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栋楼后面，对着钉在自行车棚上的铁篮圈练投篮。和美国家庭玩的游戏不同，他们之间的游戏很简单。每次姚明投中一个球，姚志源就答应给他买一个小礼物——算得上是一个简单版的“金牌战略”吧。“我父亲在比赛时向我行贿！”姚明用一种嘲弄的语气回忆道。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3）
他的母亲则尝试着另一种策略。姚明九岁时，有一次，大方搞到了两张从美国来访问的哈林篮球队的球票。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篮球能打得这样富有趣味。球场还是正规比赛同样的球场，可这些来访的球员——几乎全是非洲裔美国人——使这项运动看上去是那么有趣、生动。一个球员先是用手指顶着转动的球，然后把球传给切入的队友，完成了一个华丽的扣篮，这在只有三步上篮的中国是非常少见的。观众们发出了欣喜的惊叹。“我想那次看球的经历对姚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方说，“他们把篮球变成了一场表演秀，一种娱乐形式。”
哈林篮球队的表演提升了姚明的热情，可他还是躲不掉严酷的现实，那就是他必须回体校接受新手们的基础训练。“姚明不想来这里，”李教练这样回忆，“但他脾气太好了，总是按照别人教他的去做。”
然而即使是最乖的孩子，偶尔也会有反抗的想法。一次，姚明还在徐汇区体校接受半天制的训练时，他所在的小学在一个下午组织了一次到上海市少年宫的活动。姚明所有的同学都去了，他的老师也邀请他一起去玩。少年宫并不是很远，于是姚明决定在训练前先溜到少年宫玩上一两个小时。可那天他的母亲正好去了体校。到那里的时候，大方找遍了球场也没看见儿子，却遇上了徐为丽。
“姚明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见他。”徐为丽回答。
“嗯，那你知道哪里能找到他吗？”大方有点急了。
最后姚明终于赶来了，大方发怒了。当然她明白儿子并不怎么喜欢训练，可他竟然违犯了校规和她做母亲的权威。大方在教练和小球员们面前狠狠责骂了儿子一顿。当球场陷入一种尴尬的沉寂中时，她忍不住打了儿子一个耳光。那是让人吃惊的一幕，却让姚明在今后的人生里牢牢记住了纪律的严格。
当训练重新开始后，徐为丽把老朋友拉到了一边。
“你不应该在那么多人面前打你儿子，”徐为丽说，“在那么多队友面前得给他留点面子。”大方没有说话。
“姚明还只是个孩子，孩子总是喜欢玩的，”徐为丽继续道，“就这么一次，他跑出去和同学玩了，这不是什么大事，很正常。你不能总是对他那么严格。”
大方没有被劝服。“上课有上课的时间，练习有练习的时间，玩有玩的时间，”她这样说，“姚明要重视这件事。他不能想玩就去玩。再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带他去公园的。”
“是的，我知道，”徐为丽回答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偶尔他也想和他自己的朋友在一起？”这件事后，徐为丽给大方的心思做了一个总结：“她在儿子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但是大方绝不是唯一的一个。徐为丽也把她的希望寄托在了姚明的身上。不久以后，还有整个国家的希望。
竞技体育是残酷的，尤其体现在成千上万没能取得成功的年轻运动员身上。“十亿人里面才出一个姚明，”徐汇区少体校的资深篮球教练王齐敏（音译）说，“其他绝大多数人就这样被遗忘了。”
姚明在徐汇区少体校训练的时候，他们班里打得最好的小球员叫李军（音译）。和姚明不一样，他是真的喜欢打篮球。“我总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李军说。他的父亲身高1米88，是个送货员，“文革”无情地打破了他的篮球梦想。李军的母亲是纺织厂工人，想让儿子通过体育运动消耗掉那些过剩的精力——并且，如果教练的评价是正确的，她也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个体育英雄。
当姚明在喘着粗气绕着球场跑圈，以锻炼自己的耐力的时候，速度飞快的李军已经掌握了这项运动的基础。作为李教练的爱将，他是徐汇区少体校里少数几个似乎有机会成为中国最好的篮球选手的球员之一。那时姚明仅有的天分，就是他的身高。相反，李军能带球从一群防守者中冲出，穿过整个球场，然后急停来一个轻松的中距离跳投——而且他似乎可以打上一整天而不觉得累。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4）
