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吸力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无形的磁极。
这种经历有点像普鲁斯特普鲁斯特（Marcel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以对童年往事的回忆为素材，创作了著名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译者在心里不自觉地记住了他的幼年时代一样。但是对普鲁斯特来说，他记住的场景大都不是理智性的，例如著名的啜茶或弯腰解开靴子上的纽扣，而使我回忆起昔日场面和背景的几乎都是文学词语，特别是诗歌。
一个人记忆的独特性无疑反映了他性格的独特性。在这两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我的独特性就是许多相互矛盾的表现。65年前我记忆到脑子里去的无数文史故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可以复述出来，但是我几乎记不住已查阅过百把次的电话号码，几乎时常访问的朋友的公寓地址以及我常会见的人的名字（尽管有时候在间隔很久之后，我还能正确地说出与我比较陌生的人的姓名和地址，这使他们惊诧不已）。我常采取意大洛·斯韦沃斯韦沃（ItaloSvevo；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译者（《塞诺的意识》一书的作者）的方法，使自己摆脱那种尴尬的处境。如果记不起某一个理应十分熟稔的人时，不妨若有所思地说：“请务必原谅！有三样东西我老是忘记的，一是名字，二是面孔。还有——这第三样东西我又记不得了！”这使得我在社交场合丢三落四的缺点变成大伙的哄笑，不致搞得自己十分难堪。另一方面，我竟在许多年之后还叫得出从前一位学生的名字，使他大吃一惊。
3在公立学校（10）
我的记忆力之所以在这方面或其他方面表现出矛盾的状况，关键在于我把人和事同想法区分得很清楚。我记住学到的东西而不是生活中的琐事。因此从学习、休闲时阅读以及工作和生活中学到的东西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常常是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在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社交、体育运动、旅行）发生的事或见到的人看来几乎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因此，如果我以某种方式把一位学生与课题或他对课题的突出表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会记住他的名字。但我也许不会因为其他方面同他的交往而记住他，即使他是特别地和蔼可亲或令人讨厌。
在纽约的大都市美术馆，我记得看到过一个用石膏做的罗马凯旋门复制品。这件复制品下面的标牌上写着“塞普蒂默斯·塞维鲁斯门”（ArchofSeptimusSeverus）。当我第一次读到铭刻在标牌上的文字时，真的惊呆了。他们竟然拼错了一位古罗马大帝的名字！正确的拼写应为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SeptimiusSeverus），他是古罗马皇帝（193—211在位），塞维鲁斯王朝的开创者，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连年出征。——译者他们对这位大帝也太不重视，以至于不去纠正在学术中心发生的这样显眼的错误！但是我在感情上的反应无疑比这小小的大错误更加令人奇怪。人们也许会套用哈姆雷特的短句问：“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对于他或者他对于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有什么重要呢？”坦率地说，事实上塞维鲁斯从某方面来讲已是我的“朋友”，而某些活着的人没有能成为我的朋友，更确切地说，我没有能与那些活着的人交朋友。当我15岁时，塞普蒂米厄斯已经通过爱德华·吉本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作家。他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涉及1300余年罗马史，文笔优美，重原始资料，富批判精神，是启蒙时期史学代表作。——译者的巨著进入了我的生活，我特别关注塞普蒂米厄斯与国内和国外敌人进行的斗争，我对他坚持执掌辉煌的罗马帝国权力表示赞颂，我知道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强烈地希望它尽可能推迟到来。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曾跋山涉水来到我原来的祖国英国，修复了哈德良长城哈德良长城：罗马人奉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之命，为阻止凯尔特人南下，巩固罗马帝国对英格兰的统治，于120—123年在英格兰北部建造长城，全长约120公里，沿途筑16座城堡，目前该长城遗址已成为旅游名胜。——译者；因此他在我的易受影响的思想中就和那位更加伟大、更加复杂的皇帝哈德良联系起来了，后者是我阅读吉本著作时所敬佩的人物，许多年后通过阅读玛格丽特·尤尔塞纳的杰作《哈德良回忆录》后才对他有了完全的理解，并且几乎与他心神相交。
