年之久，还有后来的八年日伪占领时期，加之各派系军阀在天津走马灯似地进进出出，横征暴敛，打打杀杀……那都是些怎样不堪回首的年月呀？！天津的老百姓是怎样应对那严酷、屈辱却又充满异国诱惑的现实，又一边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传承祖宗留下来的一切呢？这里面一定有北京和其他内地城市人们没经历过的情感历程？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存智慧和中、西杂揉的社交技巧。当然也一定会有他人没有过的难以言表的隐情。
　　我以为，天津和天津人在近代史上的命运和生活状态对理解中华民族近代史命运和生活形态是有着典型象征意义的。对理解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现象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参照作用。人们都知道，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与其恒定长久的生存状态有着直接关联的。同时，外来政治、经济、文化与恒定的生活状态碰撞（哪怕是暂短的碰撞）所产生的社会情态，照样会深深渗透到一个民族性格基因中去的，并且长久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于是我就有了写那个时代天津人的激动，这就是创作《玉碎》的最初动因。多年前，我曾撰写了以天津望海楼教案为背景的电影文学剧本《老少爷们上法场》，算是一次热身。为了写《玉碎》，除了仔细研究过天津的有关文史资料，更拜读了津味小说大家冯济才、林希等人的作品。经过多年的酝酿笔耕，《玉碎》终于跟读者见面了。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关心支持《玉碎》的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陈建功先生、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先生、杜家福先生、黄国光先生，百花文艺出版社薛炎文社长、靳立华副社长。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高为先生，他高度的专业精神和严谨细致的编辑风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感谢沈跃生、随自更先生为本书做了精彩的美术设计。还要感谢我的夫人冀璞，多年来她一直支持我的创作事业，在写作《玉碎》过程中，在文字、资料等方面她都给了我全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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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碎》序：国恨家仇碧血花
　　国恨家仇碧血花
　　　　——周振天长篇小说《玉碎》序
　　　　陈建功
　　这部小说的篇末，天津卫玉器古董行“恒雅斋”的老板赵如圭把自家店铺珍藏的战国玉壁、汉朝玉熊、乾隆皇上用过的玉洗……一件一件地从烈火熊熊的楼梯扔下去。楼下，清脆的玉碎声连连响起……这惨烈的一幕标志着一个素以“温”、“润”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民族性格的升华。我在几乎难以喘息的阅读感受中忽然悟出了作家呕心沥血为之努力的题旨——国恨家仇就是这样催生了一个民族灿烂的碧血之花。
　　本书的作者周振天是电视剧剧作大家。我看过不少他写的电视剧，虽然素无交往，但对他是仰慕已久。某日，一位朋友将这本《玉碎》的书稿送来，说是“振天敬请指教”，真使我受宠若惊。甲申春节，躲到一清净处，一口气把它读完。掩卷而思，书中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不时地迎面而来，挥之不去。那一个个人物在国破家亡的关头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编织了一张民族的性格之网。或亦可说，周振天以抗日战争前夕的时代背景，为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面对民族危难时的心灵史。