在和姚明一起训练了四年后，李军被选进了上海市体校，然后在十七岁时进入了上海青年队。有几年他打得非常好，最后还得到了首发的位置。但是他的身高在长到1米9时停住了（没有长到预计的1米98），他瘦弱的身材也开始难以支撑高强度的训练比赛。胫骨骨折，脚踝扭伤，长期的背疼——现在回想起来，李军觉得都是过度训练的后遗症。李军和几乎所有的中国运动员一样，经常忍着伤痛进行训练和比赛。但2001年，致命的一击降临了：一次严重的背伤让他永远地离开了篮球。
现在留给他的选择面非常狭窄，李军说，因为他错过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从开始进行体育训练起，他就没有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体校两年的课程进度，只相当于普通学校一年的课程，而且体校的标准要低得多。进入上海青年队后，在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里，他应该每周要上三次文化课。但是在每天八小时的训练后，他——和姚明一样——总是累得不想再去上课了，而且即使他逃课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没有人提醒运动员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多重要，”他说，“只要你能比赛，那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李军最近回到徐汇区少体校看望自己以前的教练。他站在边线上，静静地看着李教练带着新弟子进行自己在十年前曾接受过的训练。但是李军没有去回忆自己童年时的往事，他想和老师谈一下怎么找一份工作。在把青春奉献给篮球后，现在他既没有知识也没有在中国新的市场经济体制里竞争的能力。他唯一学过的技能，只能让他得到一份工作：在学校这个较低的层次当篮球教练。然而教练这个职位，也是很少的——徐汇区体校的教练大多已经在那里待了超过十五年——应征者们能找到的职位往往是在中国偏远的乡村地区。即使那样，这份工作也只有很少的工资和几乎没有发展的职业前景。就像一个教练说的：“即使活上一百年，除了教练我也不会做其他任何事。”
在李军和姚明一起训练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是这样的。但在自己的篮球生涯结束的时候，他现在最好的希望就是像年纪渐长的李教练那样，带着新一代的孩子日复一日地训练。
对姚明来说，失败并不是不可能的。除了他让人叹为观止的身体上的增长——十一岁时，他已经和母亲一样高了（1米88）——姚明在球场上没有显示出成功的征兆。即使已经接受了三年的训练，姚明还是接不住很简单的传球，在场上跑一两个来回就会感到疲劳，投篮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泥水匠在扔砖头。李教练最后帮他练成了一手精准的原地投篮——跳投是不可能了，而以他的身高，也是不必要的——但是他的移动还是太迟缓了，以至于教练们担心他患上了巨人症，这种病症在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时，曾经让中国最高的几个运动员饱受痛苦的折磨。
大方非常担心儿子的将来。即使姚明突然成了最天才的运动员——如果他的思维和肌肉的发育奇迹般地与身高的增长保持一致——以篮球为职业似乎也不会有很好的回报。如果中国真的要向世界开放，姚明就要为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做好准备。大方开始想让儿子能接受教育，并有机会过上那种她渴望的“普通孩子的生活”。
为了这种“普通孩子的生活”，大方做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姚明快十岁的时候，她曾考虑过送儿子到北京加入八一队，在那里，战士们——即使没有成为真正的篮球运动员——能确保一份不错的工作和丰厚的养老金。八一队的教练们对姚明很有兴趣，就像他们对王治郅一样。但是上海体育局的领导并不赞成，因为姚明已经被列入了上海体育界的“重点培养对象名单”。