3在公立学校（11）
所以我生活中的真正朋友和知己是哈德良、塞维鲁斯和其他无数个历史人物——甚至包括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usAdolphus，1594—1632）：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年即位后着手行政、司法改革，一改查理九世时期的专制局面。又积极发展采矿业，实行征兵制，逐步使瑞典跨入强国行列。后来多次对外征战，1630年起卷入30年战争，曾大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最后在一次战斗中殒命。——译者和乌克森谢纳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Oxenstierna；1583—1654）：1612年出任瑞典首席政务大臣。30年战争期间执掌内政外交，并为古斯塔夫二世的军队提供后勤。古斯塔夫二世死后，成为克里斯蒂娜女王摄政院主要成员，亲自起草宪法，同时统辖德意志事务。——译者在内——加上那些工作和人品对我这个成长中的青年具有特别意义的作家。在这些作家中，维吉尔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是12卷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译者对我的影响比荷马荷马（Homer，约公元前9至8世纪）：古希腊诗人，行吟盲歌者。他的名著《荷马史诗》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组成，描述了早期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的战争故事。——译者大，弥尔顿对我的影响比莎士比亚大，莱辛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Lessing，1728—1781）：德国启蒙思想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重要作品有《汉堡剧评》、《爱米丽雅·迦洛蒂》、《智者纳旦》等，为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戏剧奠定了基础。——译者对我的影响比歌德歌德（Goethe，1749—1832）：德国作家，世界文学巨匠之一。著名代表作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译者大。对我来说，这些作家的作品比当时周围的人重要得多，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深刻得多。
我在公立小学读书的经历划上了成功的句号。我获得了最高平均分，仅以微小差距胜过我最亲密的朋友西德尼·罗戈，从而使我获得了毕业典礼告别词作者的称号，并成为校刊《清醒》的编辑，但是除了写过一首较长的诗以外，我不记得为校刊做过其他什么事。当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告别演说时，心中充满了自豪，当我敬爱的教师贝恩先生在绿色封面的签名留念簿上，用他那有力的大手写下祝词时更觉得豪情满怀：“向诗人、主席和毕业演讲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斯蒂芬·F·贝恩。”
但我在第十公立小学的日子也是在懊悔自责中结束的。校方鼓励毕业班购买纯金制作的校徽，每枚5美元。这个价格超过了我有权要求家里给予的数目，但是在同伴领我去哄骗母亲给我这笔钱之前，我不愿意承认我家的贫穷。校徽买来不到一个月，我就把它遗失了。除了毕生懊悔自己缺乏诚实的性格外，买校徽这件事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来。我安慰自己，心里想：母亲一定会同情我的弱点和虚荣心，因为她本人多年来一直是这种虚荣心的牺牲品。当时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想显得比实际富裕些；对我们来说，不要让别人看出我们实际上贫困尤其重要。母亲尽量不经常怀着太多的遗憾谈起业已消失的昔日的辉煌。但仍有许多事使她想起往事，难以释怀。毫无疑问，她的主要懊恼来自于我们的善意的老朋友。他们仍对我们忠心耿耿，毫无嫌贬之意。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我家的经济状况差距显著，母亲无法视而不见。更明显的是，他们到我家来访问和我们到他们家去访问经常给母亲造成压力，她必须尽量掩盖我家的贫困，想出种种办法显示我们在破落中仍保持着体面，以及始终使生活水平比收入允许的范围高一点而不是低一点。