　　我最为欣赏的，是作家塑造众多人物的真实、客观的态度。在民族的危难面前，我们的民族不乏蝇营狗苟、卖身投靠，见利忘义、畏怯退缩的败类，比如书中的李穿石、陆小飞等等，也有大义凛然、舍身报国的志士，比如书中的郭大器、赵怀玉等等，更多的，则是赵如圭、陆雄飞、德宝这样的“芸芸众生”，无论是作家欲鞭挞还是讴歌的人物，作家都赋予了他们合理的、可信的性格依据，特别是对赵如圭、陆雄飞、德宝这些变化发展中的性格，作家毫不回避其人性的弱点，着力刻画了其性格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多层次的人物构成，多线索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危急存亡之秋中华民族丰富的性格形态，显得如此真实、可信，当这些性格经历了家国之恨的洗礼，走向反抗之路的时候，一场伟大民族战争的雄厚根基，已经铸就，其广度、深度以及胜利的前景，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部小说的深度，取决于作家对其人物认识和表现的深度。
　　诚哉斯言。
　　当然，一部优秀小说的构成因素，并不仅只是这些。就这部作品而言，我欣赏的，还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时代背景的纪实性与人物、故事虚构性的融合。我不知道赵氏一家的人物、故事是否有原型为基础，但其中显然加入了作家大量的想象与虚构。然而，故事发生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却是真实有据的。书中涉及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真至在天津发生的不少事件，都有着确凿的史实依据。这些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张学良、溥仪、土肥原贤二等等，有的直接在作品中出场，有的则作为后景交代，而这些事件本身，时时在作品中凸现，有力地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感和真实感。这种纪实与虚构本融合的写法，并不是作者的发明，但在《玉碎》中，结合得非常成功，为营造赵氏一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为赵氏一家的性格命运发展，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舞台。
　　其二通过作品不难看出，作家对那个特定时代天津的民风民俗，对古董玉器行业和知识有着丰厚的积累，在作品中，洋洋洒洒，娓娓道来，真给人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作者写生子“洗三”，写合婚换贴，写品玉赏玉的奥妙，写丧葬仪式的繁琐，写天津卫帮会码头的规矩，写列强租界的格局……真有旧天津民俗风情的“百科全书”的感觉。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趣味横生的“闲笔”，并不卖弄，不炫耀，而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人物的活动流淌而出，使读者在阅读中，既受到巨大的情感冲击和精神的陶冶，也得到知识的滋养和文化的享受。
　　当然，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感谢它使我感到自己度过了一个收获丰盈的春节。
　　因此我不由自主地推荐给读者，让大家都有所收获。
　　是为序。
　　甲申初四
　　

《玉碎》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
　　1931年“9，18”事变之后，为转移国际对东北局势的注意，拒不执行“国联”要求日本撤军的决定，并利用混乱将窝居在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裹挟到东北充当满洲伪皇帝，日关东军特务机关和驻天津日军精心策划、组织了以汉奸张壁、李际春为头目的武装便衣队，于31年底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暴乱。便衣队以日租界为基地，闯进天津市华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军也频频向华界放枪打炮，击伤、打死多名中国市民。一时间，天津华界局势大乱，警察局、酒楼、商号、民居都遭到便衣队的攻击，百姓饱受涂炭。对此，驻天津的东北军及警察部门在张学良将军和张学铭市长指挥下，对汉奸便衣队进行了坚决的镇压，本来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义愤填膺的天津市民也纷纷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致使汗奸便衣队连遭挫败，但终因南京国民党政府软弱退让，天津便衣队暴动事件最终以国民党政府撤兵为先决条件告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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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碎》第一章（1）