1992年，姚明读完了小学六年级，徐为丽想说服大方把儿子送到全日制的体校接受正规训练。但是大方并不想让儿子去把文化教育放在次要位置的体校，也不怎么舍得让姚明投身到艰苦严格的体育事业中——尤其是姚明的学业已经受到了影响。“他的学习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篮球训练的影响，”大方说，“他的分数处于中等水平，作为父母，我们希望他能从书本上学到更多的知识。”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5）
大方不仅拒绝了徐为丽提出的送姚明去全日制体校的建议；她还把姚明送到了徐汇区之外，一家享有盛誉的，以教学严格著称的全日制中学念书。这所中学（从初一到初三）有各自年级的篮球队——这也是成绩平平的姚明能被他们接受的原因之一——这样姚明就能在下午进行训练，但仅仅是在他完成学校的功课之后。“大方下定了决心，”徐为丽回忆说，“她只想姚明能好好学习，并不在意姚明以后会不会再打篮球。”
但是大方的计划仅仅几个月后就遇到了问题。姚明的第一个学期刚开始一半，他就感到了困难。姚明的老师并没有忽视他的努力或者挑剔他的智力。这个十一岁的孩子非常喜欢看关于外国地理和中国历史的书籍。但是姚明这个学期开始得太晚，很难跟上学校的课程。他的成绩差不多落到了全班最后。
学期快结束时，徐为丽又来了。大方很难再找到反对的理由了。一周内，姚明被送到了全日制的徐汇区少体校，他想像普通孩子一样接受教育的试验很令人失望地失败了。“姚明很喜欢学习，”一个和姚明很亲密的上海朋友这样说，“为了打篮球而离开学校，是他最大的遗憾。”大方只能安慰自己，打篮球也有可能让儿子进好学校，甚至可能进大学。根据政府新的政策，低级别的运动员在参加高考时有二十分加分；国家最好的运动员能有二百分的额外加分，那就几乎保证了进大学的可能。大方还是不相信姚明能变得足够好，好到能进入上海队。某些方面讲，她甚至希望儿子进不了上海队。那样，他就能像普通的年轻人一样进大学读书。
在徐汇区少体校，徐为丽努力按照自己的承诺照顾好姚明。不同年级的孩子们每天早上被安排到教室上文化课——姚明是个子最高的，所以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不过老师总是给他特殊的关照。姚明则以打扫教室来作为回报。下午的训练，徐为丽不让姚明和别人一起搬运动器材到球场——篮球，放在场边的挡板，训练运球用的绕桩——尽量减少他背部出现伤病的风险，因为他母亲的运动寿命就是因为背伤而缩短的。
体校的其他运动员对给姚明这样普普通通的球员那么好的待遇有点不满。“孩子们看到姚明受到这样的特殊照顾，他们就想，‘我比他要好得多，为什么我就没有受到一样的照顾？’”教练王齐敏这样说，“这些孩子对此从来没有明说过什么，但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知道姚明是有些不同一般。”
从姚明还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已经受到了来自中国体育最高领导层的注意。1992年，国家“大球”项目的主管领导——杨伯镛，前国家队教练，并且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篮球明星——来到上海拜访姚明和他的母亲。作为国家主管体育项目的领导，杨伯镛一般不会中断自己繁忙的工作日程，来和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孩子见面。但是徐为丽关于姚明的极其引人注意的成长报告激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赶到上海，在上海体育馆附近新建成的奥林匹克宾馆和大方还有她的儿子见了面。他们到那里之后，杨伯镛让姚明在大厅里走了几个来回。这个来自北京的性格直爽的领导，轻轻地摇了摇头。姚明的臀部太大了，他说，对一个运动员来说他看上去过于笨拙了。
尽管似乎有些失望，杨伯镛说那天他还是在姚明身上看到了一些成功的可能。徐为丽在报告里提出了给姚明提供经济补助，杨伯镛同意给徐汇区少体校每年增加一万元的预算。其中有一部分是专门用在姚明身上，包括每天五元的午餐津贴。这听上去似乎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已经是一般小运动员的津贴的三倍了。姚明仅午餐费一项就快要赶上他母亲的薪水了，并且每天有两瓶牛奶和足以满足他需要的肉。在体校这种从饮食水平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享有的地位的地方，姚明的