3在公立学校（12）
我们几个男孩子就在这种令人气馁的环境下成长，这种环境至少对我们每个人都留下强烈的有害身心的印象。我认为，我的天性一直是远离物质而走近智力甚至精神的生活。但是童年时代的困难处境对我的影响与对我哥哥的影响是相同的，我对金钱越来越敏感和崇拜了。生活成功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是能大把大把地赚钱，大把大把地花钱，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经过数十年人生的浮沉之后，我才掌握最满意、最重要的物质利益的真谛：最了不起的理财策略是在一个人的收入范围内过上美好的生活。
4中学时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1）
古典语言对我的内心生活具有无法估计的价值，然而我不赞成硬性规定学习拉丁文——其次是希腊文——甚至也不赞成强调选修这些课程。
从第十公立小学毕业后，我被推荐进入纽约市立大学中学分部汤赛德·哈里斯·霍尔去读书。在其他中学要读4年，而该校只有3年课程，但要求学生在这一较短时期里学完4年甚至更多一点的内容。它的录取和保持在学的标准比较高。然而，在我看来，该校一年级很庞大，大约400个学生，分成20个班。由于全体学生是严格按姓名字母顺序编班的，所以结果是很奇特古怪的。据说有个班全部是姓科恩和康恩的学生组成的。实际情况究竟是否如此很难说，但我知道在我的班里所有学生的姓都是以G为首字母的。开学第一天，我有幸见到一个和我同年龄的男生，名叫弗雷德里克·F·格林曼，从此之后成为我毕生最亲密的朋友。在我的这个姓“格”（G）的班上还有一个身材矮小的莫里·戈特沙尔克，他命中注定以后要当这个规模很大的大学的校长，可是当他入学时却是外貌平平，神色忧郁。
我忘记了大多数在汤赛德·哈里斯·霍尔教过我的老师，而我记得的一些老师又没有什么值得记叙的，但是有两位在我的记忆中很突出：一位叫爱德华多·桑佐瓦尼的可怕的人，能讲拉丁语，真正教我学会这种复杂语言的就是他。我仍记得他惯常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加登，第二个变格的特征性元音是什么？”加登作了回答。接着桑佐瓦尼教授问：“加登先生，地球是圆的吗？是圆的？那么你的成绩也是圆的——零分。”他没有虚伪的谦逊，而总是自豪地告诉班上学生，他曾用拉丁文与梵蒂冈教皇谈话。
另一位是几何学教师，外表极其文静平凡，在气质上与热情奔放的桑佐瓦尼截然不同。他的名字叫莫里斯·拉斐尔·科恩——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后来在哲学编年史上却声誉显赫。教几何显然不是他的长处。汤赛德·哈里斯·霍尔中学的课程表很特殊，强调学生下苦功，所以这门课要求我们在一学年内学完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全部12本书。科恩先生没有很好地安排应分配给我们的课外作业，因此到6月初，我们远未能完成任务。于是有一天他宣布了一个使全班大吃一惊的决定：“各位，明天起，我们将学第十册书。”他的通常教法是把一大群学生叫到黑板前，指定每一个人做一道不相同的题目。上面提到的加登又高又胖，天性快活，善于结交，但是学习成绩不好。所以我或戈特沙尔克迅速做完我们的习题后，时常与加登交换位置，帮他完成黑板上的作业。科恩先生正潜心阅读着詹姆斯或罗伊斯的著作，竟然没有发觉这种情况。
4中学时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2）
大约7年后，我在不同的环境中遇见科恩教授。我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相当妄自尊大的高年级学生，对哲学和法语兴趣很浓。巴黎大学的雷蒙·布特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做讲座，题目为“亨利·伯格森是实用主义者吗？”布特鲁在演讲开始时说：“先生们、女士们，伯格森当然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演讲结束时同样斩钉截铁地宣称：“因此，伯格森根本不是实用主义者。”
我茫然地走出讲演厅，认出了我以前的几何教师的卷曲短发和不吸引人的相貌。他彬彬有礼地同我打招呼，而我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生对与纽约市立大学有关的人所采取的有点屈尊俯就的口吻对他说：“你好，科恩先生，你对哲学也感兴趣吗？”莫里斯·拉斐尔·科恩先生自我贬低地微笑着说“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