民国十九年腊月十六，我们掌柜的，天津卫有名的卖玉器古董的“恒雅斋”老板赵如圭的大闺女赵叠玉，生了个七斤二两的大胖小子，取名叫开岁。赵掌柜的是刚刚五十的人，冷不叮抱上个肉滚儿似的胖外孙，那叫个美呀，嘴里整天哼着西皮流水，从早到晚脸上都是笑模样。又赶上要过大年了，那几天赵家上下那真是一片的喜兴，一片的乐呵，到了腊月十九那天，一家人又紧忙活着给孩子“洗三”。其实“洗三”不过就是在孩子生下三天头上，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儿给他洗个澡罢了，但是在那时的天津卫，这可是生孩子家的一个挺要紧的仪式。到了“洗三”的日子，接到主家邀请的亲戚好友、街坊邻居们都纷纷上门道贺，给孩子说些吉庆话儿。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仪式，再往后还有十二天的“小满月”，三十天的“过满月”，到了孩子生下一百天，那就是最为隆重的“过百岁”。比起“过百岁”来，“洗三”只是个小“妈妈例儿”，可我们掌柜的名声旺，人缘儿好，无论是生意场上买卖人，还是亲戚朋友，他都是有来有往，有诚有信。孩子“洗三”那天，家里可是来了些天津卫有头有脸的人物，再有，叠玉的丈夫陆雄飞是天津卫码头“东大把脚行”的头头，不论是在码头上，还是在青帮里，他也是喝三吆四的主儿，天津卫的东北军政府还有海光寺的日本驻屯军，都要给他几分面子，不少人都要想这趁个机会上门巴结巴结他，所以您能估摸出我们赵家那天是多么的热闹，多么的排场了。
　　赵家的亲戚朋友就不细说了，东马路，南马路，西马路，北马路那些大商号掌柜的，商会会长，区警察局局长，东北军的团长，脚行的头头脑脑儿们，大多都是带着家眷来的，陆雄飞那些在脚行的拜把子的青帮弟兄也人模狗样的跑来凑热闹，长袍马褂，西服革履，旗袍凤裙，进进出出，出出进进，把我这个迎宾客的伙计忙得晕头转脑。
　　有三拨送贺礼的客人来得挺突然，因为我们掌柜的没给他们发贴子，一位是住在“###”前清皇帝溥仪派了内当差的，也就是太监，叫刘宝勋的，特意来送了礼，这是因为他们隔三差五要把从北京带出来玉器古董换成现大洋，我们掌柜的就是他们最信得过的买主儿。另一位是金法碧眼的洋毛子，叫惠灵顿，是专门在天津卫作西洋家具生意也倒腾古董的英国商人。第三拨最叫我们掌柜意外，是一位会说日本话的中国小白脸陪着一个叫小野的日本人，说是代表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的，祝贺我们掌柜的添丁进口抱上了外孙等等。
　　对刘宝勋和惠灵顿，掌柜的客客气气地招待着人家。可面对日本人小野，我们掌柜的就一阵打怵。往常，我们掌柜的除了作玉器古董生意，从来不跟日本人有更多的来往。为什么呢？天津卫的老百姓都知道，远说，自打前清甲午年间中日两国交兵打仗，中国打输了，赔了白银两亿两，还白白的割让了台湾给日本，自从那儿起，日本人在中国的地面上更是横行霸道，骑在中国老百姓脖子上拉屎。近说，自庚子年以来，日本人又在天津海光寺驻了军队，随便抓人、杀人，也从来没把天津卫的中国官府看在眼里，对老百姓就更别说了。所以，在天津卫只要是正经人家，平日里都躲着日本人，更别说是日本军人了。所以，那个小白脸的翻译进门一报日本驻屯军几个字儿，宾客们就是好一阵的嘀咕。特别是那位长着连腮胡子的，叫金一戈的东北军团长，一听说是日本驻屯军来的人，那眉毛顿时就竖起来了，还一劲儿拿白眼珠瞟掌柜的。谁都知道，三年前，也就是民国十七年，日本关东军在关外皇姑屯炸死了东北王张作霖，少帅张学良跟日本人就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东北军的人跟日本军人是见面就红眼的。眼下这儿已经坐着一位东北军的团长了，冷不叮又冒出来个日本军人，这场面可就不那么妙了，所以掌柜的当然发毛了，他把女婿陆雄飞扯到一边问：“雄飞，日本人是不是你请来的？”
　　陆雄飞笑着摇头。
　　掌柜的哪里肯信：“难道他们是冲我这个卖古董的小老板来的？我们家生孩子他们日本人怎么知道的？”
　　陆雄飞“嘿嘿”一笑：“谁让您在天津卫有人缘呢。日本驻屯军的司令官都给您老献殷勤来，往后您做生意多有面子呀。”
　　掌柜的三闺女赵洗玉见爸爸如此的为难，便走过来说：“大姐夫，日本人跟咱们套什么近乎？这叫亲戚朋友们瞧见了，还以为咱们跟日本人有什么猫腻呢？让他请回吧！”
　　陆雄飞冲洗玉一歪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